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申訴檔案: 《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摘錄

發表:2005-01-23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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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動向》1月號披露特別法庭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陳伯達的檔案。這是一九八O年四月,陳伯達向中共中央和特別法庭提交的一份題為《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的陳述書摘錄部分。其中披露了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些內幕,從而揭露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歷史真相。

陳伯達,一九八O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八年出獄,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因心臟病逝世。
陳怕達七萬字《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
一九八O年四月七日,陳伯達向中共中央和特別法庭遞交了一份題為《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的陳述書,長達七萬六千多字。

陳伯達在該陳述書中,對其被指控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反革命活動罪狀以及自己屬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等,予以全盤否認和推倒。但,他承認自己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領導成員,對其造成的破壞、摧毀,是有罪的,是「嚴重罪行」並坦承自己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緊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執行的,並聲稱自己是毛澤東和林彪二人政治鬥爭中的替罪羔羊。

以下是該檔案的摘錄。

六五年林彪已知毛要搞文革
「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問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風暴雨的到臨?主席要從北京市委突破。這場鬥爭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決戰狀。我問: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議?林彪說:這是皇旨密令。」

文革初期的周恩來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總理也在。林彪問總理:『這場政治風暴要燒到哪一級?』總理說:『局勢還不明朗。彭、羅、陸、楊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林彪講了他對主席的理解,說:『一場鬥爭是對準劉、鄧,還要燒一下總理。』總理聽後說:『要相信黨中央,要接受考驗。』,接著又不斷地說:『鬥爭、鬥爭,哪一天能少些鬥爭!』」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人事部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毛澤東找我談話,要我到鬥爭第一線挂帥,後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我對主席說:『(我有)自知之明,擔心會辜負主席的期望,還是任組員合適。』主席講:『主席、總理、總書記都會不一條心,秘書還會不一心!』我對這場運動不理解,而且吃不透主席的下一步。到八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我感到有個政治上的解脫。」

「一九六六年八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根據主席提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十一名常委名單,是主席、林彪、總理和我四人擬的,有過討論。總理、林彪提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朱德還留在常委。主席講:『留著挂個名,問題還好解決。』全會上沒有選副主席,是主席在一篇文件上作了批示:『副主席還是要,提議林。如無反對,照辦。』」

文革中毛周的關係
「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斗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後,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

毛最早提出設國家主席
「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我是會議籌備組五名領導成員之一(按:五名成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紀登奎),會前接通知到杭州,向主席匯報籌備情況。主席說:『不要拘束一個主題,放開些。』主席問:『副統帥(林彪)看,怎樣安排?有同志提議當國家主席,是名正言順。』當時,總理、康生、謝富治、紀登奎和汪東興在座,都說:『聽主席的。』主席說:『我要聽各位的。伯達,你的意見呢?』我沉思一下,提出:『主席健康,還是主席當。』主席說:『我還健康,主席就不當了,考慮他人好。』總理、康生、謝富治都表示:完全理解主席精神。主席對總理作了示意,總理說:『按主席指示辦。』主席、總理等人的眼光都等著我表態。我說:『林彪同志是主席的親密戰友,憲法上已經寫了。國家主席由林副統帥當,是最合適的。』在黨內解釋時,其他同志都沒表示不同意見,還說:『董老(指董必武副主席)代主席三年多了,是該有個決定。』」

陳伯達的失寵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主席通知我去談話。主席問:『我的理論家、天才,天才究竟是頌揚我潤之,還是副統帥?你和我三十多年,轉得很快,過去跟那個主席(按:指劉少奇),今天又跟那個新主席,明天還跟誰?我還沒死,你們已在搞陰謀。除我身邊的人(按:指江青、張春橋之流),架空我。』我急著申辯,解釋從沒搞陰謀,都是按主席指示辦的。主席下令:『你回去休息去!』於是我被警衛員帶走,第二天被送返北京關押。

陳伯達「伴君如伴虎」的下場
「一九七O年十月三日,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找我談話,傳達毛主席要我邊養身體,邊看書學習,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政治、國事不用再操心。我開始了不知罪名的監禁生涯。」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五日,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代表中央找我談話,說我給主席的信已收到,要我作為老黨員不能計較個人得失。對我的處置,是黨和革命工作的決定。中央會考慮讓我做些黨史整理工作,不作組織結論。我不想申辯,知道申辯也是無結果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汪東興和二名中央專案組成員,連續二個多月,找我交待和林彪、葉群及其他人的往來、議論(包括平日談話,林彪、葉群和其他人的往來、議論、傳說)又拿出我已清楚向組織澄清的履歷,作為揭發林彪、葉群將功折罪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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