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一生見證了中國社會近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也親歷了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發展的坎坷歷程。他的學術生命與中國歷史緊緊相連，一次次的起伏是時代的縮影。
1957年，費孝通47歲，名滿學界。他的著作《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在國際學術界已有影響，被視為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中國民主同盟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在中國政壇上時有建言。
這一年春天，中國政治有了變化的氣象，費孝通決定撰寫《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費孝通的這篇文章，很快引起熱烈的反響。1957年4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浙江省委擴大會議上說：「有一次我來杭州，回去時在飛機上看了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把知識份子心靈深處的一些想法都說出來了。共產黨內也有不少能寫文章的知識份子，但這樣的文章我看是寫不出來的，就是有這種想法也是不寫的。」
在短短的時間裏，很多人和費孝通一樣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時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像。然而，在這一年6月，時局驟變。費孝通說：「氣氛突然改變。我不知道這一變化背後是什麼，但是我發覺自己落入陷阱。」
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開始了，費孝通彷彿從天堂墜入地獄。他說：「所有的臉都突然轉過去，一週之中！」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中科院召開的 「反右派」鬥爭座談會上發言：「費孝通的這些文章充分表明瞭主張‘恢復’社會學的真正用意，這種主張和章、羅聯盟的整個政治陰謀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費孝通所提出的這些問題正是資產階級右派這個時期中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主要題目。」連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也有一篇題為《我控訴費孝通》的發言稿。
費孝通感到無比痛苦。他後來回憶：「我的思想很混亂。」1957年7月，費孝通以「向人民服罪」為題發言，自我揭發和批判：「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羅聯盟向黨進攻的最前線。我犯下了彌天大罪，叛國的大罪。如果不是黨及時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還會做出什麼罪大惡極的事來。黨拯救了我。」
作為著名的「右派」，費孝通的學術生涯從此發生了巨變，無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學。費孝通讀不到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以讀歷史書和翻譯老書度日。「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實狀態。最後我只有放棄希望，沒有奮鬥的目標。我不相信自己，我不相信自己還能做什麼事。」
1966年，「文革」爆發後，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被紅衛兵揪了出來。9月1日，他和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拉到中央民族學院的院子裡，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費孝通後來寫道：「30年代我應該死而沒有死，40年代人要我死而沒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沒有死。」在接受批鬥時，他想到死，但又想：「如果自殺，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輩子‘反革命家屬’的包袱，對不起她們。」費孝通馬上把妻子孟吟送回蘇州老家，以保安全。
9月2日，費孝通獨自一人，被抄了家，不過，幸運地留有一間屋子給他。潘光旦是他的鄰居，也被抄家，不幸的是，連臥室也被封，不得不睡在洋灰地上。費孝通取出自己的床墊鋪在地上給潘光旦睡。師生二人相依為命，反覆被拉出去鬥爭。在批鬥之餘，費孝通經常被帶出去勞動，他的主要任務是打掃廁所和拔草。潘光旦並沒有因為殘廢而受到寬待，同樣接受勞改，以致坐地勞動受寒，膀胱發炎，缺醫無藥，竟致不起。
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的孩子沒有一個能夠守在身邊，老保姆看他情況不妙，急忙請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片，沒有，又要安眠藥，也沒有。後來，費孝通將老師擁在懷中，潘光旦逐漸停止了呼吸。費孝通後來回憶：「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確實沒有抱怨，沒有感到冤，這一點我體會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們很難學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認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