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逝世了3天的周恩來出殯。當時天色灰蒙,空氣陰冷,長安街擠滿了吞聲抽泣的男女老少,人人纏著黑紗,戴著白花。十年的文革,人民慘遭迫害,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而作為罪魁毛澤東的副手周恩來,卻成功地在人們心中為自己塑造了一尊聖人的神像。
多少年後,網際網路開始興起,信息的浪濤如錢塘大潮,令中宣部無法再阻擋。中國的民眾,那些受朦昧的中老年,那些不信邪的青少年,沐浴在信息瀚海之中,開始沉思、對比,並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原來,遇羅克、張志新是周恩來拍板槍斃的;賀龍是被周恩來引入死亡陷阱的;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是周恩來定的;毛澤東對萬斤畝產的疑惑, 是周恩來消除的……儘管驚詫的目瞪口呆, 但人們依然難以擺脫 多年的慣性思維,而鄧小平的 「不得已」的 說詞,則成了為周恩來開脫的合理依據。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有關周恩來的殺人歷史,被不斷曝光。
寧都兵變後的肅整
1931年,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隨後大開殺禁,屠殺對象包括了紅軍將領。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蘇維埃國家政保局局長鄧發、紅一方面軍政保局局長李克農。
當時,任國民26路軍74旅旅長的季振同被調往江西圍剿共產黨,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紅軍中當官。12月14號,季振同與趙博生等人一起,發動了「寧都兵變」, 策動一萬七千餘人, 攜帶二萬多件武器, 投奔共產黨,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變前已是中將的官銜。
季振同的把兄弟黃中岳是河南信陽人,曾備受馮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陸軍學校留學。「濟南慘案」後,黃中岳憤恨日軍的暴行,回國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供職,和季振同結把為兄弟。「寧都兵變」前,黃中岳是紅五軍團第十五軍軍長。
1932年4月,馮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沒有答應,並把馮玉祥的信交給了政委蕭勁光。
4月12號,蘇維埃國家政保局接到密報,稱季、黃密謀反叛,告密者是潛伏在26路軍中的中共黨員王超。
4月19號,漳州戰役的前一天,一軍團偵察排在荷花莊抓獲一人劉佐華,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張貞簽發的秘密通報。 劉佐華承認,他是馮玉祥派來 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 經嚴厲審訊,劉佐華又供出了季、黃的「叛亂計畫」和「同謀名單」。
5 月5號上午,黃中岳在漳州南靖縣的天後宮主持會議,李克農帶著荷槍實彈的特工, 騎馬衝進會場,宣布逮捕黃中岳和參謀長蕭世俊。當時,全場兩百多名幹部,包括政委左權,全都 目瞪口呆。左權問李克農:「為什麼要抓黃軍長?」 李克農冷冷地說:「奉上級命令」, 而李克農的上級就是周恩來。
5月8號,李克農同樣奉周恩來之命,在長沙泰和祥店誘捕了季振同。
同日,十五軍副軍長張少宜在瑞金被捕。 到了19號,劉佐華供出的額外三名謀叛人員, 也全部被抓。
8月3號,蘇維埃臨時最高法院審訊了所謂「季、黃反革命案件」。
4號判決:對季振同、黃中岳、蕭世俊等人執行槍決。
當判決書送到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批准時,毛澤東、項英認為,季、黃等人由於「寧都兵變」,讓紅軍的人數增長了一半,因此決定: 改對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關押於麻田收容所。
紅軍西逃前的1934年10月,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季、黃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處決。
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衛局挖了幾個大坑,作為處決各類「反革命分子」的刑場, 周恩來殺掉了毛澤東不殺的紅軍官員。
1972年, 在中共中央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將此事的責任推卸給李克農,他說:李克農向我報告,我也同意逮捕他們,結果搞死了!
對AB團的大屠殺
中共的內部整肅和對全社會的鎮壓是同步進行的。 在蘇區,中共從未停止過殺戮地主富農,但以前殺地富,極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來主事後,殺戮的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 「斬草除根」成了執行者的公開口號。為杜絕階級報復的種子,三尺小童也要過三刀。
後來在文革期間, 出現了湖南道縣七千名「四類分子」被滅門,以及一副「斬盡殺絕黑五類,紅色江山萬年長」對聯,就是繼承了周恩來的真傳。
1931年11月, 周恩來與多數中共大員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
此前,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威,摧毀來自地方黨和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戰,發動了殘酷的內部大屠殺,用根本不存在的內奸「AB團」為由,將蘇區變成一片血海。七萬多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僅紅一方面軍,受害者半年已達五千人,最後導致了二十軍集體兵變的「富田事件」。
這次內部大屠殺令人髮指的程度,可以從當時蘇區政府《緊急通告第二十號》中慄然感受。 通告宣稱:AB團非常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不肯招供,必須用軟硬兼施的辦法,繼續斷嚴刑審問……對於首領, 要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對富農、小資產階級‘AB團’者, 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的,能力較活動者, 殺無赦……政府的行動大綱則號召, 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姦細」。
1931 年1月,項英以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份成為蘇區最高領導,制止了毛澤東的屠殺,並且不同意將富田事件定為叛變,而是劃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 他開除了毛手下的頭號劊子手李韶九的黨籍,以息民憤。富田兵變的四名主要領導人,遵照項英的指示,「向黨承認錯誤,請求教育」,並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靜下來,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然而就在蘇區似乎穩定團結之時,一場新的大屠殺已經由周恩來在上海開始部署。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副局長米夫到達上海,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確定了激進恐怖路線,強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打擊一切剝削者。周恩來雷厲風行,立即付諸行動。
於3月28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件的決議》稱,實質上毫無疑問,富田事件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周恩來迅速派出冷面殺手鄧發打入紅軍總司令部,任保衛處長,再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開赴中央蘇區,先奪了項英的權,再推翻「維穩」的結論,於是中共的第二輪內部大屠殺開始了。
任弼時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負責政治保衛局,殺了那幾名兵變的領導人,而後又繳了參與兵變部隊的械。
就如大陸近代史學者顧則徐所記載,「二十軍所有副排長以上的軍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殺。」
周恩來的中央,既肯定了肅整AB團的正確與必要,同時在所有根據地,同步清剿 AB團, 整個蘇區成了漫天血雨的紅色煉獄。僅死於鄧發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數以千計。
一批讓毛澤東恨之入骨,但不敢殺的軍頭高幹,如二十軍的後期軍長蕭大鵬、前、後兩任政委曾炳春和陳東日、文官何篤才,以及毛澤東的宿敵、江西地方黨魁李文林,均死於周恩來的屠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