还原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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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教授是一个“右派”,而我是一个“右派之子”。

我们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日又“同为海外流亡者”。虽同属“自我流放”,盖因我们都是“不要共产党的人”,而不是“共产党不要的人”,所以,我们“同气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当然,“要共产党的人”和“不要共产党的人”;或者是“共产党虽不要你,而你却要共产党”,这里面的区别和讲究就大了。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海外的感情趋向,基本立场,行为方式。这对于在海外为人与交往,固然是一种界限;而对于一对志在“还原历史”者,其中的关系便尤其要紧。虽然我要辨识“谁是新中国”,他要“还原一九五七”,但我们注定是要“顺途同归”的。

不过,促使着我们相识的,连接着我们的志向的,加深了我们友情的,还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独立的民间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编辑义工,魏老则是这个杂志的主要作者。我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情致超然、文笔生动、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则在与我联系稿件的交往中,发现了我这个压根儿就“不承认共产中国是新中国”的右派儿子。我们欣然相识,不仅在对一九五七那个“悲惨世界”的回首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辨识上,一起指斥那个“颠覆了共和、复辟了专制”的马列中国,绝不是“新中国”。于是,“还原一九五七”这个题目,就首次出现在黄花岗杂志上,我当时为它写下的按语便是:“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还原一九五七》一书,无疑会成为一部真正还原了‘一九五七’的学术著作。其充满著学术精神的严密论证,特别是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毫无恋情和决绝之慨,犹将他对‘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艰难追述,推升到了一个更其纯净和高远的历史境界……”(《黄花岗杂志》2005年第1期》……”

我与魏老终于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来,我总是认真阅读他的大作,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我由衷的赞赏和叹息。他则因为对我那本历史书的满怀赞成,总是在想着和写着与之相关的文章。后来,他那晚来的文学兴趣,竟促使着他开始阅读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说来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写文章公开批评我,却与我成了朋友的大陆教授一起,接二连三、颇费周章地为我三十年前的小说,写了好几篇文学评论,可谓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将它们压了很久,才负疚似地将它们发表出来。因为我一生从未请人为我写过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国内共产党的那个文坛上,自己向来不屑于此,别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犹如当年一位时髦的评论家所言:“给他写评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是魏紫丹教授才为评论我的小说开了这样一个头。而他俩都因沉浸在对时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于自由的海外,所以写得都相当地透彻与深沉。这对远离故国,早已背离昔日文坛的我,虽是一种慰藉,还是给了我晚年回归文学之后,能够继续“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与魏老的友情,虽然“隔代”,而且“忘年”,却是日见其深。他对我的关切,甚至是对我的偏爱,总是让他对我时刻充满著忧心,时时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温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与他联系,他因担心我而寝不能安,信中的忧心悲切之词,令我心酸。而我,却因为研究、写作、讲演和编杂志,四处奔波,太忙也太累。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内心里虽然对他充满尊敬与爱戴,却时时感到自己对他的欠缺。所以,当他要我为他的“还原一九五七”这部巨著写序时,我虽然觉得难负重任,但是,我与他十年的友情,我与他共同的使命,还有我与他“右派与右派之子的缘份”,都使我不能推却、也不敢推卸。

魏老从发表志在“还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于今已经整整八年了。八年来,他经过不懈的努力,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精神,特别是怀着对历史忠贞不二的意志,怀着对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难者的痛苦深情,怀着他对我们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终于就要出版他的巨著“还原一九五七”了。

对魏紫丹教授的这部巨著,我将有一篇实实在在的专论会发表出来。在这篇短序中,我只想简略地说,这部巨著的不凡之处,就是它确实达到了那种“纯净和高远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个明显特征,就是——“还原的学术性、还原的真实性和还原的真理性”。

其学术性的表现,便是明晰的哲学高度。而构成这一哲学高度的,就是他为“还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考”,所独自建构的“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还有他那种“贯彻始终的历史感”。正是上述三个特征,才体现了这部巨著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悠远的历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学术性的灵魂所在,历史性是才学术价值之真正体现。

其真实性的表现,一是“主见在胸,着眼于史”,以亲身的经历,真挚的感情,诚实的反思,来“还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内,又能跳出三界之外”,从而使这部著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了“同一”的境界。为“还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实并丰的里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现,则是集中在他对共产党及其政治制度的彻底认识和全面批判上。这个认识和批判的原则,就是还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们”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热情呼喊,对于崇拜马列教条、毁我民族国家的痛苦指斥,对于一党专政和“党天下”的猛烈抨击……将至今五十年来不复再现的知识份子群体性“觉醒”和“绝响”,重新予以论证和褒扬,以激励今日的国人,能够以“前已有古人,今当有来者”的精神,激励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来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沉潜于“还原一九五七”,皓首穷经于“还原一九五七”,实非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尔岑一样,“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进”,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诚如他在“还原”一书中谈及中国前途的慷慨陈词,就是:“在宏观上,革命之外无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对现存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秩序,有着如此的决绝之心,是因为,在中国三十馀年来的“双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纵然风雨如晦,他也绝然地不屑于另一条要“助共改良”的所谓思想解放路线;同时,还因为他将“还原一九五七”纳为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一个环节,既要从“一九五七”出发来还原历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对百年中国艰难历史的反思中,重新认识腥风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来。这就不仅将他锤炼成了一个卓荦不群的“摘帽右派”,又将它磨砺成为一位坚如磐石的“自由斗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为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来艰苦奋求着。

一九五七,是我们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真正地还原这场悲剧用血腥所包裹着的真实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拥有未来。所有在“诚意正心”地还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将功不可没。而魏紫丹教授却以其卓荦不群和坚如磐石的还原精神,以其还原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实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著还原意志的巨著。诚如我在为他“还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写的按语所说:“魏紫丹先生……确实将中共发动的那一场’意在进一步整杀全中国知识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绝对思想统治”的政治运动,讲清楚了。他指出,中国从此彻底地丧失了思想,中国的知识界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思想机器的一个部份,它的罪恶源远流长,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控制着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思想统治下既自号为“自由派”、又自称是“精英”的知识份子们……。”(黄花岗杂志2007年第一期)

然而,只因为魏紫丹们还在,何况“前已有古人,后更有来者”,可以相信,中国知识份子们“魂兮归来”的日子,中华民族“魂兮归来”的时代,毕竟已经不会太远了。

此序为魏紫丹教授的巨著《还原一九五七》而写,亦为祝贺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寿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