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加拿大卡爾加利仍然非常寒冷，夜間氣溫更冷到零下十幾度。3月14日，是在泰國曼谷等待了一年零四個月，並在當地移民拘留中心關押了一年零三個月的魯德成獲得自由並抵達加拿大的日子。
情況突變
等待迎接魯德成的卡爾加利的民運界朋友，為將從炎熱的泰國前來寒冷的加拿大的魯德成準備好了溫暖舒適的住處、禦寒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焦急地等待了一天的鄭保羅在晚間收到加拿大駐泰國大使館移民官安德森的一封電子郵件，郵件中說：我很抱歉無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魯德成今天的飛機票已經不得不取消了，而且看來他無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抵達加拿大。中國政府已經向泰國政府發出了正式的要求，要求泰國政府不得讓魯德成離境，直到得到中國官方的允許。加拿大移民官在信函的最後一部分遺憾地表示：我不知道消息是怎麼走漏的，我詢問過了美國駐泰國大使館、加拿大駐泰國大使館以及聯合國難民署，他們都表示沒有向外透露消息。
鄭保羅是魯德成做為難民前來加拿大的主要擔保人，他為此事忙碌了一年。沮喪的鄭保羅問我：到底民運裡誰是特務？我說：我不知道。他焦急地分析到底是從什麼地方走漏了消息，讓中共及時獲知情況並來得及阻止。加拿大於2月21日向魯德成發出入境簽證，定於3月14日抵達加拿大。2月22日，《美國之音〉在報導裡說：魯德成在2004年潛逃到泰國之後被泰國警方的關押，預計在下個月接受聯合國的安排，遣送到加拿大。中國正在尋求將魯德成引渡回國。《自由亞洲電臺〉廣東語組也發出報導，但幾天後在電臺網站上把報導文字拿掉了。隨後許多媒體對此消息進行了轉載。鄭保羅說，不知道這些媒體是從什麼渠道獲得的信息，也不知中國政府是否根據公開的報導做出了反應，或者他們是另有消息來源。另外一條線索是，路透社駐曼谷記者在天安門三君子最後的一個受難者俞東嶽獲釋時，於 2月22日從曼谷發出一篇報導，其中介紹了正在泰國被拘押的魯德成將前往加拿大的消息。
三君子所為是八九民運中最為震撼的一幕
八九民運期間，湖南省瀏陽縣大湖鎮灘頭小學教師余志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俞東嶽、湖南省長途汽車公司瀏陽分公司員工魯德成三人，於89年5月18日從長沙火車站登上北行的列車，趕往北京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運動。行前，他們將一幅長達數米的黑色標語懸掛於站前廣場，上書１２個大字：「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1989年5月23日下午，余志堅、喻東嶽及魯德成三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北側、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門洞兩側，各貼了二幅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由余志堅起草，喻東嶽書寫。隨後，三人請周圍人群站開，將二十餘個裝了顏料的雞蛋擲向門洞上方的毛澤東巨幅挂像。但是，他們立即被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抓住並交給公安。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和反革命煽動罪"，分別判處余志堅無期徒刑、俞東嶽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
三君子之一余志堅在2005年6月寫的《「五.二三」事件真相》一文中，介紹了他們行動的目的：我們的行動意在喚醒民眾，必須重新評價毛澤東，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只有這樣，才能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從而最終實現憲政民主制度。我們一直認為，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像完全是專制的象徵，它的存在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和嘲弄。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難書！毛澤東思想是人類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敵，他的幽靈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無忌！
余志堅也詳細介紹了當時事件的經過：我們的雞蛋砸向毛像的時間，是下午二時二十分左右。十點到十一點，我們到王府井百貨大樓免費購置了油畫顏料，宣紙和墨水，毛筆，糨糊，又到了一家郵局，我們都給家裡寫了有點「遺言」味道的信，喻東嶽則狂草了十多封給朋友們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學唐吉柯德去大戰風車」，「我不是荊軻，毛澤東卻甚過秦始皇」之類的話，前後也就半個小時，真佩服了他。大約十二點，我們回到了廣場，在一個煎餅攤前填飽了肚子，又買了整整二十個生雞蛋，在中山公園門前席地而坐，裝起顏料來。弄好的雞蛋和寫好的橫幅都放在地上，喻東嶽的相機又卡嚓卡嚓地響起來，我們三人還合了影。之後，我們終於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我們選擇的道路。
天安門城樓下人來人往，按照事先的分工，我負責攔住主門洞進出的人流，我伸展雙臂站在那兒大聲反覆呼喊：「我們是湖南請願分團的，我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請大家配合一下！」與此同時，喻東嶽魯德成兩人也張貼好了那兩幅橫幅，開始向毛像投擲雞蛋！事情進行得很快，不會超過十分鐘。周圍的人群一時都傻了，直到喻魯兩人扔完了最後一枚雞蛋，人群才炸開了鍋。
自由人權與第二種忠誠
余志堅在文章中繼續寫到：廣場學生糾察隊立即就過來了，並把我們帶到了廣場指揮部所在的紀念碑。
我們三人被帶到紀念碑後，「高自聯」廣場指揮部並沒有企圖封住我們的口，相反，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場中外記者會和中央電視臺的採訪。這就使得我們有機會在世界媒體面前，表明我們的身份，重申我們的政治主張。我們一再聲明我們的行動與學生無關，雖然這是「高自聯」的要求，但也是我們想要表白的願望。
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們三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輛車上，他是「高自聯」秘書長，代表廣場指揮部負責將我們移交給中共公安。郭海峰是我們在北京唯一與之交流過的學生領袖，給我的印象是幹練文雅。他說他就是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交請願書的三名學生之一，並說將我們交給公安的決定是在場的「高自聯」常委投票表決的，結果把我們交給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對票的。郭海峰還與我互相交換了名片，又請我們為他一一簽了名，我則把我們在長沙火車站募捐剩餘的現金全都轉交給了他。我們坐車到了天安門廣場管理處，在郭海峰的嚴辭要求下，管理處負責人出具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接受我們的收條，郭海峰還說道：「你有義務向我們通報這三人的下落，這件事我們以後一定還要過問的！」這之後，我們很快就被轉到距離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從此也就徹底地失去了自由。
暴虐在進行周圍是死一般的寂靜
從此，他們的聲音、形象、話語、以及人們對他們的瞭解和記憶，從公共媒體、民眾私語以及社會生活中消失了十幾年。
其間，魯德成於1998年獲得假釋。余志堅在獄中作教師於94年改判二十年，並於2001年提前獲釋。日前由於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絕食維權行動再次失去自由。俞東嶽由於92年在獄中書寫「平反六四」被單獨監禁兩年。他並在炎熱的夏天被銬在電線桿上暴晒長達六天以及受到經常性的暴力毆打。俞東嶽在監獄裡度過了將近17年。他於2006年2月22日出獄時，已經是一個連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認識的「痴呆」和「瘋子」。他依然還是那幅溫文爾雅的樣子，只是不再感受那份遲來的溫暖和尊重。
魯德成於2004年11月逃離中國抵達泰國，但是卻在同年12月遭到泰國警方逮捕送進移民拘留中心直到現在。其間傳出中國政府向泰國政府施壓，要求將魯德成遣返中國的消息，外界展開了緊急救援行動。
寒冷的卡爾加利伸出了溫暖的手
2005 年3月，加拿大卡爾加利的鄭保羅等五名支持中國民運的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聯名擔保魯德成以難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五名人士都是當地長期默默無聞投入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根據加拿大移民難民法規定，這一擔保形式，擔保人需要向移民局提供家庭經濟狀況說明，包括收入證明，報稅證明，銀行存款證明以及有無擔負其他人的經濟負擔等，擔保人要承諾為被擔保人提供每年一定數量的現金生活費用，要保證被擔保人的日常生活質量。被擔保人在加拿大不能申領救濟金等福利。我非常佩服卡爾加利的幾位民運界朋友的此一做法。（我在為逃到臺灣並滯留那裡的山東民運人士燕鵬尋求聯名擔保人時，遇到極大困境。大陸來的民運界朋友大多經濟狀況不穩定，而且大部分人除了有子女要撫養，還都擔保了父母，這一擔保有效期十年。自雇方式做生意的人大都不願意把自己的收入報稅存款等情況清清楚楚拿出來。有人擔心擔保民運人士會給自己招來麻煩，也有人擔心事後需要負上法律責任而卻步。）
加拿大移民部核准了申請，並在2005年6月準備給在泰國移民拘留中心的魯德成做移民前體檢，但是，體檢遭到泰國當局的阻攔。體檢一直拖到2006年1月才得以完成。加拿大於2月21日向魯德成發出簽證，加拿大等待迎接魯德成的朋友們也把一切都準備好了。
受難者的高貴
然而只有一步之遙。魯德成離平安和苦難都是只有一步之遙。
我於3月16日致電魯德成，他卻平靜的表示，不希望驚動太多人出面救援，讓大家為此奔忙心裏感到不安。魯德成並希望轉達對救援他的朋友們的謝意。
面對自己這樣坎坷的命運魯德成、余志堅、俞東嶽三人卻還能慈悲含笑地對待。2004年11月，經過三個月的逃亡抵達泰國的魯德成寫了一份二百六十多字的《關於對學生領袖態度的聲明》：縱觀古今中外沒有哪一場革命運動是完美無缺的，更何況八九天安門廣場當時正是大兵壓境的非常時期，天安門廣場當時具體的決策人，對我們的處理方式，毫無疑義是沒有錯誤的，充其量不過是失誤而已。假如當時他們肯定十天後（六月四日）專制、殘忍的中共必定開槍，而不抱幻想，他們還會這樣做嗎？假如我們三人向毛像扔完染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頸就戮地對此負責，那麼還會有今天的尷尬嗎？因此，這不是算賬的事，如果要說算的話，那就是要跟專制、暴虐的中共算賬、算總賬！現在不是追究誰縱火的時候，而是大家必須一起來救火的時刻，因為身處火海的喻東嶽正嗷嗷待援！」
俞東嶽等人的遭遇拷問我們的良心
余志堅、俞東嶽、魯德成的遭遇，十幾年來一直在考驗我們這個民族的自由民主信念和道德良知底線。
廣場的學生們為什麼要把潑污毛澤東像的三君子抓起來，他們有這個責任嗎？他們為了撇清他們反官倒反腐敗和三君子反專制反暴政的關係。即便如此也可以通過發聲明，發新聞澄清。
而且將三人送交公安的決定是高自聯集體通過「民主」投票做出的。是因為集體幼稚沒有料到當局會將三人判那麼重的刑期嗎？在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三君子所為一定會受到當局嚴厲懲治。最關鍵的是，在中共數十年的專制暴政統治下，在一般人的觀念當中，生命、尊嚴、人權、自由哪裡比得上所謂的大局重要。學生壓根就認為他們和政府要維護的是同一個大局，只是有些政府官員沒有做好，因此需要學生像孝順的孩子一樣善意提醒，所以他們自覺肩負起了協助抓捕余志堅等三人的責任。
近幾年，許多人因三君子事件開始懺悔併進行深刻的思考。
著名作家鄭義於2003年六月寫到：在暴君滿面紅光的「聖像」被污損之瞬間； 在中國的自由女神用雙手高擎起火炬之瞬間； 在青年無畏地以血肉之軀阻擋坦克車隊之瞬間； 歷史與現實都得到經典的詮釋。
曾參加八九民運的張明於2004年6月寫到：我個人認為，湖南三君子史無前例的挑戰在神壇上的毛澤東的行為，是89民運史中重要的一頁，這件事同時也是89學生領袖群體最大的恥辱。但是令人遺憾的是，15年來，當年的學生領袖們寫了不少反思性的文章，卻鮮有提及此事的。
六四湖南學生領袖之一唐柏橋2004年6月寫到：如今，喻東嶽等人砸毛澤東像的壯舉如今已廣泛被社會所認同，媒體已習慣稱他們為"天安門三君子"。而且，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將他們與當年隻身擋坦克的"六四"英雄王維林相提並論，將他們視為八九民運的真正象徵性人物。
居住在西班牙的著名作家黃河清2004年12月寫到：「對於魯德成三君子，我們大家都有罪，都欠了他們還不清的債。我們大家，我們這個民族對不起魯德成、余志堅、喻東嶽啊！」 看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並非我一人有此看法，有此歉疚，有此錐心之痛。對於這樣一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永遠捶打著民族良知的大錯事，我們全體都應懺悔，而不是裝聾作啞、分辯解釋、推搪諉過、或僅僅私心難過。如果連這樣的認識、勇氣、擔當也沒有，我們與中共何異？！我們這個民族將無救了！
移民加拿大的六四學生領袖之一任不寐在2005年「讀余志堅、魯德成《關於對學生領袖態度的聲明》」中寫到：顯然，任何形式的聲援都無法填補我們的罪惡感和道德羞恥。看到這條消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羞愧，為十五年前的 「多數暴政」，我是那「多數暴政」的參與者，儘管當時在形式上我不在場。我的第二反應仍然是羞愧，為這十五年的寂靜，而我是這寂靜的參與者－－我已經快忘掉這三個 人的命運了，並且是完全無意識的。
勞改基金會主任吳宏達於2006年2月在「此案未了」中寫到：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後，由毛澤東及中共中央開展的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一批又一批的人遭到迫害，血淚成河，哀怨載道。雖有不少被稱謂精英分子者，高呼吶喊，但鮮有幾個真正抓到問題的核心。1959年反右運動中有一個林昭，1966年開始的文革有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有餘、喻、魯三人。他們都是些沒有身份和地位的小人物，但他們都站在歷史的前沿，給歷史指出了方向及問題的癥結。他們都被當局斬釘截鐵、決不手軟地嚴酷鎮壓了。這些案子，一個也未了。
懺悔之後，救援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
加拿大的民運人權人士已經緊急行動起來，找國會議員，聯繫外交部、移民部，通知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一定要把魯德成救援到加拿大來。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傑森 .肯尼已經致信加拿大外交部，促請加拿大立即和泰國政府溝通，要求釋放魯德成並讓他安全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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