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1-11 05:23:09作者：曉楓
俗話說「吹牛皮不犯罪」。在毛時代「吹牛皮」不但犯罪，有時還犯死罪。五十年前發生在茜子家的四川文壇「裴多芬俱樂部」就是「吹牛皮」吹出來的，結果在場的幾位記者、作家、編輯、詩人，均未倖免。
一九五六年是個暖冬，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即百花斉放，百家爭鳴），使得沉悶多年的文藝界活躍起來，政治氣候顯得越來越寬鬆。在這「活躍」與「寬鬆」的氣氛裡，人們開始對歷次政治運動有過的積怨不但可以發洩，還可以在適當場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副部長李亞群先生親自主持，省文聯聯續幾次召開了「如何繁榮我省文學藝術創作」的座談會，予會者發言的集中在「反對教條主義」上。認為解放的文學作品幾乎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東西，千篇一律沒有個性沒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傳品，近似政策的圖解」，根子在於「黨管得過多過緊，違背了文學是人學這個根本規律，過多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大家一致主張「打破框框」，走出「條條欵欵」，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創作」，不再作「政治的僕從」，「宣傳的工具」。僅管這些言論極其溫和，可是當權者也難以接受，認為超出了「雙百」範疇，一些御用文人立即反擊，使座談會不歡而散。
伺亱我去茜子（又名陳謙下同《草地》文學月刋編輯）家作客，上樓未進門就聽得茜子莽聲莽氣地在說：「現在文藝界風氣很不正，不論寫什麼先得講黨性、講主題，再不就是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把藝術變成沒鹽沒味的說教東西，媽的，連囯民黨時代都不如，哪裡還有點創作自由啊」在場的邱原（四川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接過話頭道：「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學根本沒有黨性不黨性的問題，文學是人學，它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朮。《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是‘講話’能解釋得清楚的嗎？再有，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團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壞。思想是人類與生據來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我推門而入找個板凳自個坐下，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大家用不著回廻，繼續侃侃而談。茜子突然想起什從轉頭問我道：「曉楓，聽說肅反你也被審查過是麼？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審查是驕傲自滿，愛發牢騷，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剛老師的牽連吧？」茜子說：「方剛可是個好人，根本與胡風沒有關係，一個老實人，就這樣活活被他們整死了，丟下個六歲女兒好慘啊！」
方剛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是我步入文壇的引路人，１９５５年「機關肅反」疑為胡風集團分子，在「審查批鬥」中服毒自殺，故牽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被機關禁閉三月。一提起「肅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聲音說：「共產黨做事從不講法，連憲法也沒用，毫無根據地懷疑人。一當你被懷疑，不須任何證據就可以關押你，批鬥你，而且還不許你申辯，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我與茜子被搞了半年，流沙河還看管過我們。現在他覺悟了，向我們認了錯，所以又才和好。」據我知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學同學，先後參軍，後被識才的西戎發現，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後轉入省文聯，用四川話叫「毛根朋友」，可是在「肅反」政治鬥爭中，互為仇敵。現雖和好靈魂上卻留下拭不去的傷痛。
「說人人到，說神神到」，流沙河同遙攀（《草地》文學月刋編輯）笑嘻嘻進來了。「好熱鬧，真是客走旺家門啊！」遙攀穿著一身土裡土氣近似農民的衣服，不停地吸著手裡香菸，一坐下衝著大家說：「正好，我準備籌辦一本同仁刋物，名稱叫《笑》想用笑來鞭撻社會上的醜惡，揭示生活中的黑黯。在位諸位都是發起人和撰稿人，不過暫沒有稿費。」流沙河不輕易表露觀點，對什麼事都要權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熱淡淡地一笑道：「我估計省委宣傳部不會批准。」茜子陡然站起身關上門窗，火沖沖地道：「管他批不批，辦起來再說。沙河，我們在川大讀書時，學校裡那麼多油印刋物要誰批過？共產黨不是講民主自由嗎，今天我們民主一下，大不了再來個‘肅反’關老子三月半載！」邱原笑笑說：「亊情沒那麼容易了，胡風問題就已經搞錯，抓了那麼多人，現在放不是關不是，聽說有點難辦。胡風有什麼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開寫了一封三十萬言的上書，‘我對文藝創作問題的意見’。既然是公開意見，又怎能說別人是反革命的黑綱領？毛主席不講理，共產黨也不講理？」遙攀審慎地挿上一句：「聽說，公布胡風那三批材料上的編者按，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我看這個案翻不了。」
屋裡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裏像壓了塊石頭，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認真和有信心地說：「不管哪個寫的，亊實就是事實，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後胡風反革命一案定會翻過來。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寃案，一個徹頭徹尾的大寃案！是無產階級專政體製造成的寃案，也是毛主席帝王作風所致。他老人家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茜子不僅附和邱原的觀點，還作了新的補充：「對，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麼‘一代天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朝，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鐃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遙攀扔去手中煙頭說：「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因為他們手中有黨權、軍權、文權，還有警察、監獄，誰敢說個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記者、編輯，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我靜靜地聽著他們一針見血的對話，感到又新鮮又驚奇。新鮮，從來沒有聽說過；驚奇，似乎有點過頭。當時我對毛澤東還很迷信，認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全是下面執行政策人發生的偏差所致，「經是好的，只是唸經的和尚念歪了」。我雖不完全贊同，卻又不好出面阻止，聽得邱原繼續說： 「聽說共產黨明年要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整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我認為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教條主義來源於以俄為師的馬列，宗派主義是黨內利益的共同表現，都不是作風問題，是權力結構的不合理，比如領袖的終身制度，從地方到中央的一無化領導。終身制的領袖必然造成個人崇拜，一元化的領導必然專橫。西方囯家為什麼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不但是民選，還有任期，除此還有議會監督。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黨專政的領袖終身制，自然會造成許許多多悲劇，匈牙利的悲劇就是個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歷次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我們解放後不斷搞政治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僅反胡風一案全囯就有幾百萬人挨鬥爭、受審查，誰心裏不是一肚皮氣？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芬俱樂部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的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任何問題，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裡還有一小塊民主自由。」
在一側旁聽的茜子老婆陳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問他老公：「什麼是裴多芬俱樂部？」茜子毫不思量脫口而出道：「我們家就是裴多芬俱樂部，如果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個舉著旗子上街！」他的話有點語驚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開話題問我：「曉楓，聽說你寫了《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兩個續篇？」我點頭承認。遙攀道：「我建議你把「肅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寫進去，這會更有代表性。寫好後立即給我，爭取發在第三期《草地》月刋上刊出。」我道：「別急，潤潤色再說。」流沙河雖然年岺小於茜子、邱原，在言談舉止上不那麼衝動，此時他極為平靜地說：「曉楓，你說得對，一篇好文章總是千改萬改，我到同意文藝不過問政治的觀點，一個作家寫什麼黨不要去多管，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認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們國家當前最根本的問題。巴金、茅盾，解放前寫了那麼多好作品，現在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如果共產黨再繼續管文藝，領導文藝，到時中國只有口號，書架上沒有作家的書了。」丘原喜形於色立刻表態道：「我同意沙河觀點，文人應該自己管自已，全國作協、四川作協的領導，應實行民主選舉，把黨棍、打手趕出文壇。」
煙濃濃，霧濛濛，小樓春風禍重重。中國不少民謠深含哲理「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想不到這一亱的瞎侃，經一個「覺悟者」的告發，竟成為茜子為首組織「裴多芬俱樂反革命」的鉄證，先後兩次判處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於１９６９年慘死在成都市大監的監獄，使我被「開除公職，強制勞教」引發二十三年的牢獄歲月，遙攀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後死於「文革」，只流沙河先生一人留在機關繼續「革命」。看一看茜子１９８０年的兩張「平反」判決書：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80）刑申字第16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聯《草地》編輯部編輯。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陳 謙徒刑五年。宣判後本人不服。提出上訴，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經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判決：心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現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陳 謙參加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組織「裴多菲俱樂部」。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行不能成立。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 謙宣告無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80）刑申字第05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號，原係四川省磨床廠就業人員，現在阿壩監獄勞改。
劉漢鼎，男，三十六歲，陝西省漢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在芙蓉煤礦就業。
繆文裕，男，三十六歲，四川省灌縣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已刑滿釋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邱漾（已自殺死亡）、陳謙等人犯叛國投敵罪，分別判處首犯陳謙徒刑十五年；劉漢鼎、繆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還認定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等人參與犯罪活動，但因罪行輕微，分別予以訓斥和批評教育。判處後，陳謙、劉漢鼎、繆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後提出申訴。
現經我院複查審理，原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 謙、邱 漾、劉漢鼎、繆文裕及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 雯、繆文華、肖維剛宣告無罪。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摯友茜子於２００６年５月病逝於成都，留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長詩集、詩集、戲劇集，等逾二百萬字，大型組詩《大地篇》之《風》，蜚聲海外華人詩壇。現借用幾句作為本文結尾：「挺直你的脊骨萬揚，請迊住我的無形，我是一脈透明的波，我無聲，我是一支亙古的歌，我無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縷浩然逰蕩的魂魄……」
一九五六年是個暖冬，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即百花斉放，百家爭鳴），使得沉悶多年的文藝界活躍起來，政治氣候顯得越來越寬鬆。在這「活躍」與「寬鬆」的氣氛裡，人們開始對歷次政治運動有過的積怨不但可以發洩，還可以在適當場合予以表露。在省委宣傳部主管文藝副部長李亞群先生親自主持，省文聯聯續幾次召開了「如何繁榮我省文學藝術創作」的座談會，予會者發言的集中在「反對教條主義」上。認為解放的文學作品幾乎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東西，千篇一律沒有個性沒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傳品，近似政策的圖解」，根子在於「黨管得過多過緊，違背了文學是人學這個根本規律，過多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大家一致主張「打破框框」，走出「條條欵欵」，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創作」，不再作「政治的僕從」，「宣傳的工具」。僅管這些言論極其溫和，可是當權者也難以接受，認為超出了「雙百」範疇，一些御用文人立即反擊，使座談會不歡而散。
伺亱我去茜子（又名陳謙下同《草地》文學月刋編輯）家作客，上樓未進門就聽得茜子莽聲莽氣地在說：「現在文藝界風氣很不正，不論寫什麼先得講黨性、講主題，再不就是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把藝術變成沒鹽沒味的說教東西，媽的，連囯民黨時代都不如，哪裡還有點創作自由啊」在場的邱原（四川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接過話頭道：「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於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學根本沒有黨性不黨性的問題，文學是人學，它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潤育藝朮。《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是‘講話’能解釋得清楚的嗎？再有，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團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壞。思想是人類與生據來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我推門而入找個板凳自個坐下，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大家用不著回廻，繼續侃侃而談。茜子突然想起什從轉頭問我道：「曉楓，聽說肅反你也被審查過是麼？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審查是驕傲自滿，愛發牢騷，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剛老師的牽連吧？」茜子說：「方剛可是個好人，根本與胡風沒有關係，一個老實人，就這樣活活被他們整死了，丟下個六歲女兒好慘啊！」
方剛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是我步入文壇的引路人，１９５５年「機關肅反」疑為胡風集團分子，在「審查批鬥」中服毒自殺，故牽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被機關禁閉三月。一提起「肅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聲音說：「共產黨做事從不講法，連憲法也沒用，毫無根據地懷疑人。一當你被懷疑，不須任何證據就可以關押你，批鬥你，而且還不許你申辯，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我與茜子被搞了半年，流沙河還看管過我們。現在他覺悟了，向我們認了錯，所以又才和好。」據我知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學同學，先後參軍，後被識才的西戎發現，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後轉入省文聯，用四川話叫「毛根朋友」，可是在「肅反」政治鬥爭中，互為仇敵。現雖和好靈魂上卻留下拭不去的傷痛。
「說人人到，說神神到」，流沙河同遙攀（《草地》文學月刋編輯）笑嘻嘻進來了。「好熱鬧，真是客走旺家門啊！」遙攀穿著一身土裡土氣近似農民的衣服，不停地吸著手裡香菸，一坐下衝著大家說：「正好，我準備籌辦一本同仁刋物，名稱叫《笑》想用笑來鞭撻社會上的醜惡，揭示生活中的黑黯。在位諸位都是發起人和撰稿人，不過暫沒有稿費。」流沙河不輕易表露觀點，對什麼事都要權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熱淡淡地一笑道：「我估計省委宣傳部不會批准。」茜子陡然站起身關上門窗，火沖沖地道：「管他批不批，辦起來再說。沙河，我們在川大讀書時，學校裡那麼多油印刋物要誰批過？共產黨不是講民主自由嗎，今天我們民主一下，大不了再來個‘肅反’關老子三月半載！」邱原笑笑說：「亊情沒那麼容易了，胡風問題就已經搞錯，抓了那麼多人，現在放不是關不是，聽說有點難辦。胡風有什麼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開寫了一封三十萬言的上書，‘我對文藝創作問題的意見’。既然是公開意見，又怎能說別人是反革命的黑綱領？毛主席不講理，共產黨也不講理？」遙攀審慎地挿上一句：「聽說，公布胡風那三批材料上的編者按，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我看這個案翻不了。」
屋裡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裏像壓了塊石頭，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認真和有信心地說：「不管哪個寫的，亊實就是事實，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後胡風反革命一案定會翻過來。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寃案，一個徹頭徹尾的大寃案！是無產階級專政體製造成的寃案，也是毛主席帝王作風所致。他老人家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茜子不僅附和邱原的觀點，還作了新的補充：「對，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麼‘一代天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朝，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鐃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遙攀扔去手中煙頭說：「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因為他們手中有黨權、軍權、文權，還有警察、監獄，誰敢說個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記者、編輯，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我靜靜地聽著他們一針見血的對話，感到又新鮮又驚奇。新鮮，從來沒有聽說過；驚奇，似乎有點過頭。當時我對毛澤東還很迷信，認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全是下面執行政策人發生的偏差所致，「經是好的，只是唸經的和尚念歪了」。我雖不完全贊同，卻又不好出面阻止，聽得邱原繼續說： 「聽說共產黨明年要開展整風運動，主要整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我認為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教條主義來源於以俄為師的馬列，宗派主義是黨內利益的共同表現，都不是作風問題，是權力結構的不合理，比如領袖的終身制度，從地方到中央的一無化領導。終身制的領袖必然造成個人崇拜，一元化的領導必然專橫。西方囯家為什麼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不但是民選，還有任期，除此還有議會監督。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黨專政的領袖終身制，自然會造成許許多多悲劇，匈牙利的悲劇就是個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歷次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我們解放後不斷搞政治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僅反胡風一案全囯就有幾百萬人挨鬥爭、受審查，誰心裏不是一肚皮氣？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芬俱樂部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的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任何問題，逼得他們去那裡，因為只有那裡還有一小塊民主自由。」
在一側旁聽的茜子老婆陳秉先不知道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問他老公：「什麼是裴多芬俱樂部？」茜子毫不思量脫口而出道：「我們家就是裴多芬俱樂部，如果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個舉著旗子上街！」他的話有點語驚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開話題問我：「曉楓，聽說你寫了《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兩個續篇？」我點頭承認。遙攀道：「我建議你把「肅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寫進去，這會更有代表性。寫好後立即給我，爭取發在第三期《草地》月刋上刊出。」我道：「別急，潤潤色再說。」流沙河雖然年岺小於茜子、邱原，在言談舉止上不那麼衝動，此時他極為平靜地說：「曉楓，你說得對，一篇好文章總是千改萬改，我到同意文藝不過問政治的觀點，一個作家寫什麼黨不要去多管，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我認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們國家當前最根本的問題。巴金、茅盾，解放前寫了那麼多好作品，現在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如果共產黨再繼續管文藝，領導文藝，到時中國只有口號，書架上沒有作家的書了。」丘原喜形於色立刻表態道：「我同意沙河觀點，文人應該自己管自已，全國作協、四川作協的領導，應實行民主選舉，把黨棍、打手趕出文壇。」
煙濃濃，霧濛濛，小樓春風禍重重。中國不少民謠深含哲理「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想不到這一亱的瞎侃，經一個「覺悟者」的告發，竟成為茜子為首組織「裴多芬俱樂反革命」的鉄證，先後兩次判處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於１９６９年慘死在成都市大監的監獄，使我被「開除公職，強制勞教」引發二十三年的牢獄歲月，遙攀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後死於「文革」，只流沙河先生一人留在機關繼續「革命」。看一看茜子１９８０年的兩張「平反」判決書：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80）刑申字第16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聯《草地》編輯部編輯。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陳 謙徒刑五年。宣判後本人不服。提出上訴，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經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判決：心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現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陳 謙參加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組織「裴多菲俱樂部」。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行不能成立。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成都市西城區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號刑事判決書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 謙宣告無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80）刑申字第055號
陳謙，原名黃獅威，男，四十九歲，四川省內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號，原係四川省磨床廠就業人員，現在阿壩監獄勞改。
劉漢鼎，男，三十六歲，陝西省漢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在芙蓉煤礦就業。
繆文裕，男，三十六歲，四川省灌縣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號，原係成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臨時工，現已刑滿釋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邱漾（已自殺死亡）、陳謙等人犯叛國投敵罪，分別判處首犯陳謙徒刑十五年；劉漢鼎、繆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還認定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雯、繆文華、肖維剛等人參與犯罪活動，但因罪行輕微，分別予以訓斥和批評教育。判處後，陳謙、劉漢鼎、繆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後提出申訴。
現經我院複查審理，原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金牛區公安機關軍事管管制小組，成都市金牛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陳 謙、邱 漾、劉漢鼎、繆文裕及張天秀、陳秉先、白、翼、張 雯、繆文華、肖維剛宣告無罪。
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摯友茜子於２００６年５月病逝於成都，留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長詩集、詩集、戲劇集，等逾二百萬字，大型組詩《大地篇》之《風》，蜚聲海外華人詩壇。現借用幾句作為本文結尾：「挺直你的脊骨萬揚，請迊住我的無形，我是一脈透明的波，我無聲，我是一支亙古的歌，我無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縷浩然逰蕩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