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人民日報》報導「有國家課題組首席科學家，一年中1/3的時間要花在申請項目上」之後，近期又有學者通過媒體痛陳「一個研究員1/3的時間要用來拉關係」——圍繞科研課題暴露出的種種怪象再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註：
哪個項目有錢，「科學家」們就對哪個項目有研究興趣;什麼課題容易發表論文，導師就給學生們選什麼課題;科研經費總是不足，但又總有人想盡辦法摳出一些挪作他用……
現在的審核制度比較成熟，申請流程是已經形成的模式，必須要走這個程序。國家課題，3個月到半年左右算是比較快的。
——採訪中一位正在參加國家課題評審的生物學專家如是說
中國的大學什麼都是，是衙門，是企業，是工廠，是商場，是賭場，是「地王」，是「戰線」，甚至是「橋頭堡」，當然，附帶也是大學……而大學教授則更像政客、幕僚、老闆、袍哥。所以，中國的「學界」既是商界，也是政界，還是「江湖」。
——鄧曉芒 華中科技大學暨武漢大學教授
身為學者而又掌控著一種重要的學術刊物，這就是一筆很大的資本了。如果你在這種刊物的主編位上當上十年，你肯定會在學術界廣結「善緣」。你能「提攜」許多人，你會讓許多人得到或大或小的名聲，你可以使許多人順利地解決職稱問題。
——王彬彬 南京大學教授
科學具有不可預見性，國家重點支持的項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項目，卻可能成為重大突破，所以，我們更應當讓科研自由競爭。
——王小凡 美國杜克大學藥理學系教授 中國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山東網友：自從大學擴招以來，是個老師早晚都能稱為「教授」;是個學生，只要你願意，就能成為研究生!可是教授都教授了什麼?研究生都研究了什麼?看看我們培養出來的龐大的大學生隊伍，再看看我們那薄弱的自主科研力量和能力，我們有沒有權利說一聲，改改這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吧，救救我們的民族未來吧!讓教育學術化、純粹化，而不要衙門化、商業化!
廣東網友：學校的人為了拿到科研項目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申報已經市場化運作。所謂科研只不過是額外生財的一種手段，科研經費的使用，可能沒有一個科研項目可以經得起審計。開假髮票斂財是慣例，隨便查一個科研項目，都可以揪出一批貪污犯。學校已經完全變了嗎?
美國網友：教育不適合產業化!教育是不能講直接經濟利潤的!
復旦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良堯日前披露，寫推薦信往課題組裡「塞人」、跑項目拉關係等科技界的「」隨處可見。有學者稱，專家評審組已淪為「分錢組」。在採訪中，年輕的科研人員們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在選擇課題時，他們所要考慮的早已不是科研興趣或者研究價值那麼單純——
項晨(國內名校物理專業 目前是公派美國的訪問學者)：
北大清華這樣的學校申請課題比較容易，一般的學校申請難度會大一些，半年算是正常的時間，不過，「老闆」手頭總會有項目，上一個沒完就可以申請下一個，不會斷，所以申請課題時間長短的問題，他們也無所謂;申請的課題多，時間就往學生頭上分攤，反正現在學生多。有的(課題組)是一個老師領一群學生，有的是幾個老師一起，然後一群學生。我覺得國內的「老闆」一般自己都不做，尤其是比較牛之後，主要是「指導」學生做。
如果是國家資助的項目，美國這邊也要去國會申請，流程和我們差不多，他們要說服國會議員，要做好presentation(演講)，讓美國老百姓知道錢怎麼花的，該不該花，和咱這邊推銷的差不多。因為老百姓都可以去旁聽國會，也可以去查每一筆錢是怎麼花的，所以主要靠講，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作假還是比較難的。
徐樺(國內研究所研究員 物理專業 「海歸」兩年 )：
就做研究的自由度而言，其實國內也挺大的，我覺得關鍵是態度。現在經常是哪個項目有錢，人們就對哪個有興趣。我們這個專業，以前國內很少有人研究，但現在忽然每個學校都要成立我們這個專業了。為什麼呢?因為涉及到能源問題，很熱，國家政策傾斜，下狠心投錢;於是，以前做各行各業的人都轉行過來了。
今年9月，兩位有海外學術經歷的生物學學者聯合撰文抨擊國內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這篇發表在美國學術雜誌上的文章指出，儘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項晨：我們這個專業，「老闆」們現在手頭都有國家的項目，也就是國家給的錢。但是，項目的要求其實就是發幾篇文章之類的，所以最後能交差就行了。許多項目都是百萬甚至千萬量級的，會拿出一點勞務費分給學生，大概每人一個月幾百塊錢吧，有時候還沒有，完全看老師心情。當然，學校還給幾百塊。我以前遇到過一個老師，就明白地告訴我：你以後的收入是和項目掛鉤的。
看課題選導師?我當時還沒有，但是現在的學生好像都會問，時代不同了，小孩子們越來越現實。
美國這邊老師們都自己做研究，學生很少，好幾個老師才有一個學生，有學生找他，他會像發現寶貝一樣;而且博士生的工資很高，他們給不起。美國這邊的博士生一般生活費是一年兩萬多，他們暑假還double pay(雙薪)，和剛工作的科研人員差不多，那些科研人員還要交很多稅，交完了跟博士生基本一樣。我有幾個師弟現在都開著跑車到處跑了。
徐樺：國外沒有發票和報銷一說，所以，經費也就能花到那麼幾個地方上：買設備，僱人幹活，沒有說用公款吃喝旅遊的。而在國內雖然申請不同種類的經費，要求不一樣，但是最後就看發票，可以找點發票了事。我就聽說過有人買了大件東西，說報不了，最後就填買了8個移動硬碟。
沒辦法，關鍵是國內科研人員的工資確實不高，即便是北大這樣的學校，副教授一個月也才4千多塊錢，肯定不平衡啊!只能從項目裡弄點錢。
今年9月，《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執行總編張月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從2008年10月開始,該刊的來稿中有 31%的稿件存在抄襲現象。儘管這個得自分析軟體的數據存有爭議，但國內科研論文質量堪憂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最讓科研人員們「千夫所指」的，也莫過於以論文發表為核心的考核評價體系。無論是希望如期畢業的博士生們，還是已經在科研院所工作的研究人員，「發論文」都是一句主宰他們的咒語：事關畢業學位、事關職稱待遇、事關學術生命——總之，事關生存。
項晨：我們這個專業，博士畢業的話要求發3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是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辦出版的引文資料庫，是國際公認的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主要檢索工具)的論文,或者影響因子達到7.1以上;而且必須是第一作者，或者「老闆」是第一作者，你是第二作者(這個原因就不用說了)。於是大家都是為了造論文而寫，有些文章一篇拆成好幾篇發;做實驗的，同一個東西，這麼測一下發一篇，那麼測一下發一篇，就和小孩做遊戲似的。
現在評價文章都開始看期刊的「影響因子」，在影響因子高的期刊上發一篇文章就很牛的樣子，這個我覺得挺荒謬。因為影響因子是用期刊文章的引用率算的，每個學科引用的風格不一樣，像生物之類的就很高，一般二三十，我們學科能有一、二就特別好了，數學更低。比如我們這邊有人就喜歡做交叉學科，做物理的和生物一跤叉，在生物雜誌上發一篇文章，那就牛大了。
此外，期刊質量也不代表文章質量，再好的期刊也有爛文章。比如國內很看重的《Nature》(英國科技雜誌《自然》)、《Science》(美國雜誌《科學》)，實際上裡面很多文章都是科普性的，像周正龍發現華南虎這種都很容易上《Nature》。很多高校的校園網上會放這樣的新聞：說誰誰剛在《Nature》上發了一篇文章，你查一下，一般都是談中國的農業啊、氣候啊、海洋之類的，說實話，這麼大的題目能說出什麼?
馮曉蕾(國內研究所研究員 生物學專業)：
我們沒有畢業的壓力，但是也必須要發論文。因為績效考核整個都是跟論文掛鉤的，看你的文章水平和數量，整個考核機制都比較急功近利。沒有足夠的論文，課題沒辦法結題，你的研究不能繼續得到資助，待遇會下調，職稱也評不了，學生也不跟你，最後生存都會出現問題。
我們這個領域真正想發好的東西非常不容易，可能一兩年甚至三四年才能有真正像樣的東西。但是，大家為了能發文章不得不去找一些「邊角料」，或者已經有研究基礎的東西，放棄需要探索和創新的研究。
這樣一來，已經不是為了興趣和價值在做研究，而只是為了生存，失去了做科研的最初目的。
除了主導整個科研過程的論文，一些不擅長交際的科研人員還會在言語之間抱怨那些讓人頭疼的「人際關係」問題。那些社會通行的「」，也同樣潛伏在學術圈裡，並且與課題申請和發表論文等重要事務息息相關。
項晨：如果是牛人，就得又能在外面跑，又能做出東西來;但是，許多人跑來錢了就懶得做了。
跑什麼?跑課題啊，還有去參加國際會議，要不怎麼發文章?要參會混個臉熟，這和國內拉關係差不多，不過也沒那麼俗。反正，許多「大牛」(意指學術界權威)是文章的評審人，你要是關係和他很好，當然發文章就容易很多了。他要是認識你了，審稿的時候當然就會soft(寬容)一些，人之常情嘛!
所以，很多人都要去開會，交流感情。往好裡說，就是你先把你做的東西讓他瞭解了，他如果已經同意你了，那你的文章自然就過了;比冷不丁扔過去一篇，他還不一定能看懂要好得多。
馮曉蕾：我自己覺得最希望改變的事情?……能說實話嗎?我覺得就是希望在做研究之外，花在人際關係上的時間能少一點!
現在很多時候你的課題能不能審批通過，也要靠不少的人際關係，我們做研究的人，有些特別不善於這方面。結果就是有少部分人經常能拿到課題，另外的大多數人只能非常激烈地競爭。這可能是現在社會一個共性的問題，也不單是科研院所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