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会迎来一个金融资本“去全球化”、回归本土的过程吗？年初时的资本流动困惑犹言在耳，但随即被接踵而至的、流向新兴市场的新一波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所淹没。人们几乎忘了为避免金融危机重演的巴塞尔协议第三版（“Basel III”）新规的存在了。
阴谋论之外，出于资本角度的考虑，国际投行需要撤回之前的股权投资，因为“Basel III”已经令国际投行的股权投资成本变得极其昂贵。正如此前汇丰集团全盘出售平安股权案例，此次高盛清仓中国工商银行可能也是如出一辙。
5月20日，高盛启动对工行11亿美元股份的抛售——昭示将清仓对工行的全部持股，这也意味着高盛自2009年6月以来的六次减持，可令其从历时7年的投资中获得总收入约100亿美元。
其实，如果分析工行的股价K线图，会看到高盛的几次减持都不是最高点，但你能感到高盛的最后几次减持似乎越来越急促：一年之内，通过三次出售工行股份以完成清仓。如2012年4月，出售38.5亿股，套现25亿美元；2013年1月，出售13.5亿股，套现约10亿美元；5月，出售11亿美元股份。
事实上，依据“Basel III”新规——对于不同资产类型设定不同标准，对银行而言，其持有股权投资的成本很高，因此从财务角度看，并不难理解类似汇丰或高盛清仓中资行的策略。
不过，问题是，难道高盛对工行的股权投资不能覆盖其财务成本吗？或者这是出于其他战略目的？
人们可能不会忘记，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市两地上市时，当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激动地说“非常非常满意、非常非常成功”的时候，他的身后站着一群笑容满面的美国基金经理。彼时，《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打开这两年的业务利润报表，最赚钱的华尔街经理人，有一半与中国有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这一幕在今天看来落差较大。但或许我们能从工行“高盛时代”的结束中读出些什么——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吗？到了撤出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吗？
黑石顾问合伙人公司副董事长拜伦·韦恩在其最新的评论中指出，“五月清仓离场”成为投资组合经理们的共识。因此，汇丰与高盛清仓中资行，虽然不在同一纬度，但多少有些许相关性。
历史如此巧合，5月23日，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暴跌1143.28点，跌幅高达7.32%，并殃及全球股市，受其影响，香港恒生指数跌幅逾2%；台湾、澳大利亚及印度股市跌幅逼近2%；其他主要股指跌幅在1%-2%之间；沪指跌幅1.16%，深指报收9265.68，跌幅1.48%。
虽然日经指数大跌可用投资者“做多日指+做空日元”交易策略逆转等短期因素去解释，但不可回避的长期因素：经济政策，才是风险策源地。学者评价，安倍经济学将国家风险敞口暴露，把风险源从核心经济体引向了外围新兴市场国家。
事实上，也有专家将汇丰公布的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49.6与日经指数大跌相关联，该数值7个月来首次跌破50关口。尽管二者的关系有待商榷，但据此也许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呈下行风险、中小企业陷入衰退周期”的预判。
而横亘在中小企业面前的那条沟壑依然是资金，地方债务已然成为中国经济负担。
国际信用保险业集团科法斯集团进行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和香港众多企业均表示逾期账款比去年大幅增加，面临较高的信用风险。中小企业认为买家未获融资是引起拖欠货款的关键原因。换言之，钱并没流入实体，买家未获融资引致其拖欠货款。
此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或变成拖累经济下行和增加金融风险的负担。如果任其发展，首当其冲暴露风险的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
如此，外资撤出中方银行似乎不只是出于财务成本的考虑，他们也许更担忧中国银行体系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