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接管系統中，文教接管委員會的工作雖然相對於軍事、政務、財經來說，不是那麼引人注目，但當時的上海是各類知識份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周恩來對此有一個估計：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佔了全國的半壁江山。正因為如此，陳毅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自己擔任了上海文管會的主任，副主任則由韋愨、夏衍、範長江、錢俊瑞擔任。範、錢二人此時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韋愨是黨外人士，許多事情不便插手，陳毅又難以顧及，所以，接管的重擔就落在了夏衍身上。夏衍後來回憶說：從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到同年１０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幾個月，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務最重、工作最忙的時期，除文管會副主任之外，我還當了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我又當了常委委員，分管文教工作，每天從凌晨到深夜，大會小會，會見文化藝術界人士，個別談話和對新接管的文化單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傳部長，還要經常到區委和群眾團體作時事報告。
上海是文藝界人才薈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謂諸多的小資產階級作家。解放了，要求他們放棄早已寫慣了的題材去寫工農兵，自然是不現實的。所以，當這場爭論正酣的時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聽聽夏衍的意見。夏衍對此明確表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什麼不可以寫？當然可以寫。他還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根據，進一步解釋說：毛主席在講話中明確說道，文化要為四種人服務，而這第四種人就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長期能夠和我們合作的」。
因為有這樣的認識，夏衍積極去組織文藝作品。他對上海兩傢俬營電影廠「崑崙」和「文華」採取扶植態度，鼓勵他們拍出電影：電影題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娛樂性就可以，連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壞作用的「白開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勵下，「文華」將《人民文學》發表的小說《關連長》拍成電影，而「崑崙」則將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拍成電影。雖然公映以後群眾反響很好，但北京的文藝界卻傳來了批評的聲音。
在《文藝報》上對這些作品提出批評的批評家，自然也不會放過上海的夏衍。批評的文章中說，夏衍在上海「提倡」什麼「白開水」。所以也就上綱上線了：上海文藝界領導「右傾」，「小資產階級思想氾濫。」
《文藝報》的批評，雖然引起了夏衍的不快，但是，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陳毅公開表示：上海執行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經過常委會批准討論，所以北京《文藝報》指名批判夏衍右傾是不對的。在北京的周恩來也表示同意陳毅的意見。
有陳毅和周恩來的支持，夏衍那點不快也就煙消雲散了。
但在隨後而來的批判《武訓傳》的運動中，夏衍卻不得不作出檢討。
其實，《武訓傳》雖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攝之前就明確表態，「武訓不足訓」，因而並不贊成拍攝計畫立項。後來，終於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負責任，甚至還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確。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甚至周揚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批評。
夏衍的檢討，是周揚敦促他寫的。
剛剛出國回到上海的夏衍只好在文藝界作了檢討，並把發言整理成《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一文，寄給了周揚，周揚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又親筆修改並加寫了一段話，還對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讓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武訓傳》事件後，夏衍被免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調華東局任宣傳部副部長。
（摘自《縱橫》徐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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