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我在四川省奉節縣朱衣區當教師。
朱衣區是1962年新建的。下轄六個公社(前幾年拆區建鎮後只有兩個鄉鎮的建制),人口約三萬,分布在朱衣河兩邊山坡上。全區沒有場鎮,除了供銷社和糧站外,沒有任何商業網點。這樣一個貧困落後的區,在文革的大風暴中,出現了一系列「現行反革命」案件。現舉幾個典型案例。
1966年下期,經縣文教科批准,朱衣公社小學面向全區招了一個初中班。開學不久,文革的浪潮就湧進了朱衣河。朱衣初中班的學生在縣中學的幾個學生的指導下戴上了 「紅衛兵」袖章。那些初一的孩子還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大方向。他們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反對復辟資本主義,又聽說城裡的紅衛兵在揪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公社社員的「資本主義尾巴」早就割光了,在朱衣更找不出一個開廠經商的資本家,誰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那時還不知天天給自己上課的教師——知識份子就是資產階級,更不知道大大小小的的當權派也是資產階級。幾個紅衛兵經過偵查,終於找到了一個鬥爭對象——傅吉華。
傅吉華何許人也?他兩夫婦原是縣城的小商販,年近半百,又無子女。因為朱衣供銷社像機關一樣嚴格執行上下班作息時間,開門晚關門早,還午休,農民買點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華在供銷社門前租了一間農房,通過關係從供銷社批發食鹽、捲煙、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銷。供銷社不開門時,方便社員購買,以免山上的社員跑空路。
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紅衛兵司令部開成立大會,幾個革命小將將傅吉華揪上臺批鬥。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令其低頭彎腰,傅吉華還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項罪過,感到莫名其妙,不太馴服。幾個小將上前揪臂按頭,傅吉華向前一躥,一隻腳踢到了揪他的紅衛兵鄧昌友的下身!剛滿13歲的鄧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資產階級分子傅吉華毒打紅衛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區公安特派員生怕得罪紅衛兵,立即派民兵將傅吉華綁送縣公安局。傅吉華反對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將傅吉華判刑入獄。傅吉華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屬,當然不能再開代銷店了,生活無著,長期抑鬱生病,又無錢醫治,死在租住的農房裡。傅吉華在文革後才出獄。
1968年初夏,朱衣公社小學一教師發現男廁所隔板上,有人用鉛筆寫了「毛主席壞,紅衛兵壞」幾個字。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學低年級學生寫的。學校造反派領袖立即報案,並將那塊隔板取下保存。縣公安局來人偵破,認定是階級敵人寫的反革命標語。他們將學校的所有「階級敵人」一一審訊,沒找到蛛絲馬跡。後來又將全校教師的備課簿和學生的作業本收集起來對筆跡,也沒找到「嫌犯」。這個案子一直沒破。
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開大會動員清理階級隊伍。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群眾組織頭目彭學良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我們不但要抓面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清查暗藏的階級敵人。我們縣就藏有國民黨的特務。昨晚上,我在收音機裡聽到臺灣播出的消息,我們奉節兩派武鬥的事臺灣就一清二楚。這足以說明我們這裡有國民黨特務在給他們提供情報……
彭學良的演說還沒發表完,下面就響起了呼喊聲:彭學良偷聽敵臺,是「現行反革命」,罪大惡極!動員會立即變成了鬥爭會。
文革初,奉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武裝部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曾經執掌大權,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組織」鎮壓下去了。後來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奉命支持了被鎮壓的一派,將原先成立的革委會解散重新組織新的革委會。原先掌權的一派喊的口號是「保衛革委會」叫「保派」,後一派喊的口號是「砸爛偽革委」,稱「砸派」。兩派勢不兩立。彭學良系「砸派」頭目,被整下臺的「保派」當然不甘心。這次抓到了彭學良的「尾巴」自然不會鬆手,對其狠批狠鬥,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區公安特派員原屬「保派」,聽到報告後說,彭學良不僅偷聽敵臺,更嚴重的是當眾擴散敵人宣傳內容,實屬「現行反革命罪犯」。他主張扭送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但彭學良得到縣裡掌權的「派朋友」保護,只給以「撤職交群眾批鬥」了事。但他那頂「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結束。
1970年深秋的一個早晨,朱衣公社機關、中心小學和朱衣區供銷社、區糧站的大門外都貼有一張用歌謠形式寫的傳單。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換新天,扭乾坤。」開頭幾句是:「毯字彎裡去了炎,王字頭上把點添,八人同坐圍一席,說話一句頂萬句。雙木同長視誰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時時高舉紅寶書,真是無毒不丈夫。」(這是兩條字謎:毛主席,林彪。)中間的記不全了,好像有這樣幾句:大紅太陽當空照,曬乾水田晒枯苗。滅資興無割尾巴,沒糧下鍋看吃啥。早請示來晚匯報,抱著「忠」字把舞跳。萬歲萬歲萬萬歲,永遠健康緊跟隨。斗天斗地斗爹媽,夫妻怕說知心話。學校停課鬧革命,小將開口就「勒令」。……全文都是譏諷毛主席和林彪把國家搞亂了。末尾幾句是:「要問此曲誰人寫?朱衣農中魯國彬。家住何地啥地名?舉目望見單樓村。」
當年各級地方政權都由軍隊掌管,縣、區、社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主要掌權人都是武裝部長。朱衣公社陳部長立即向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報案。陳部長認為,作案人已暴露無餘:現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朱衣農中學生曾國林。第一,曾國林與「魯國彬」字形相近;第二,他家住雙樓四隊,地名雙樓門,與「單樓村」相對應;第三,他是地主的兒子,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懷有階級仇恨。緊接著陳部長就拿著傳單到雙樓四隊偵查核實。他沒想到,幾個黨員和積極份子都否定了他的意見。大家都說:第一,曾國林沒有這麼傻;第二,字跡很像劉光應(生產隊會計)寫的;第三,劉家與曾家有仇,劉光應想借刀殺人——陷害曾家。陳部長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第二天,縣公安局王局長帶著刑偵組來了。王局長聽了陳部長的匯報後,十分砍斷地說:只有受過管、關、斗的階級敵人才會這樣反動,劉光應是貧農,不會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說,我剛才用舌頭舔了一下傳單,是用熟洋芋粘貼的,還帶有鹽味。現在食鹽是憑票供應,哪家農民捨得在洋芋裡放鹽?偵破範圍只能鎖定在區、社所屬單位的階級敵人。經詢問,王局長決定把區供銷社和公社中心校的「歷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為重點審查對象。但是,經過核對筆跡、誘供逼供,毫無所獲。王局長只得根據陳部長的意見抓劉光應,劉光應當場就招供了。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了劉光應九年徒刑。
1971年夏,雙樓一隊的幾個社員在瀋家黃角樹下乘涼。那時,家家都挂有毛澤東和林彪的大幅照片。一個姓鄧的社員指著瀋家門上那幅照片說:你們看,林彪的樣子,真是 「勾勾鼻子鷂子眼——吃人心,挖人膽!」不知是在場的哪個社員無意中把這話傳出去了。公社革委會認為,這是一樁嚴重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令姓鄧的到公社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交待「罪行」。姓鄧的社員在公社「學習」了一個星期,無論怎樣誘供逼供,始終沒承認他有什麼過錯。區公安特派員到雙樓一隊反覆偵查。姓鄧的平時沒得罪過人,加之說過林彪是「勾勾鼻子鷂子眼」的人多的是,所以,都回答:沒聽到有人說過那樣的「錯話」。因為姓鄧的是貧農,又無把柄,政法部門無法結案。後來縣裡接到「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這個「反革命」案件也就自然了結了。
萬勝公社清水大隊一個姓楊的社員就沒有姓鄧的那麼幸運。他出生貧農,平時有點吊兒郎當的,愛和熟人開玩笑。當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澤東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產隊出工時,姓楊的看到一個中年女社員豐滿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象章,他指著那婦女的乳房說: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汲汲」(當地俗語,「奶水」之意),難怪得毛娃娃長得那麼胖。他的話惹得女人罵,男人笑。事後,這則「笑話」不知怎麼傳出去了。姓楊的膽敢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是罪大惡極的 「現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會組織大會將姓楊的揪出批鬥後,區公安特派員代表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當場宣布對姓楊的逮捕法辦。
1976年元旦剛過,三江供銷分社經理廖維相被逮捕了。大家都很驚奇。
那年代,老百姓普遍缺衣少吃,只有掌管糧、油、肉的一些單位及其領導有大米飯吃,有肉吃,有酒喝。元旦節,供銷分社出肉和酒,糧店出糧油,食品站出肉,辦了幾桌酒席,幾個單位的職工加上有關領導,共同慶賀新年。廖經理喝得不少,話也多起來。他很得意地講了他昨晚做的一個夢。
他接到北京的通知,「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接見他。他興致勃勃地趕到中南海,但站崗的人不准他進去。講到此,大發議論:真是大鬼好見,小鬼難纏;大官好見,又有狗腿子擋路!
一個在場的人,散席後就打電話向區公安特派員報案:廖維相當眾罵毛主席是「大鬼」,罵毛主席的警衛員是「狗腿子」。「狗腿子」的主人不是地主、官僚嗎?也就是罵毛主席是地主、官僚!公安特派員立即向上報告,第二天,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就派人將廖維相逮捕,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獄。廖維相本想表示他熱愛毛主席,幾句酒話卻帶來了牢獄之災。
廖維相的老婆原是供銷分社的臨時工,一兒一女都在上學。他們過去在三江都很光彩,如今一下都成了「反革命」家屬。他老婆被趕出供銷分社,連住處都沒有,年幼的子女也失學了。
1976年春,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朱衣公社五湘大隊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沒想到,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份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幾爺子包谷糊糊吃飽了,有精神打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谷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扦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區和朱衣公社機關就設在五湘大隊,無需傳播,領導就知道了。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誰敢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昌國的言行當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批判的對象由「老鄧」變成了「小鄧」。
鄧昌國的話雖然「反動」,但卻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再沒有人發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軍工廠,鄧昌國剛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區公安特派員不知為什麼發善心,只宣布將其交群眾管制,沒將他逮捕法辦。但是,他永遠失去了進廠當工人的機會。
在那「革命」的年代,「反革命」何其多也!這僅僅是我記得的朱衣區的幾樁典型案例。回想那年代,是何等荒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