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認識江嬰先生是我的一個運氣。
在生命的很多重要時刻，我有過不少運氣。零六年後結識江嬰先生是這些運氣中的一個，儘管我至今並沒有見過江嬰先生，甚至連通電話也只不過是幾分鐘。
我知道並且開始認識江嬰先生是在二零零七年年初。
自從四十年前，一九六九年我走向這條不歸路之後，每年年底我都會回首那一年，看看是否有所進步，過去一年是否過得有意義。然而，二零零七年年底回首讓我心頭沈重，那一年是我四十年來思想與學業進步最微小的幾個年份之一。
二零零七年，專心于思想和理論研究將近四十年的我，幾乎是中斷了書齋生活，再一次全面投入了一些文化活動，主持評選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我之所以出面做這個嘗試，是因為我以為資助自由文化的國際學者基金會，真的是想在中國的文化和知識領域推動重新起步，做一些貨真價實的努力。因為此前我看到基金會資助者的文字中明確地談到最近半個世紀中國知識界垃圾遍野的情況。我誤以為，他看到了垃圾所在，能夠對於慢慢出來清理垃圾的工作給予真正的支持。因此，我主動出來承擔了這個評獎的工作。但是就在評獎進入尾聲的時候，我發現，我的努力最終是不能夠成功的，因為自由文化運動居然在所有其它方面投錢資助生產的東西和過去的垃圾一樣，甚至還不如過去。我於是選擇了急流勇退！
儘管如此，我以為我是運氣的，因為居然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第一屆自由文化運動評出的獲獎人，每一位都顯示出一種新的知識和精神追求的衝動，每個人的工作都能夠經受住時間的砥礪。歷史肯定會記錄下這次評獎！
這其中，我自有我的運氣。因為就是在評獎過程中，我偶然認識了很多有才學、有根基的人。詩歌獎江嬰先生，就是我一直引以為豪的一位獲獎者。
（二）
我一直認為，能夠結識江嬰先生，能夠得到評獎委員會諸位同仁的首肯，把獎頒給江嬰先生，是我的運氣。為此我感謝推薦者，感謝評獎的同仁，當然也感謝詩人江嬰先生。
我之所以感到幸運，是因為我深深地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或者說兩三代人，生活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畸形的專制社會中，除了生命中的青春反叛具有積極的特徵外，在其他一切方面，知識追求、精神追求的衝動，知識方法的掌握，知識世界、文化氣質上，如果說在我們以前的那一代人是被共產黨的鎖鏈枷鎖所扭曲的問題，那麼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則已經變成了被閹割，變了「性」的問題。
在這種意義上，在我主持的第一屆評獎活動中，我遇到了江嬰先生當然可稱是幸運的。因為他是屬於共產黨要用枷鎖監禁他，扭曲他，而他不屈服，反抗，並且堅持追求的一代。他使我們第一屆自由文化獎的詩歌獎，我們這些帶有濃厚的被「閹割」氣息的評獎人，居然沒有感到阻礙地，毫無困難地就跨越了那道「閹割」線，將近三十年來第一次推出一位跨越畸形年代，不是以政治口號和反抗情緒為主，而是追求語言藝術的詩人。
在這種意義上，和第二屆自由文化獎的詩歌獎對比，甚至和所有當代那些其它的詩歌獎，乃至文學獎比起來，我是幸運的。因為就在我身後，零八年，第二年所謂自由文化詩歌獎的獲獎人，就不僅沒有了我所說的我們這一代人，或者說兩三代人在生命的追求中所可能有那種積極因素——反叛，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淪為典型的畸形時代的產物——一種經過多次閹割的變態詩歌。它讓人再次看到，超越自己存在的時代，超越自己是何等的困難。
然而，江嬰先生的一生，卻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留下了他清楚的痕跡。
（三）
江嬰先生生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號，原名伍先禎，安徽無為人，一九四六年考入廈門大學土木工程系，因病休學未及成行，一九四七年考入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期間，他不僅參加了聞一多先生手創的新詩社，以及華北詩聯的活動，而且通過學運進入所謂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其後奔赴當年為許多熱血青年仰慕的解放區。共產黨獲得政權後，他被調到政務院（即現在的國務院）任職。
然而，就是這在別人看來所謂「輝煌」，甚至「終生」津津樂道的經歷，使他經歷了失望、絕望和反叛。一個人基本的正直要求，以及詩人氣質，使他幾乎在投入的同時就對共產黨及其政界的做法產生了懷疑與牴觸。江嬰先生遞交了辭呈，並且經過七次堅辭，終於獲准去職。然而，還有他不曾想到的，他究竟還是無法找到理想的桃花源。不久他就因為言論被打成右派，邁向了每一位詩人都不得不經歷的道路，被管制與流放的歲月。
此去經年，二十二年，他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幾次與死神擦肩。但就是在這種深淵的邊緣，生與死的交界，江嬰先生把文字的韻律，文字的活力，文字的生命融入了他的血液。不是醫藥的葡萄糖點滴，而是精神凝結的詩歌，讓江嬰先生延長了生命，歷經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歷史性的變化，仍在那裡歌唱，呼喚。
當代中國很多當代所謂詩人，乃至所謂學者、知識份子，「老老少少」絕大多數都是因為政治有名的。江嬰先生的一生經歷使他具有更多的這種可能，但是江嬰先生卻沒有如此，所以他在這樣一個變態的社會中至今仍然是孤獨、寂寞，置身於社會各種人群的邊緣，為此，他也就更是一個詩人，一個人。
由於他橫跨兩代，在被「枷鎖」「扭曲」了靈魂的上一代人那裡，他是異類；在被「閹割」的下兩代人那裡，他更是不被理解、接受，江嬰先生攜帶著中國傳統，像一首古老的招魂曲孤獨地徘徊在中國大陸。
但是就為此，對我來說，瞭解、認識江嬰先生是幸運的。因為他終於使我找到了一個沒有「扭曲變態」，一個沒有「閹割變性」，在精神上和修養上，在追求上和創作技巧上正常的人！
然而對我來說，認識江嬰先生對我來說是幸運的，卻還不僅如此。在經過了多年的苦惱和思索後，江嬰先生給了我靈感，在總結江嬰先生的詩歌追求特點的時候，他給了我神來的一筆，助我一下子掃清了陰霾，讓我對五四以來一代人的詩歌探索，對六十年代後期一代人的詩歌衝動的區別，有了清楚的認識。為此我寫了那段關於把獎授予江嬰先生評述，它得到了江嬰先生的認可，但是，它卻不折不扣是我受江嬰先生的啟發得來的。沒有江嬰先生，可能這清晰的描述，還要塵封在那裡、不知道會到何年何月。
就為下面這個頒獎佈告，二零零七年我丟失的時間也得到了一個彌補：
（四）
「2007年度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詩歌獎獲獎人為天津八十歲的詩人江嬰先生。
江嬰先生自八十年代以來克服重重困難，在大陸、香港出版了《半葉詩選》、《江嬰詩集》、《霜前拾葉》、《霜前橫笛》等十幾本詩集。在江嬰先生的詩歌中顯示了詩人的兩個特點：
第一、精神和情懷。江嬰先生繼承了中國傳統文人，以及當代獨立知識份子所特有的對自由等個性的追求。
第二、對於中國文字的掌握、運用和創造。無論在哪種語言中，詩歌都是文字的藝術，一個詩人必須在文字的掌握和追求上表現出自己的修養和創造力。在這方面江嬰先生繼承了中國詩歌傳統，他的文字修養以及對於中文文字藝術形式的探索，對於八十年代以來，依靠社會影響和西方漢學家的承認的「現代詩歌」給漢語帶來的粗疏及片面西化傾向提出了很多值得反省思索的問題。
江嬰先生身體力行地對最近一百年的中國文字演進方向進行了重新探討和追求。
五四以後的白話詩是中文文字探索的產物，翻譯詩歌則是文字藝術的轉述和模仿。江嬰先生繼承五四以來的探索，反省了其後的變化，使得中文詩歌的探索重新回到了根本性的問題。通過詩歌創作和批評，江嬰先生同時還使我們思考，對於模仿翻譯者們對於西方詩歌的「模仿性詩」成長起來的兩代詩人來說，究竟翻譯詩歌的模仿帶給了我們什麼，在什麼地方又限制了我們？在這條路上的詩歌是否走到了絕境？人們可以看到，目前已經有一些詩人與批評家重新提出了這些問題，我們相信江嬰先生作為這一領域的代表人物，能夠給現今的詩歌探索和創作重新打開一扇窗戶。」
（五）
認識江嬰先生，把獎頒給江嬰先生是幸運的，因為江嬰先生的追求和藝術為當代，為當代對於詩人的評價留下了一個參照。因為他的詩歌和追求能夠經受住任何對比，任何反覆的辨析。因為任何更深的追問都會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人、詩歌、生命中精神和知識追求的更雋永的本質。
就在江嬰獲獎的後一年，二零零八年的自由文化運動的「詩歌獎」重新返回到最近四十年固有的「太監造反」的範疇。一個「太監」的手淫不僅是沒有結果的宣泄，而且這種模仿留下來的是荒謬的笑料。可歷史就是這樣！我們六六年跟著毛澤東，揮舞紅寶書的時候，並沒有覺得自己是一群「丑角」！自然，可悲的是，已經過去了四十年，有很多人就是現在也沒有這種恥辱感，依然在那裡咬牙挺胸。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在這個充滿垃圾的詩壇、文壇，到處是好高騖遠、夜郎自大，故作浪漫、輕薄濫情！但是無論你現在如何喧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能夠留下來的永遠是踏踏實實地，對於真正有意義的問題的提出和探究。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江嬰先生獲獎留下的是對於生命、文學，詩歌、文字，藝術、精神的追問、探究，是血與生命！
2010-4-5於埃森
原載《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