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翁们里为何出不了比尔•盖茨？

而据7月3日人民网报道：6月14日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一期节目，本是辩论王石的万科"捐款门"，身为嘉宾的《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在辩论之余，却透露了一个令人乍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

这促使我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就出不了比尔·盖茨？我说的比尔·盖茨当然不单指"世界首富"的盖茨，更是专指"世界首善"的盖茨。

在我看来，国人文化基因堪谓本因。固然，在"炎黄子孙"身份符号和"礼仪之邦"文化标签下，我们不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类传统美德；然而我要说，姑且不论与"乐善好施""扶贫济因"同在，还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自私基因，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国人复具"心口不一""知行不一"的传统作派。表现于现实中，就是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说得好听做得勉强甚至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比如：1998年洪灾，企业承诺捐款达6亿元，但到当年年底兑现到位的捐款仅有一半。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某省民政厅公布消息，1·06亿承诺捐款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此外，与不少中国富人"家族世袭""爷爷管到孙子""肥水不流外人田"价值认知相左，不把财富留给子女却是美国许多富人奉行的原则。现实中，美国人并不十分重视富人们谁比谁钱多，而更看重谁比谁捐钱多。在美国，是否能以一种超脱心态看待财富成为检验生活品位高低的试金石。数字显示，美国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除富人外，美国平民百姓在捐款方面也不甘落后，钱多多捐，钱少少捐，无钱捐便做义工。可以说，乐善好施的品德已渗入许多美国人的骨髓，融入了美国文化之中。

除了文化本因，还有经济基础的成因。中国市场经济起步晚，虽然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甚至有的被国人称为"富得流油"，但与西方富翁比毕竟还是小巫见大巫。从历年富布斯富豪榜发布的富豪名单中大抵可以见微知著。耐人寻味的是，盖茨悉数捐出580亿美元的消息虽然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引起不小轰动，但在美国却议论颇少。美国人之所以大都以一种平常心平视之，正是缘于他们对富豪们"大把撒钱"扶贫济困早已司空见惯。一位美国商人如是说，美国有钱人多如牛毛，乐善好施者也数不胜数，动辄捐出上亿美元者比比皆是，盖茨不过是因为钱比其他人多故捐得亦多罢了。相形之下，不少中国富翁刚刚富裕进来，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他们从财富中寻乐的方式也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奢侈消费一掷万金眼睛眨都不眨，纵情声色迷恋犬马沉湎灯红酒绿无所不用其极......按照心理学家研究的理论，人的快乐来自需求满足，人的需求存在由生理向心理爬升的走势，小富阶段人能从吃穿住行玩的生理需求满足中获得感官快乐，大富阶段自然则能从乐善好施反哺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和自我成就的终极精神快乐。其实，"首善"盖茨也绝非一天炼成，"为富不仁"也曾很长时间与其大名捆绑在一起。经过20多年财富积累当了数年世界首富后，盖茨才对个人财富有了新的认知。1998年他在接受P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他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在功成名就之后，盖茨找到了股票市值和盈利之外的新方式来评价人生成就。相形于中国富翁从小富中摆阔斗富取乐，盖茨却在大富前失去乐趣进而获得快乐升华，这大抵实证了心理学家经典论断的真理性。

平心而论，中国出不了盖茨也不能全怪富翁们，他们的慈善表现与当下慈善制度生态不无干系。我一向认为，不是说一定要做到世界首富才能做慈善大家，慈善是全社会公民的事情。但要让慈善成为更多富人关注的事情，不仅是靠道德的力量，更须有制度的激励力和法律的保障力。有记者调查披露，国内有些企业"诺而不捐"、"诺而少捐"甚至成立基金会虚假运作，重要成因正是在于：中国慈善环境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机构运作流程还远远不够专业和规范，且当下中国税收制度对富人慈善激励力不足。而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环境完善制度先进。美国于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美国法律规定，建立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税收优惠，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同时，美国还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规范运作，使富人的钱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难怪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积极捐款既有自愿因素也有"被迫"成分。所谓"被迫"就是指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捐赠制度，这种制度"迫使"个人和企业积极捐赠。而严格的税收制度又迫使美国人与其挖空心思"偷税漏税"，不如乐施行善造福社会。

有人断言，盖茨"千金散尽不在乎"的气概势必颠覆国人财富理念，或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富人慈善革命。而照我看，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点，因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