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事件黑白分明，全世界所有知名作家以及國際筆會都對大屠殺予以同聲譴責。如果不是巴金先生自己在文革後哭著喊著要講真話，鼓勵大家都講真話，併發誓決不生活在謊言裡，我也不會發問。冰心也對6.4大屠殺不置一詞，但誰會追問她？冰心作家的名聲、社會地位都是黨賜予的，想見得到她會聽黨的話，報達黨的恩情。 巴金則不同。巴金大作家的地位是1949年以前奠定的。巴金先生的第二次生命是文革後"講真話"和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當時是胡趙時期政治環境最為寬鬆寬容。巴金"講真話"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人們有理由對他寄予希望，並把他看作一面道德的旗幟。但巴金先生的良知卻在1989年沉睡了。何止不講真話，他對6.4大屠殺就沒說過一句話，好像中國的土地上壓根就沒發生過這事。我怎麼也不能相信這就是從《家》《春》《秋》到《寒夜》從《真話集》到《隨想錄》的巴金。
講真話－－我僅僅是用巴金的要求去要求巴金，這要求是否過高了？作家應是社會的良心，這要求不高吧？大作家應是思想家，這要求不高吧？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沉默不是金。 或許巴金先生跟黨的看法一致，認為6.4鎮壓是正確的？我仔細跟蹤過所有報導，巴金也沒說過一句支持鎮壓的話。顯然，巴金彎下了腰，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數"。 在民主社會裏，講真話本來是一種常態。在中國，任何人講真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13年過去了，巴金為什麼不講真話？巴金如果講真話，就當不成文藝官僚（政協作協），就享受不到高規格的醫療保健（專家組），就活不到99歲，就等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巴金違背初衷不講話的原因是為了苟活、長壽。這就是簡單明白的邏輯。
當政者希望巴金長壽，給"沉默"以回報。需要巴金的牌子，給大眾以幻覺。打出文學的標誌，給社會以麻木。
可見，一個人一時說兩句真話並不難，難的是經常說真話。一個人在寬鬆的環境裡說真話並不難，難的是在嚴酷的環境下也說真話。一個人在小說裡說真話並不難，難的是在現實的大是大非面前也說真話。一個人到了國外說真話並不難，難的是在國內還理直氣壯地說真話。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難怪巴金先生淒慘地喊著："對我來說，活著是一種痛苦……"
原載《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