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无耻的洋人》对洋鲁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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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中国文学每况愈下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何乡2009-08-03 09:50:06  第17期 

但在转载过程中，时间提前了，标题也变了： 

顾彬炮轰高行健：他的小说差得很

2009年03月13日 09:53时代周报 

除了拒绝与顾彬“相逢一笑泯恩仇”外，面对顾彬的谩骂，高行健这十年来用沉默作答。他不愧在对鲁迅的“崇敬”中长大。鲁迅说“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说者没做到，高行健做到了。 

在高行健得奖的同一年，贝岭因在北京实践“自由出版”，被中共逮捕，在国际压力下被驱除出境。从此他也象高行健一样饱受顾彬谩骂。二〇〇九年，贝岭被中共排挤出法兰克福书展前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从而成为德国媒体的焦点，顾彬对他的诋毁也达到高潮。 

贝岭在法广中文节目采访时，愤然回击，指出顾彬至少捏造了四个事实诬蔑诽谤他，并斥责顾彬为“逐臭之徒”。这个封号符合顾彬崇拜鲁迅，追求红色名利的事实。 

就象鲁迅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比如，“流氓加才子”都最适合他自己一样。顾彬骂贝岭“沽名钓誉”，无疑也是他的自画像。顾彬指责中国文人放弃、投降、赚钱，可他们是被迫，而顾彬是自愿。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让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成为众矢之的，一年后，极权中国借法兰克福书展搞的“文化奥运”既让顾彬出尽风头，又让他丧失信誉。 

顾彬固然可以自由地在德国为中共粉饰太平，说什么“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但会被人们耻笑，毕竟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更何况顾彬总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简言之，顾彬作为汉学教授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学术信誉因此受到广泛质疑，虽然他还不曾用德语讲述他的“代表论”、“双语论”和“一国之声论” 等遭人驳斥的“垃圾论”。 

了解顾彬及其德国汉学界的还学文，在回顾法兰克福书展时，特意在第四部分驳斥顾彬，表示，“书展前前后后，顾彬教授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伤害贝岭和流亡的异议知识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在捍卫他学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上，却几无声响。” 

早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份，顾彬就在德国电台表示坚决反对，因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维吾尔民众而取消大陆作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资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北岛的“所有作品都出版了。他在西方写了什么，就在中国出了什么。一个逗号都没有改变”。即使这是事实，顾彬用北岛的特例也无法掩盖大陆没有出版自由的现实。 

针对顾彬的“胡说八道”，还学文还特撰文加以点评，因为顾彬一边用德文对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的德国听众“自由”无碍地兜售他不真实的中国图景；一边用中文对不懂德文不了解德国的中国人倾销他在德国、在西方隐而不言的德国观。而他这种面西言东、面东言西的论说实在离谱，他的妄言太过大胆，以致逾越了虽不说真话但不讲假话这样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还学文明确指出，“这些年顾彬益发地尖锐极端，敢说敢骂，但他狂批滥骂的目标却是高度精确，它可以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可以是他不能容忍的作家个人，就不是中国官方，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言论控制、它的出版检查。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与叫骂，他还是能常来常往于中国，还是官方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汉学家，还受到中国政府的奖励。” 

还学文对顾彬的评价与德中两国知识界对顾彬的批评一致。 

在“谎言帝国”走红的顾彬难以在德国受到敬重。连亲共的北京歌德学院负责人阿卡曼 （Michael Kahn Ackermann）都公开表示，“我跟顾彬很熟，这个人比较激烈，有时候喜欢极端，有时候干脆就是胡说八道”，就更别提那些独立的德国知识人了。 

二〇〇五年，顾彬在得不到德国笔会的接纳后，加入奥地利笔会。他为奥地利笔会网站翻译的师涛因“六四”而作的白话诗《六月》成为同行们的笑料。听闻后，我特意查看了他的译诗，也觉得好笑。师涛诗中没有丝毫轻浮之意的“恋人”一词，在他的译诗中变成一个比“情人”还轻浮的昵称。可是顾彬却一再宣称如果不是他，被翻译的作品没人愿读。在上述报道“炮轰高行健”中，他还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当记者对此表示质疑时，顾彬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 

这就是顾彬作为翻译对待他称为“世界第一流的诗人”杨炼等的态度，幸好他们读不懂顾彬的译诗。 

能读懂顾彬译诗的是张枣，但《“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透露，张枣认为，“诗歌是完全不可翻译的。我非常不愿意翻译。我翻译那些作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需要我做这个事情。我相信诗歌命定是不可译的，所以我会刻意挽留其中的某些部分。翻译是一件比创作更麻烦的事，因为你必须依赖另一个意志，它规定你不能瞎发明。” 

二〇〇七年，顾彬在大陆召开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上“胡说八道”，遭到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等中外学者学生的驳斥。陈平原也意识到顾彬在“哗众取宠”，而一位荷兰汉学者则断定，顾彬在“在玩儿游戏”。按照学术中华网站公布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现场速记》来看，如在场的一位学生发言总结所说，“绝大部分人认为顾彬教授说的是错误的”。可喜的是这位学生还“认为顾教授涉及的面比较窄，他没有涉及到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家，或者说非主流作家，事实上中国有一大批非主流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想顾教授有可能是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这之后，张枣却出面吹捧顾彬，在专访《顾彬有他的道理》中，他甚至说顾彬“所翻译的中国诗歌都是高段位的，翻译水准非常高，翻译得也很全面”。很遗憾，不知什么时候，张枣放弃了要创造一种“张枣式的汉语”的理想，而开始沿用他曾经突破了的“假大空”的共产党话语。 

可能顾彬翻译过他的诗集，张枣要报知遇之恩，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在德国主要在汉学界求学任职，没有脱离共产党文化，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和鲁迅的危害，象顾彬一样推崇鲁迅，把鲁迅的破坏性当“现代性”诠释

与吹捧，甚至在他二〇〇九年主编的《黄珂》一书里，他还在与黄珂的对谈中沿用共产术语“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中共享来掩盖它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的假话。 

张枣的《春秋来信》得到顾彬的青睐，则可能因为原作的颓废与译者的忧郁一致。无论如何，顾彬很难读懂张枣，在译后记中“不得不承认他的困难：真的，在译者漫长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中，这是最难的一次。因此，译者在这儿很想化用和补充评论界评述张枣的一句话：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 

其实文字晦涩并不意味道理深奥，在上述“一席谈”中，张枣表示，他所在的圈子“写作一开始就不想为这个时代承担什么，没有意识形态针对性，而是想要为整个中国诗歌帝国做什么……我们那时觉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无用的文学，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追求失败”。 

与张枣同龄的虹影，虽然也曾对鲁迅不无崇拜，在一九九六年还“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不过她也能断定鲁迅有“忧郁症”，况且虹影天性开朗，有苦就倒，有泪就流，有话就说，有福就享，不会被鲁迅的阴影笼罩，不会象张枣一样借酒浇愁，借烟抒怀，在美食中，挥霍才华，慢性自杀。 在大陆同行渴望自由时，张枣放弃自由，因为他更爱故国，代价则是自我束缚思想，大肆吃喝玩乐。 

虹影获知顾彬在《锵锵三人行》中再次把她的作品斥为“垃圾”后，愤然在博客上加以驳斥。虹影质问顾彬“张大口时，读过我的作品吗？” 

虹影有五本作品被译成德语，其中《背叛之夏》可能是第一本以“六四”屠杀为背景的小说。虹影的自传《饥饿的女儿》好评不断。英文版出来时，就有德国同行向我推荐，后来我向民运志士、《悲怆的灵魂》的作者张林提到虹影时，他答复在大陆的铜陵监狱里读到《饥饿的女儿》并表示，“我当时特别惊诧，大陆怎么会出版她？这本书文笔流畅，非常真实地再现了70年代中国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我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又推荐给别人。我认为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对红色中国的一幅细致的白描，反映了那个悲惨时代的普通中国城里人的苦难处境。该书的冷灰色语调与书中情境特别吻合，读来令人感伤、震动、愤怒。这本书的特别意义还在于，她揭示了中国人的实际精神状态，那种麻木的、介于人和猿猴之间的、与文明人类距离遥远的生命状态。” 

简言之，虹影是位难能可贵的当代作家，因为她落实了鲁迅的空话，敢于直面人生，真实地披露她及当代大陆人在极权专制下的非正常生活状态。对此，二〇〇九年她在大陆《时代信报》的专访中，披露新作《好儿女花》背后的心路历程时，表示，“真实往往是很残酷的。你也看到了，小说里家族中的人的变态和多面性，人性的残酷，男女关系的丑恶……生命中最能伤害你的是谁？不是别人，而是你最亲的人，你的亲人！这就是生活的残酷。生活本来如此，不能回避”。 

虹影还问顾彬“干吗板着脸学那种喝棒打死人的中国文革遗风”。不过顾彬不是什么“文学上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最推崇的是鲁迅，而不是歌德、席勒或哪位德国作家。不过如还学文驳斥的那样，顾彬“反美”，这是共产党文化人的共同点，鲁迅如此，顾彬也一样。 

总而言之，顾彬象鲁迅一样，用文字造假，迎合共产党，这与高行健、虹影等用文字追求真实，揭露真相背道而驰。贝岭则关注被中共遮蔽的传统—极权中国的地下文学。顾彬回避的写作者，被贝岭视为同道。 

所以，虹影与贝岭会不约而同地撰文，“祝高行健生日快乐”，“高行健荣开七秩”，虽然他们既为名缰利绳羁绊，也没有认识到顾彬以他们为敌与鲁迅的关系。不过虹影在驳斥顾彬时，透露他确实象鲁迅一样眦睚必报。 

德国纳粹通过宣传，通过语言控制民众，德国纳粹破坏德文就象鲁迅、毛泽东破坏中文，控制读者一样。这些知识顾彬显然掌握，因为他在《锵锵三人行》也说，“如果马克思没有翻成中文的话，没有什么新中国”并承认，  “普通话和中国四九年以后的那个发展是分不开的”。 

顾彬再一次证明只有知识，缺乏良知，必然象鲁迅一样沦为共产党的工具，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他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注释：

顾彬现任妻子张穗子是中共党员来自她当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的同事的回忆《斗转星移说顾彬》。文中说，“忽然一次，德国来信炸了希特勒没做成的原子弹，信是两份，一份是穗子所写，称将与顾彬结婚，要开证明。全信没有解释，至今我只记得一句：希望不要开除我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交了两年的党费。另一份是顾彬所写，……先回家离了婚。有如此这般把戏并不是想骗大家，而是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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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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