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是李世民文學館裡的重要謀士
據史書載：「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由此可見，「文學館」作為一個非官方的藩王的訾議機構，在其成立之日是何等轟動！而僅以「銳意經籍」為由竟能使滿朝士大夫以得此「文學館學士」閑散之職為自豪，謂之「登瀛洲」？從此當中可見「文學館」成立之目的，創建之背景顯然不能簡單地通過史書的幾句話就能解釋得通的。
從整體上來看，「文學館」的產生是知識份子從魏晉以來逐漸形成的「門閥制度」下力圖自覺與突破的結果。自從魏晉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取才辦法之後，全國門閥習氣日益趨盛，特別是知識份子集團，由於他們本身就是官吏選拔的附產品，因此所遭門閥之風的浸淫也就頗深，故而當歷史發展到南北朝時代，整個上層統治階層就一直為幾大家族所壟斷。但是，當隋廢「九品中正制」，首開科舉之後，往日為門閥制度所抑制的知識份子階層為之一震，整日混沌的知識份子們再次拾起昔日「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信條試圖爆發出自己的政治能量，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幹。
「文學館」中聚集了眾多的政治人才，他們為李世民統一天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例如房玄齡，「賊寇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杜如晦「常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一個為李世民招攬人才，一個為李世民運籌指揮，在整個作為李世民「智囊團」的「文學館」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其它成員也紛紛效仿，盡己才能，替秦王打下了唐朝的萬里河山。此外，「文學館」中又集中了許多優秀的文史人才，為李世民「以史為鑒」政策的提出與運用提供了人才基礎。例如，虞世南「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有規諷，多所補益」。又如蘇世長，陸德明，孔穎達，顏相時，李守素等都曾運用自己的所長對李世民提出過諷諫，為李世民適時正確決策的提出與運用都有過重大影響。
「文學館」的建立也是太宗李世民提倡「崇武」到「尚文」的一大標誌，唐朝社會從此擺脫了高祖時期仍留禍於武將佔要職的局面，文治社會的基礎得以確立；再者，「文學館」雖然存世不長，而繼承它的「弘文館」則將學文學儒的風氣從上而下波及整個社會，再加上當時唐朝開放地接納外來的異域文化，唐朝文明隨之繁盛；最後，「文學館」關閉後，其「十八學士」的後人仍長期影響唐朝的政治發展直到天寶年間，其影響不可說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