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16 23:35:38作者：
王皿（化名）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情急無奈之下，撥打了一個虛張聲勢的「擺譜」電話，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是一週前的一個下午，這個河南省信陽市某局的科員，在辦公室撥通了那個已經打了多次的號碼，怒不可遏地衝著話筒大喊：「你敢欺騙市政府？再不給我及時改正，看有關部門怎麼處理你！」言罷，他二話沒說，便挂斷了電話。
不到一分鐘，電話鈴響起。對方忙不迭地賠不是：「對不起啊，市領導！麻煩你再讓你哥哥來一趟，我保證這次讓你滿意，好嗎？」
果然，不到半天，王皿的哥哥王超（化名）便打來電話，已經拖了10多年的「麻煩」，解決了。
「還是當官好啊！」電話裡，王超說。
「是啊，如果我不在市裡當官，他根本就不會搭理我。如果我不嚇嚇他，事情也根本別想辦下來。」一週後的8月13日早上,王皿在電話裡向記者總結起了「成功經驗」，「不擺點譜，別人就覺得你肯定沒什麼本事，你就得被欺負！」
這場不尋常的「擺譜」，還得從十多年前說起。
1992年，王超超生二胎，被鄉計畫生育辦公室罰了8000元。王家家境貧困，鄉里幹部便拉走了家中的糧食和豬牛，連一臺14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也不放過。王皿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一個鄉幹部仰起臉笑道：「屋子破爛，窗子倒不錯，值兩個錢！」於是，連兩扇鋁合金窗子也被拆掉。
多年過去，王家因為這個超生的二胎，始終無法過上「像樣日子」。家裡賺的錢，被鄉里幹部一次次「罰沒」，卻連張收據也沒留下，就連王皿上高中每年80元的學費，都是借來的。
1998年，為了避免罰款，王超大舉借債，花了800元錢，請主管計畫生育的副鄉長，在副鄉長親戚家開的飯館裡吃了一頓飯，這才終於過上了幾年安生日子。
不料最近，鄉里新改選了領導，又要王超一次性拿出1萬元的「超生社會撫養費」。已經當上市裡公務員的王皿，當即向哥哥表態：「我一定給你擺平此事！」
可究竟怎麼「擺平」，王皿也「心裏沒底」。他撥通了新任副鄉長的電話，客氣地自報家門，敘述了發生的一切。最後，他很和氣地說：「你們這種做法是不太合適的，你說是不是，鄉長？」
「我瞭解一下。如果你說的屬實，我不會再向你哥哥收一分錢了。」對方顯然也很客氣，王皿趕緊說謝謝。
可過了幾天，該副鄉長卻遲遲沒有動靜，再打手機，便是接通後挂斷。王皿無奈，只得撥通其辦公室電話。對方態度依舊十分客氣，請王皿讓哥哥來一趟，辦個結清手續。
「還罰款嗎？」王皿不放心地問。「不罰了，市領導，你放心吧。」
可實際上，王皿從來不是什麼「領導」。儘管在市裡工作已經兩年，但他自言只是一個「搞文秘的」，「手裡沒有半點實權」，平日裡，人前人後「都做謙虛謹慎狀」。他的業餘愛好是閱讀和寫作，每年都能在報紙上發表數十篇文章。
但是，在農民眼裡，這個34歲的大專畢業生，是村裡走出的唯一一個「大官」。鄉親們經常央求王皿替自己辦事——農機駕駛證到期了，求他去換本新的；退耕還林的樹苗發下來是死的，求他去換些活的；誰家被人欺負了，也來求他去和派出所說幾句好話。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通過正常程序處理呢？」有人不解地問過。
「不可能。」王皿嘆口氣，「農村就是個人情社會，比的就是誰有權勢，面子大。」
於是，為了完成鄉親們的「小事」，這個沒能力「擺譜」的小科員，每次總要耗盡腦汁，說盡好話，來支撐他那薄薄的「面子」。甚至，有農村親戚到城裡來找他時，他只能找藉口躲起來。因為，就憑每個月一千出頭的工資，他實在無力負擔這些人的食宿。
「我覺得自己文人氣重，有點理想主義。」電話裡，王皿的聲音顯得很激動，「我也不想和官場風氣同流合污，只是，人總有被逼急的時候啊。」
果然，接下來的事讓他火冒三丈。副鄉長只給王超開出了一張100元的收據，這也意味著，從1992年來，鄉里只收到了王家100元錢的罰款。這離政策規定的罰款數，還「差得大老遠哩」。
一再被「忽悠」的王皿，終於失去了耐心。在「醞釀了老半天情緒」後，他撥通副鄉長的電話，完成了他當公務員6年來的第一次「擺譜」。於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如今，儘管已經嘗到甜頭，但王皿依然表示，這種事以後「能少干就少干」。畢竟，擺這種譜，「心裏太虛了」，「如果人家不搭理你，你還是沒轍啊」。
可怎麼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呢？王皿也已經有了答案：「想辦法上進吧。我如果在實權部門，擺不擺譜就無所謂了，還不一句話的事嗎。」
那是一週前的一個下午，這個河南省信陽市某局的科員，在辦公室撥通了那個已經打了多次的號碼，怒不可遏地衝著話筒大喊：「你敢欺騙市政府？再不給我及時改正，看有關部門怎麼處理你！」言罷，他二話沒說，便挂斷了電話。
不到一分鐘，電話鈴響起。對方忙不迭地賠不是：「對不起啊，市領導！麻煩你再讓你哥哥來一趟，我保證這次讓你滿意，好嗎？」
果然，不到半天，王皿的哥哥王超（化名）便打來電話，已經拖了10多年的「麻煩」，解決了。
「還是當官好啊！」電話裡，王超說。
「是啊，如果我不在市裡當官，他根本就不會搭理我。如果我不嚇嚇他，事情也根本別想辦下來。」一週後的8月13日早上,王皿在電話裡向記者總結起了「成功經驗」，「不擺點譜，別人就覺得你肯定沒什麼本事，你就得被欺負！」
這場不尋常的「擺譜」，還得從十多年前說起。
1992年，王超超生二胎，被鄉計畫生育辦公室罰了8000元。王家家境貧困，鄉里幹部便拉走了家中的糧食和豬牛，連一臺14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也不放過。王皿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一個鄉幹部仰起臉笑道：「屋子破爛，窗子倒不錯，值兩個錢！」於是，連兩扇鋁合金窗子也被拆掉。
多年過去，王家因為這個超生的二胎，始終無法過上「像樣日子」。家裡賺的錢，被鄉里幹部一次次「罰沒」，卻連張收據也沒留下，就連王皿上高中每年80元的學費，都是借來的。
1998年，為了避免罰款，王超大舉借債，花了800元錢，請主管計畫生育的副鄉長，在副鄉長親戚家開的飯館裡吃了一頓飯，這才終於過上了幾年安生日子。
不料最近，鄉里新改選了領導，又要王超一次性拿出1萬元的「超生社會撫養費」。已經當上市裡公務員的王皿，當即向哥哥表態：「我一定給你擺平此事！」
可究竟怎麼「擺平」，王皿也「心裏沒底」。他撥通了新任副鄉長的電話，客氣地自報家門，敘述了發生的一切。最後，他很和氣地說：「你們這種做法是不太合適的，你說是不是，鄉長？」
「我瞭解一下。如果你說的屬實，我不會再向你哥哥收一分錢了。」對方顯然也很客氣，王皿趕緊說謝謝。
可過了幾天，該副鄉長卻遲遲沒有動靜，再打手機，便是接通後挂斷。王皿無奈，只得撥通其辦公室電話。對方態度依舊十分客氣，請王皿讓哥哥來一趟，辦個結清手續。
「還罰款嗎？」王皿不放心地問。「不罰了，市領導，你放心吧。」
可實際上，王皿從來不是什麼「領導」。儘管在市裡工作已經兩年，但他自言只是一個「搞文秘的」，「手裡沒有半點實權」，平日裡，人前人後「都做謙虛謹慎狀」。他的業餘愛好是閱讀和寫作，每年都能在報紙上發表數十篇文章。
但是，在農民眼裡，這個34歲的大專畢業生，是村裡走出的唯一一個「大官」。鄉親們經常央求王皿替自己辦事——農機駕駛證到期了，求他去換本新的；退耕還林的樹苗發下來是死的，求他去換些活的；誰家被人欺負了，也來求他去和派出所說幾句好話。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通過正常程序處理呢？」有人不解地問過。
「不可能。」王皿嘆口氣，「農村就是個人情社會，比的就是誰有權勢，面子大。」
於是，為了完成鄉親們的「小事」，這個沒能力「擺譜」的小科員，每次總要耗盡腦汁，說盡好話，來支撐他那薄薄的「面子」。甚至，有農村親戚到城裡來找他時，他只能找藉口躲起來。因為，就憑每個月一千出頭的工資，他實在無力負擔這些人的食宿。
「我覺得自己文人氣重，有點理想主義。」電話裡，王皿的聲音顯得很激動，「我也不想和官場風氣同流合污，只是，人總有被逼急的時候啊。」
果然，接下來的事讓他火冒三丈。副鄉長只給王超開出了一張100元的收據，這也意味著，從1992年來，鄉里只收到了王家100元錢的罰款。這離政策規定的罰款數，還「差得大老遠哩」。
一再被「忽悠」的王皿，終於失去了耐心。在「醞釀了老半天情緒」後，他撥通副鄉長的電話，完成了他當公務員6年來的第一次「擺譜」。於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如今，儘管已經嘗到甜頭，但王皿依然表示，這種事以後「能少干就少干」。畢竟，擺這種譜，「心裏太虛了」，「如果人家不搭理你，你還是沒轍啊」。
可怎麼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呢？王皿也已經有了答案：「想辦法上進吧。我如果在實權部門，擺不擺譜就無所謂了，還不一句話的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