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敬佩歸敬佩,遇到疑惑並不能因敬佩而煙消雲散。比如,讀新出的這期(總40期)《南方人物週刊》上刊載的訪談實錄《對話何祚庥》,看到他發表的那些高見就不免心裏犯嘀咕。
何祚庥說:「我現在做的事情,從某些方面來講的確是不可替代的,因為既懂馬克思主義又懂當代科學的人實在不多。」對此,我自知沒有能力提出異議。雖然這個世界上不管少了誰,別人的日子都會過下去且會越來越好,但人沒有這種自信,活著還有什麼勁呢?我感同身受同情性地理解所有人的自信或者自負。
何祚庥說:「我做物理研究,高度關注物理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晚年,何祚庥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學理念用到馬克思哲學上。」他是否由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或者物理學理論,只有像他這樣兩項都精通的人才才能評價,我輩連嫉妒的資格也沒有。
那麼,現在我可以請教何先生的是兩個低層次的常識性的邏輯問題。這兩個問題都產生於下面這段對話。
「攝影師:中國煤礦每天死多少人您知道嗎?
何祚庥:報紙上說100多人……
……沒法避免!中國煤礦死人也沒法避免!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窮了。
攝影師:您認為是窮而不是腐敗嗎?
何祚庥: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麼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麼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怨就怨)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攝影師:但不應該死無辜者,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何祚庥:誰是無辜的?誰是可以避免的?它有一個概率分布。何祚庥也不希望死人,但有時候發展過程中的犧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沒一點犧牲,是很不切實際的想法。
攝影師:那您的意思就是煤礦工人應該死了?
何祚庥:煤礦工人應該是做了貢獻的。他們的貢獻我們應該正確評價。
攝影師:他們做了什麼貢獻?提高了GDP?
何祚庥:一點不錯。解決了中國的能源短缺問題。」
我不想與何祚庥討論什麼叫「以人為本」,我也不想討論我們該不該做中國人,我只想問:
一、那些礦工因為「太窮」,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下井幹活,「因為不接受就活不下去」,即「太窮」是「賣命」的必要條件;然而「賣命」的人,又只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也就是說「賣命」的只能受窮,走不出「太窮」的宿命結果。且不論這一切果真是否因為他們不幸生在中國而與腐敗無關,「太窮」 與「賣命」這種因果關係就像萬有引力是不能打破的鐵律嗎?何先生這樣論證,在邏輯上算不算「循環論證」?《中國改革報》11月28日披露,據保守統計,我國公車目前已達350萬輛,公車年開支達3000億元,超過年度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的總和,且公車單車運輸成本竟接近出租車的8倍。煤礦的安全投入要多一點,給煤礦工人的工資高一些,真的是沒錢做不到的事嗎?
二、希望死的人少一點,避免發生一起又一起的重大礦工傷亡事故,與「希望沒有一點犧牲」、完全避免死人是一回事嗎?混淆二者,在邏輯上叫不叫偷換概念,轉移命題?這種反駁的手法我們早已司空見慣。比如:你要求某一項合法權利,他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斷然拒絕道:「世界上沒有絕對自由!」你痛恨某地某行業貪官污吏「前腐後繼」,他給你一句絕對真理:「古今中外哪個國家沒有發生腐敗?」 何院士是科學家,難道連這類拙劣的詭辯法都不能識破,而會受傳染,採用同樣的「邏輯」論證手段嗎?
我相信何祚庥不屬於那些「不幸生在中國的」中國人,而他是不是「最講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我也懶得去證實或證偽,請他先回答我這兩個低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