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門的廁所不是沒見過，但是眼前這個結構嘛，非但沒門，在坑與坑之間只有一堵矮牆，也就是說，蹲著的人一偏頭就可以看過去一排人頭，當然都屬於別的正蹲著的人。若是不偏頭直視
前方，就得準備隨時和那進進出出的人打個照面……當然是人家站著你蹲著，人家穿著衣服你半裸著，人家從高處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雞皮疙瘩。怎麼辦呢？
只好面對著牆壁，低下頭來。至少在三面牆的環護之下，有被掩蔽的錯覺；而且也避免和別人四眼相對。我像一隻縮頭縮尾的病鴕鳥蹲在那兒，然後就聽見有人走進來；是新加坡來的作家。她叫了一聲「哎呀！」就停在那兒不動。過了一會兒，發現了我，遂也走了過來，默默地作了我的鄰居。
在我們離開時，看見另外兩個坑上也已有了人；兩位來自河北的作家，正蹲著聊天。那兩個人是把背對著牆壁，臉向外蹲著的。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兩個海外人蹲錯了方向！
「可是，為什麼臉朝外呢？」我們邊走邊研究，那坑的結構極簡單，沒有什麼非要人朝外的科學理由；那麼，「難道我們的鴕鳥心理這兒的人沒有嗎？」恰好一個上海朋友走過來，我們問他，他露出聽天方夜譚不可思議的表情說，「那當然臉朝外啦！否則豈不是把光光的後面給別人看嗎？」
新加坡人反駁得也快，「沒道理呀！依照這個邏輯，那麼臉朝外，豈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給人看了嗎？」出來遊山玩水的作家們亂哄哄笑一陣，這個不怎麼適合紳士淑女的笑話也就過去了。
但是對我這個喜歡對文化現象胡思亂想的人卻沒有過去；在笑話的裡層一定有一個文化的合理解釋，一定有的。
離開西安，回到我寧靜的書房裡，終於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贈書好好讀讀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麼寫西安。賈平凹的《西安這座城》寫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幾句話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輕視了靜坐於酒館一角獨飲的老翁或巷頭雞皮鶴首的老媼，他們說不定就是身懷絕技的奇才異人。清晨的菜市場上，你會見到手托著豆腐，三個兩個地立在那裡談論著國內的新聞，去公共廁所蹲坑，你也會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的內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館、巷頭、菜市場與公共廁所並列起來，顯然表示公共廁所是一個現代的所謂「公共空間」－－和今天的酒吧、廣場、演講廳，從前的水井邊、大廟口、澡室和菜樓一樣，是市民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戶戶都有自用的衛生設備；馬路邊的公共廁所不為居民所設，使用者是真正內急的過路人。過路人互不相識，解完手繼續上路，沒有在廁所裡說三道四的慾望和必要。廁所只有機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各人關起門來辦各人的事兒最簡單便捷，誰也不打擾誰。門，是必要的。
可是當公共廁所是相屬某一個社區的設施時，它不可避免地就擔負起交流的任務。都是街坊鄰居，在廁所裡碰面能不聊幾句嗎？若是和暖的春天，人們可以在村子裡頭大樹下邊抽煙邊談話；若是螢火蟲猖狂的夏夜，人們可以抱著自己的凳子到廟前廣場上邊趕蚊子邊論天下。到了寒氣侵人的冬日裡，反正不能下地，難道公共廁所不是個頗為溫暖的去處？至少那兒遮風擋雨，那兒瀰漫著人的氣味，那兒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兒的人在排完胸中塊壘之後通常神清氣爽，無所鬱結，容易挺直了背脊暢所欲言。再說，廁所裡一目瞭然，不會有密探埋伏，竟也是個說話有豁免權的自由天地。
老農蹲在大樹底下聊天時，肯定個個把背對著樹幹，臉朝外。臉朝外，才好左顧右盼，呼朋引友。在這種地方若有一個傢伙臉朝著樹幹，把背給別人看，顯然是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廁所既然和大樹一樣是個互通氣息、發表意見的公共空間，哎，我當然蹲錯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間，有門不如沒門吧？我們能否想像將咖啡館的座位一一間隔起來用門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龍性質的咖啡館了。我們能否想像將一個城市的大廣場切成小塊用一扇又一扇的門關閉？當然能的；從前的君主們為了不讓市民聚集論政，曾經在廣場上建築起七七八八的設施，用以抵消廣場的公共空間作用。但是市民「街談巷議」的慾望是堵不住的；人們遂流向公園，流向老廟，流向……公共廁所。倫敦有海德公園，臺北有龍山老寺。而「文革」期間，多少人在交代不出來的時候脫口而出，「是廁所裡聽來的」？如果是個有高牆厚門、誰也聽不見誰望不見誰的廁所，賈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廁時「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內容」？
而且，我也絕不會聽到這麼精闢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禮多話，上公共廁所時，一個說，「真巧啊，您老也上廁所呀！天這麼冷，幸好這廁所離得近。您先請先請……」那另一個就說，「您也來啦！身體好嗎？老爺好嗎？大嫂幾時……」臨走時，兩個人還得再來一回合：「您老尿完啦？好啦？您……」而內向寡言的陝西人據說是這樣對話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為沒有防堵的門，所以市民對國事的看法得以交換而集思廣益，人們對鄉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濟，個人更因為胸腹中無所鬱結而得以充分發泄個性才情。作為一個責任重大的公共空間，公共廁所之有門無門朝裡朝外，差別大矣！
《百年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