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霹靂
1965年的春天,帶來一片晴朗和喜悅。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國人民經過兩年多奮鬥,從三年困難陰影中走出來。農業兩年豐收,經濟經過調整,市場開始復甦,生活有所改善。人們心情開朗,充滿了希望。青海省形勢也有明顯好轉,克服了歷年靠國家調撥糧食的局面,第一次實現了糧食自給,畜牧業得到恢復,全省農牧民日子好過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稱讚和中央的表揚。我也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當時我在青海省委擔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兼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報中央批准,調我到西北局任辦公廳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寧市委書記。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認為我是公安部借調去青海工作的,應該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醫院治療,工作何去何從,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當時我患的是浮腫病。 1961年春季隨周恩來、謝富治在河北省邯鄲地區做農村調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隊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正趕上三年災難中最嚴重時刻,在農村一個月,就得了浮腫病。周恩來在伯延公社,謝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樣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有一次匯報會後午餐,炒了一小盤雞蛋。周恩來用刀劃成四份,周與鄧穎超、謝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雖苦,但是通過農民群眾無記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重視與肯定。我與大家同感不虛此行。調查結束,我到了青海,常在農村、牧區蹲點,顧不上治療休息,浮腫,特別是下肢腫得更厲害,神經功能和代謝功能紊亂。經領導安排,在上海廣慈醫院請專家鄺安昆教授治療。這一段,我日子過得很平靜。
在一片晴朗和喜悅中,天邊逐漸升起烏雲。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大講階級鬥爭,提到很高的高度,這往往是發動黨內鬥爭的信號,卻被人們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起草農村「四清」文件,毛澤東公開表示對劉少奇的不滿,引起了劉瀾濤等人為毛劉關係的憂心,而劉少奇仍未引起警覺。這個期間,林彪、江青暗地裡聲東擊西,興風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組織姚文元拋出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使烏雲更加密佈,終於在「上海會議」上爆發出晴天霹靂。
1965年11月26日,羅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他的秘書來看過我,不久羅即離開上海去雲南省考察。12月6日,謝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問他開什麼會?他說清晨周總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開醒牖嵋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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