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街頭的報刊攤，幾乎都是自由的展示。那裡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反共的、中立的、色情的和親共的各色雜誌報紙，全都親親密密擠在一塊兒供人選擇。不論這些媒體的內容是如何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它們都像契訶夫說的：「大狗小狗都要叫」，就用自己的嗓門叫喚好了，絕不因為某只大狗腔調大，就可以剝奪其他小狗叫喚的權利。
當時的香港人，似乎並不太稀罕英國人給予的這些自由，他們行步匆匆，忙著「搏命」掙錢。而我本人在短暫的欣喜過後，很快就為了生計，一頭紮進餐館熱氣騰騰的洗碗池中，也深深地體會到：有了自由並不等於有麵包。香港是一個重利的商業社會，港人極其務實，大多數人不願過問政治，以致被稱為「資本主義經濟動物」。
然而，當昔日並不覺得珍貴的自由面臨失去的危險，只問金錢不問政治香港人猛醒了。他們發現，想要只做「經濟動物」已不可能，自由不存，經濟繁榮不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將從根本上動搖香港的根基，侵害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更會瓦解香港的開放社會和健全制度瓦解，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和國際地位，形勢異常嚴峻。
就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六週年的日子－－－2003年7月1日，五十萬市民走上街頭參加大遊行，強烈表達他們對香港政治前途的關心。這一聲勢浩大的行動，使23條立法爭議出現戲劇性的、石破天驚的巨變：由於經受不住民意的強大壓力，自由黨和田北俊，抽回對董建華方案的支持，重新提出推遲立法的要求，並且做出了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強硬姿態。而後，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被迫發表聲明, 表示決定將國安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
7月7日瑞典時間凌晨二時，我仍然守著電腦捕捉來自香港的消息，激動得無法入睡。在思考香港民主的前景，以及這一巨變對於整個中國的意義時，筆者最為關注的，是香港這次抗爭中展示的浩大的民間力量。
當年，筆者曾經參加香港維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那次參加的人數是五萬，而且是在香港人有閑暇的夜晚。當時有人說，因為晚上光線暗，參加者不必擔心被中共錄像報復，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敢於參加。而這次七一大遊行，五十萬參與者卻是在明朗的大白天，無畏地表示自己的反抗。這不但說明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說明，香港的民間力量已經相當成熟和可觀。
發起七一大遊行的有四十五個香港民間團體，其中有人權組織、新聞界、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及專上學生等。他們有的激進，有的溫和；有的有政治性，也有的過去不問政治，而在這次卻被逼得「政治化」，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團體，聯合組成了「民間人權陣線」。其發言人蔡耀昌說：該組織的宗旨是在民間推動一個公民社會，推動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代表自己爭取自己的人權和自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他們不信自由喚不回，不信幾十萬人上街不能阻止23條立法。他們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決心和道義力量。滾滾的怒潮，震動了當局。於是，不肯與民為敵的自由黨開始倒戈轉向，這就基本確定了港府和保皇派的敗局。被比喻成一把懸劍的23條，終於暫時被當局收回。
人們對選擇站在人民一邊的自由黨和田北俊表示「尊敬」，人們讚賞董建華終於願意向民意「投降」，而我，首先為香港民間力量－－－四十五個團體感到驕傲。他們面對針對香港的「逮捕令」－－－23條，沒有祈求「明君」的恩賜，沒有夢想當權者主動放棄他們的權威，而是充滿獨立性地站立起來，竭力推動民間力量的聯合與壯大，向獨裁者勇敢地說「不」。這種強大的民間壓力，在香港特殊的條件下，終於導致局勢向良性互動方向發展。
這次香港的巨大勝利，給中國大陸人的啟示意義是深遠的：只有民間的努力，才是推動中國變化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