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
1937年1月，我出生在甘肅省民勤縣今大灘鄉紅牆村一個能供得起上中學的農民家庭（解放後劃定成分中農）。1955年從民勤中學（今民勤一中）初中畢業。當年11月參加工作，在民勤縣水利協會（縣水利局前身）上班。在當時，以工農為主體的幹部隊伍中，我這樣的初中畢業生也算得上有文化的人了。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了。在以內外河合併工程——躍進總干渠建設和紅崖山水庫建設為標誌的水利建設大躍進的熱潮中，我一度成為躍進總干渠建設的技術負責人。在一次應付上級檢查的口頭匯報中，無意中得罪了時任內外河合併工程委員會副主任，稍後又任紅崖山水庫工程建設兵團司令部副司令的孟有榮，遂導致批評、批判、直到稀裡糊塗地當上了右派份子。具體情況是這樣，匯報時孟有榮問我，躍進渠設計多長？有多少座建築物？我一一匯報了。又問這些建築物分別在什麼位置設置時，因躍進渠線較長，我當時沒有逐一細說，而是將平面圖攤開，說具體位置都標在圖上，你看。僅此一句話，也不知是孟看不懂圖，還是他不想看圖，總之孟有榮當時的臉色就比較難看，當即批評我的工作這不好那不好。事後有人傳話過來說，孟司令說了，那個小夥子（指我）毛病多的很，得好好接受教育。在後來的右派材料中，當然反映不出這些情況。取而代之的是發動我的同事蒐集我的各種問題。當蒐集到我的日記本上有「魚游淺池遭蝦戲，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古語，以及我抄錄《說唐》小說中秦瓊在羅成家裡養病時寫的詩句「一日離家一日深，猶如孤鳥宿林中。雖然此地風光好，也有一片思家心。」以此上綱上線說我一貫對黨對政府不滿等等，從而定為右派份子。1958年12月8日，原張掖行署給我發來一紙通知，上面說：「你已被民勤縣定為右派份子，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公職保留。」
1959年5月1日，民勤縣統一組織送往夾邊溝。同去的共有四個人：常斌（當時東麻崗鹽池負責人），李順天（民勤縣藥材公司經理），潘毅（民勤四中教師）和我。
就這樣，我當上了右派份子並被送往夾邊溝。
我為什麼沒餓死
我是1959年5月1日到夾邊溝農場的，1960年12月25日離開夾邊溝農場，總共在夾邊溝農場呆了一年又七個月二十五天。後來我才知道，甘肅的勞教農場有三個，一個是安西的石貢農場，一個是玉門的黃花農場，再一個就是夾邊溝農場。夾邊溝農場是死人最多的一個農場。按當時農場公布的到場的勞教人員總人數是2400多人，期間死去1900多人（詳細尾數記不清了）。其中，民勤先後去了53人，死了43人。
為什麼會死那麼多人？根本原因是飢餓。1959年7、8月間，農場發生斑疹傷寒，死了很多人，其中民勤有兩人。接下來進入1960年，勞教人員口糧每人每天四兩（按十六兩稱計，相當於現在的四分之一斤），偶爾還有不明原因的斷供，農場開始大量死人，基本是餓死的。那麼，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死了，我為什麼能夠活下來？有這麼兩個原因。
一.和我同時到農場的有一個永昌縣送來的叫楊玉鳳的女人。據說此人是天主教徒，是由修女送醫學院後成為醫生的，當年40歲左右，是我進場報到認識的第一位勞教同事，她被分配到總場醫務所當醫生。平常她對我比較關心，因我患有肺結核，經常給我開病情證明，以逃避重體力勞動，開「康復丸」(一種專門給飢餓病人吃的可以充飢的「藥」——其實是食品)。此人平反後在武威地區人民醫院上班，文革中被關「牛棚」時，我去看望過一次，後去世。
楊玉鳳醫生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現在聽起來好像也屬於一個醫生的正常工作，而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卻是救我於水火，救我於不死的恩人。我深深懷念這位於我大恩大德的好人。
二.我去夾邊溝時，帶有一件羊皮做的大衣（民勤人叫「皮襖」）和一雙羊毛氈靴。當時我們的灶房在西山坡，冬天十分寒冷。有一個在灶房燒火的人，知道了我有這麼一件能擋風寒的衣服和毛氈靴，就通過別人表示想要我的衣鞋禦寒，而我則趁機提出交換條件。因此，每天晚上他都會把或饅頭，或飯食，只要灶上有什麼吃的都行，偷偷放到一個我們約好的地方讓我吃。加上有楊玉鳳隔三差五地給我開「康復丸」，所以我就餓不死。
1959年9月1日到場的一個民勤人叫李生秀，他之前是民勤縣一個水管所所長，算是我的一位同事。他見到我的時候對我說，他在離開民勤之前見到孟有榮了，孟讓他給我帶話說：小夥子，好好幹爭取早日回來。我能回去嗎？我早想好了，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我也不會好好幹，那樣會死得更快！因我有肺結核病，耍滑偷懶有藉口，無論咋說，我就是不干重活，加上前面說過的情況，所以我活下來了。而這個李生秀，為了有個好表現，老想爭取早日回去，累活重活搶著干，大干苦幹，結果立立累死在了夾邊溝。
前面說過了，夾邊溝農場總共去了2400多人，其中有女性160人。死了1900多人（沒有女性），活下來的大約不到500人，其中包括160名女性。這些女性進場後大都分配到餵豬、糧食加工、粉坊等體力較輕的崗位。當然也還有別的原因，總之沒有一個死亡的。而我則是這些倖存者之一。
由民勤送去的53個人，死了43人。當時凡民勤人有去世的我都有記錄（說不清當時為什麼要記錄），包括姓名、年齡、死因、死亡時間等。因為當時死了人總場醫務所都會先知道，所以一有死人情況楊玉鳳便會告訴我，是某某某，怎麼死的，我便認真記錄下來。此筆記本在文革中不慎丟失了，非常遺憾。現將能回憶起來的記述如下：
王曰咸 原民勤縣委副書記 死於心臟病
王在昭 原民勤縣委組織部長 死於肺結核
李洪國 原民勤縣委宣傳部長 死於飢餓
王 開福 原民勤縣民政局長 死於疾病
曹大財 原民勤縣劇團團長 死於飢餓
劉汝霖 原民勤縣農業局幹部 死於飢餓
周 良厚 原民勤縣衛生局幹部 死於飢餓
杜春茂 原民勤一中教師 死於飢餓
李志賢 原民勤一中教師 死於飢餓
劉發 志 原民勤一中教師 死於飢餓
曾善瑞 原民勤工大教師 死於飢餓
趙佑文 原民勤縣教師 死於飢餓
謝華同 原民勤縣教師 死於飢餓
何保國 原民勤縣教師 死於飢餓
陳口來 原民勤縣教師 死於飢餓
吳昆德 原民勤一中總務幹事 死於飢餓
李生秀 原民勤縣小壩水管所所長 死於勞累與飢餓
常 斌 原民勤縣東麻崗鹽池負責人 死於飢餓
李順天 原民勤縣藥材公司經理 死於飢餓
別的記不起來了。
夾邊溝眾生相
在夾邊溝一年七個月二十五天的時間，我所經歷的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辛酸經歷或難忘的故事。
我們進入農場時都要進行搜身，因我身無分文，所以沒有可以讓農場「保管」的東西叫搜去。凡從大城市、大單位來的領導、知識份子，隨身攜帶的現金、存摺、國庫券、公債、手錶等要全部交由農場保管，實際上幾乎全部由農場的領導給私吞了。
崔文甘肅禮縣原民政科長。有一塊手錶聽說叫「空中霸王」，大概是進場時漏搜的。平時不敢戴在手上，白天悄悄用一根繩子拴在胸前衣服內，晚上壓在枕頭下面。因和我住在一個宿舍，晚上我偶爾還看見過這個表的閃光。1960年春季的一天，崔文因飢餓，身體很弱，奄奄一息的樣子。總場醫務所所長陳天堂來看過後說，這個人不行了，遂放棄了任何措施的治療，臨走時便順手牽羊在眾目睽睽之下將該手錶拿走了。其實當時人還有氣，並沒有死。幾天之後崔文去世，沒有任何人過問那塊表的下落。
陳天堂這個人是很壞的。聽說他把勞教人員的存摺，家屬寄來的匯票等拿上，人死後他便通過農場的銀行（代辦點）、郵局（代辦點）的熟人把錢取上私吞了。聽說此人後來因其它問題案發被判刑，真是惡人惡報，罪有應得。
張玉珮原甘肅省檢察院幹部，北大畢業生。對反右派運動極其不滿，對勞動教養也極其不滿。當時有個負責管他的管教幹部姓韓，人稱韓幹事，他指定詹有哲（民勤人，勞教人員中的小隊長）組織其他勞教人員對張玉珮進行批判。這個張玉珮本來就情緒極大，再對他進行批判，使他的不滿升級進而爆發。有一天晚上他便手提一張鐵锨進入詹有哲住的房間，其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殺死組織批判他的人來個魚死網破。當時詹有哲住的房間裡有四個人，除詹之外其他三個人都是勞教組長，組長裡面還有一個組長是民勤人叫何保國。張玉珮進入房間後，用鐵锨在每個人的頭上一頓亂砍。詹有哲的頭上砍了兩锨，其他三個人的頭上每人砍了一锨，傷勢都不是太重。砍完之後直奔韓幹事住的房間，傳說他的主要目標是韓幹事。因在前面亂砍時有了動靜，給了韓幹事防禦的時間，韓就把槍架到了窗口（當時的管教幹部都配槍），並口頭警告，只要張玉珮再前進一步就立即開槍，張玉珮見狀立即逃離現場。張玉珮被抓後，做為殺人犯在農場被槍斃。
汪彥山原甘肅省教育廳科長，民勤籍人，汪在夾邊溝農場的情況應該說是一個特例。汪是1958年就到夾邊溝的，比我早到約一年時間。大約是1960年的4、5月份，也就是夾邊溝農場飢餓情況最嚴重的時候，汪的妻子帶著四個孩子和家裡所有的家當，到夾邊溝農場投奔丈夫來了。當時農場有規定，凡來場家屬一律和農場幹部在小灶上吃飯（大約因家屬不是右派，要區別對待的意思），生活自然要好不少，汪因此也沾了不少光。如此大約一個多月，農場覺得白養著右派的一家五口人不划算，養不起了，便想法子把汪的家屬往民勤老家送。送的時候其妻只帶走了兩個大一點孩子，兩個小一點孩子留到了農場汪的身邊。隨後，汪又以無法帶孩子，要送孩子為由，趁機回了一趟老家。這一回便是三個多月，一直到夏收後才回農場。此時汪的身體已得到基本恢復，也因他身體較好的緣故，後來汪就成了專門抬埋死人的人，最後活著從夾邊溝回來了。這算是因家屬以求活命的典型，在夾邊溝沒有第二。
李順天原民勤縣藥材公司經理。因為飢餓，身體非常虛弱，奄奄一息的樣子。一天楊玉鳳對我說，你們的老鄉李順天，陳所長（陳天堂）說了，沒救了，讓他死去吧。我看人還活著，有救呢。我說，有救你就給救一下。楊玉鳳便給開了強心針、葡萄糖，又從食堂裡要了一碗麵糊糊。上午把針打上，把麵糊糊喝上，下午居然就能起身下床了。下午陳天堂在院子裡看見李順天挪著艱難的步子在走動便說，我說叫你死呢，你怎麼又活了！說罷朝李順天的身上踢了一腳，李便躺倒在地上，晚上掌燈時分便死了。
之前（打針救活後），李順天曾對我說，看來我是不行了，死了以後，請你把我的行李送到家裡（我和他是同鄉同村人）。還有一套呢子衣服，你能穿你就穿，你不穿也送家裡。當時我說，我連我都顧不上呢，我死了誰收拾我的呢。
我1960年12月25日離開夾邊溝農場，1961年1月1日到民勤。一年後的1962年1月1日，為圓李順天的遺願，我又專門去了一趟酒泉，到酒泉勞改局幾經詢問，找到黃牛坡農場（此時夾邊溝農場已撤銷，業務和人員合併到了黃牛坡勞改農場），找到了李順天的遺物並帶回老家。為此，在回來的路上不慎丟失了40元盤纏，差一點回不了民勤，幸虧遇上了一位姓謝的婦女老鄉救急才得以回家。那位好心婦女，因為匆忙我竟然沒問下住址名字，以後再也沒有找到，很是遺憾。
陳思偉原蘭州大學副校長。此人在農場享受特殊待遇，和農場的管教幹部同吃小灶。聽說他女兒在北京的某知名大學工作，一週從北京寄一個食品包裹，因此至少沒有被餓死的威脅，是為數不多的好的典型。
尤田女，原甘肅某一省級單位的幹部。聽說曾在美國留過學，是個很好的醫生，也是個很有些名氣的人，當時約50歲年紀。此人對把自己劃為右派很不服氣，賭氣不好好幹活，寧可不讓吃飯也不幹活。農場為了改造她，幾個管教把扁擔綁在她的肩上硬讓她干，在羞辱中幾番跌倒爬起，痛苦中表現出不屈的樣子實在令人目不忍睹。我親眼看到了這一切，使人久久不能忘懷。
其實在農場，管教打勞教似乎很平常。我還經歷過更慘的一幕：
一次農場一姓梁的管教，手裡拿著打牛用的鞭子對某勞教人員實施毒打，被打者滿地打滾，連聲求饒，打人者打累後又將牛鞭交給農場一刑滿就業人員繼續毒打。這個被打的人我不認識，只知道被打後不幾天就死了。
還有一個叫劉文華，原籍河南人。當時看上去年齡很小，十八九二十歲樣子，聽說是蘭州某中專學校的學生，比我早到夾邊溝的。小夥子看上去眼神呆滯，神經似乎不對勁。勞動時管教說一下他動一下，不說便不動。吃飯也是給就吃，不給就不吃了。在挖胡蘿蔔時，別人趁機偷著吃，他也不吃，像是有痴呆病（為什麼會是這樣，不清楚）。往往在這種時候那個韓幹事，還有陳天堂就追著打。即使沒有幹活的時候，路頭路尾碰上也打，如果沒有趁手打人的東西，便順手有什麼拿起什麼，如叉把、掃帚等一頓亂打。即是挨打的時候他也只知抱頭，但從不喊不叫，不說話不反抗。大概1960年的下半年吧，就死了。從我認識到他死去，沒有見過有人給他來過信，也沒見過有人來看過他。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沒了。
邱逢俊、姜自明、白映彥，原民勤縣幹部。他們三個人1960年因病轉到酒泉勞改醫院就醫，當時我們還以為這三個人都死了，因為活著的人1961年都回來了，而他們沒有回來。直到1962年醫院清查病員時，才發現這三個人不是在押犯人而是勞教右派。此時農場已經撤銷，所以回來的晚了。
鄧智山原民勤縣六壩公社教師，到夾邊溝後一直在農業隊幹活。這個人頗有心計，秋收時趁機把或洋芋，或胡蘿蔔，或玉米棒子，偷偷埋在地裡。冬春季節，陸續把原來偷埋在地裡的東西悄悄挖出來偷著吃，所以沒餓死。
劉汝霖原民勤縣農業局幹部，.1960年12月25日我離開農場時，劉汝霖就連病帶餓的快不行了，已經住進了醫院。我見他時他對我說，回去趕緊給他家裡帶個信，讓家裡來人快救他吧。我回到武威時因肺結核病復發吐血不止，在武威看病耽擱了幾天，1961年1月1日才回到民勤，到後又立即住進了縣醫院。3日我從郵局給他家裡人發了封信（本縣今大壩鄉六溝村），5日他妻子與兒子就趕到了縣城醫院來見我。我說你趕緊去，遲了就見不著人了。於是她母子二人6日從民勤動身，8日早上到達農場，結果人在7日就死了。
王開福原民勤縣民政局長，到夾邊溝農場後曾出任勞教小隊長。此人品行不好，因病而死。死後在清理他的東西時，共清理出手錶8塊，還有其它財產。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肯定是從勞教人員身上坑來的。死後罵聲一片。
那達興東北滿族人，鐵路工人，文盲，他的罪名是反蘇分子。聽說在東北解放後（東北解放比較早）曾殺過九個蘇聯人（蘇聯紅軍），還散佈過蘇聯紅軍比日本人壞的言論，因而只要見到蘇聯人就要設法殺害，因此給他戴了個反蘇分子的帽子。
我當時還想，殺過蘇聯紅軍的人為啥不槍斃？東北人為啥到甘肅來了？農場撤銷後此人又去了哪裡？都不知道。
由此說明，當時去夾邊溝農場勞教的人，並不都是右派份子，聽說還有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反蘇分子等等。
金文才原敦煌縣電影放映隊隊長，我和他聯手偷吃過農場食堂的紅蘿蔔。起因是：我去農場時帶有一個小木箱，箱子上有個鐵鎖。而金文才不知為啥和管食堂蔬菜庫房的人認識。一天，金文才對我說，食堂蔬菜庫房門上的鎖子沒了，知道你有個鎖子，他想買你的鎖子。我當即回答不賣，但可以換吃的。成交後，食堂給了我不少日子的食物，後來不給了。當時我給鎖子的時候多了個心眼，本來有兩把鑰匙，我只給了一把，自己留了一把。於是晚上等食堂和其他人都睡定以後，就用留下的鑰匙和金文才去庫房偷紅蘿蔔。沒有裝蘿蔔的口袋，我便將枕頭芯子去掉，用空枕頭皮子當口袋裝紅蘿蔔。因那個時段我還能吃上，就把偷來的紅蘿蔔再悄悄送給正在住院的原民勤縣委組織部長王在昭，再由王賙濟其他住院的人。再後來我不和金文才合作了，於是金文才開始了另外的覓食出路。
當時的勞教人員裡有個叫周懷義的人，聽說是原甘肅省郵電局的某個領導。周當時因家裡經常郵寄食品，所以不至於餓死，但眼看著死人太多，估摸心理負擔太重，後來也死了。當時即使活著的人，身體個個虛弱不堪，根本沒力氣深埋死人。周被草草掩埋後，金文才居然偷偷將死屍刨出來，掏出心肝吃（專吃心肝不吃肉）。後被人發現，農場管教召開大會批鬥金文才時我才知道，而且金已經不是第一次，之前就有「前科」。
說到埋死人，還有一件令人難心的事。
農場1959年冬天開始死人，因為少，待遇還不錯，還給死者釘個簡單的棺材。後來死人逐漸多起來，棺材就釘不及了，用個席子捲起來一埋了事。再後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就埋了。所謂埋也非常潦草，能掩人耳目就不錯了。死人多的時候，像我們一個隊60個人，兩天半就死了55個人，就剩了我，汪彥山（民勤人，但屬於省級機關送去的），趙長年（原武威縣副縣長），還有兩個人的名字忘了，共5個人活著。
死人一般白天不外送掩埋，到晚上用一輛皮車（膠輪大車），像碼麻袋似的疊層裝車拉到沙窩裡去埋。沙窩裡埋人也有竅門：一個被西風形成的半月形沙丘，東邊自然形成比較陡的陡坡，像懸崖似的，埋人時把死人順著懸崖一一擺好，然後活人爬到沙丘的頂部用腳蹬沙，下滑的沙子就把死人掩埋了。等到西風一吹（風很多），沙丘東移，下次再沿懸崖擺死人，再蹬沙埋人，再吹西風，沙丘繼續東移，如此重複，死人就徹底掩埋了。說起來實在是令人心寒，往事不堪回首啊！
還有一件事，是汪彥山給我說的。
1959年的7、8月份，農場發生斑疹傷寒，死人較多，汪當時是專門抬埋死人的。一次有個人死了，共去了四個抬埋的人，兩個人挖坑，兩個人坐在離死屍不遠的地方休息。突然，死屍坐了起來，咋回事？坐著的兩個人嚇壞了，起身就跑。挖坑的兩個人抬頭看見休息的兩個人跑了，還在納悶，扭頭一看死人坐起來了，也嚇得往回跑，立即將情況向農場領導匯報。當農場領導和汪等一行人再次來到埋人現場時，原來坐起來的人真死了。結果農場領導還把汪等埋死人的人給訓了一頓，說他們謊報軍情無事生非。汪事後對我說，估計那是傷寒病人假死，到野外冷風一吹，醒了，活過來了，一會兒真死了。真是無奇不有啊！
民勤去夾邊溝農場活著回來的10個人，另外9個人分別是：
何立森 原民勤縣人委會辦公室主任
詹有哲 原民勤縣三雷公社主任
楊益元 原民勤一中教師
姜自明 原民勤縣農業局幹部
白映彥 原民勤二中教師
邱逢俊 原民勤縣某公社幹部
潘 毅 原民勤四中教師
鄧智山 原民勤縣六壩公社教師
曾慶喜 原民勤縣雙茨科公社教師
做為倖存者，回憶夾邊溝農場的這一段經歷真是心痛，不堪回首，不提也罷。我也是快入土的人了，今天說出來，就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要以此為鑒，汲取教訓，我們這個國家絕對不能再折騰了。
（李大梌（tu）名字中的「梌」字，現在的新華字典中已無此字。為別人識別方便，他本人已將名字中的這個字改為同音「圖」字。但他的所有歷史檔案中用的都是「梌」字，故，本文仍沿用「梌」字。）
二0一0年九月九日
（李大梌 口述 常厚春 記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