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窃国，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普遍和严重。（网络图片）
当今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相当严重，中共毛左借机宣传毛泽东时代干部作风廉洁，不少民众误以为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近日大陆媒体曝光了一批国内出版的资料，揭示中共窃国之初，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特权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6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许多中共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致使许多农民饿死。
进城不久贪腐已普遍严重
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这只是某些人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解读。
1949年，中共窃国，干部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普遍，并且相当严重。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此后毛泽东下令的“三反”运动中，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
中共官员腐败被归罪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中共把自身官员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
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而中共的“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腐败问题。
进城同时，高干开始享受“特供”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饥荒年代干部侵占民众财产许多农民被饿死
1959年至1962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当年许多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不少干部甚至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侵犯人权，残害把农民迫害致死。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
《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9日报道《跃进悲歌》，披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除了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共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特需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