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中共，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意識形態：每天準備世界革命，現在的工作重點大半放在國內了；美蘇原來是頭號敵人，現在全是「戰略夥伴」；「解放全人類」的目標也換成了「與國際接軌」；外邊的帝修反幾乎全部重新定性為引資對象；國內的階級敵人也都不見了，朝野城鄉一致「向錢看」；軍事上「早打、快打、大打」的戰略戰術已經為「電子戰」、「信息戰」所代替；無比優越、沒有危機的計畫經濟體制，乖乖的讓位給市場調節；文化藝術不再是工農兵的一統天下；資產階級也被請回教育領域「專我們的政」。最令人如釋重負的是「階級鬥爭、階級分析」不再提起。不但不「鬥私批修、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販賣封資修、燒香拜佛也受到鼓勵。只要不公開呼籲「打倒共產黨」，諷刺現行政策，嘲笑各級領導，批評社會制度，揭露陰暗層面，好像也沒有牢獄之災了。按照文革前後的政治標準，這些年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要說大行其道，恐怕沒有幾樣能夠公開發表。甚至民間社團，若無取代現政權之嫌就能建組織、辦活動。停止統購統購，農林牧副漁任意經營，米銖薪桂的日子終於留在了記憶裡；承辦私營合資獨資，日用品豐富，為「手錶、自行車、縫紉機」興奮成了懷舊的故事。如此，躺在農村土炕上的那些夜裡，作夢、發瘋也想不到吧－－知識青年不但回到了城裡，還遠渡重洋地去追尋「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剝削、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所過的生活。
恐怕誰也沒有料到，短短二三十年的功夫中國會變成這樣，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事業規劃原來根本不是這樣定的。就像胡蘭成先生說的：人們從生活的不能忍受裡懂得了制度的不能忍受。起初，民眾跟隨共產黨的指揮棒，還算有失有得，文革把人弄得太慘了，短暫的狂熱之後，人們先是沉默以對，繼而陽奉陰違，最後就消極抵抗了。共產黨的威信從文革中期開始下滑，到結束的時候基本喪失殆盡。失去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社會基礎，中共為維持其統治地位，只能以「改革開放」為號召了。所以說，中國今天這個「歷史上最好的局面」，並不是中共所創，而是人民的威懾、貢獻和意志的體現。
說左右中共決策的是歷史潮流的趨勢也好，稱作社會板塊的移動也罷，反正「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比華國鋒聰明，堪稱「識時務者」，他不僅知道什麼時候該改弦易轍，還明白反正時移勢易，老的一套肯定是不能再用了，無論是人還是團體政黨，所求不外精神、物質這兩項。過去中共偏重意識形態，精神升華已到極限，現在是享受利益的時候了。因勢利導，就在「改革開放」中，讓資本主義養著共產黨吧。於是，一經商業經濟大潮的洗禮，中共很快就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先鋒隊」脫胎而成佔有絕大多數權力和物質資源的特權階層。名字不改、舊賬少算，封妻蔭子，賞賜功臣。革命停止了、理想不提了，權力還握著，一切掌控中。細說起來，馬恩列斯毛的家法也沒丟－－符合唯物辯證法：變中有不變，不變也是變。
話說成這樣，好像有失厚道還帶著情緒，實在是現今國內貪官污吏太多、貧富差距太大，不公平、不道德的事情太普遍。雖說發展的道路曲折漫長、要付代價，但目前很多社會亂象，在管理和技術上應該是可以縮小和避免的，中共的無知無能和縱容放任，也不可忽略不計。社會輿論監督，不是國家民主程度的標誌嗎？
平心而論，共產黨對社會控製程度的減弱，是到底是中華民族的進步。古有「療醪眩暝」一語，說是讓人暈厥的藥，往往能起沉痾。現在看來，文革浩劫等於喚醒民族自強精神的猛峻之劑。所以，二十幾年來，中國的進步才會這麼大。過去是共產黨任意驅使幾億人民，現在做什麼事也得看看民眾的眼色了。要是現在的中國同文革時期區別不大，那就是說我們這個落後的民族無藥可醫了嗎？鑒往知來，再過三十年，共產黨哪怕不改其名、仍居其位，內裡多半會依照公民意志、照著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樣子蛻變一新。因為，資本主義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剛剛走上社會主義國家舞臺的時候，難免得有一個捏著鼻子養著共產黨的階段，它既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基礎、滲透進社會的各個角落，就要逐漸在政治上起主導作用。在中國社會整個地的跟著它變的時候，共產黨能獨善其身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