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宋代一朝，曾有過許多制度創新，其中「宋太祖誓碑」便是一例：
宋太祖趙匡胤是個佔有慾極強的君主，眼裡是揉不得任何沙子的。伴君如伴虎，在這樣一名有個性的皇帝身邊，按理說是危險性很高的，然而宋朝卻是我國古代政治比較開明的一個朝代，其他的朝代如隋朝濫殺臣僚如草芥，而宋朝卻特別優待臣僚。趙匡胤上臺方式屬於奪權性質，但也是採用和平的方式，如「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范仲淹曾由衷地說：「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宋太祖誓碑」。
宋朝文人葉夢得在《避暑漫抄》中曾經記載：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秘密請人鐫刻了一塊碑，立在太廟寢殿的夾室裡，世人稱之為「宋太祖誓碑」。
據記載，「太祖誓碑」平時用鑲金黃幔遮蔽，門窗封閉得十分嚴實。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只有在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才可以啟封，天子拜謁太廟之禮完畢後，太廟官員奉請皇上恭讀太祖誓詞。天子在恭讀誓詞時，只允許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他人都遠遠地站在庭中，不能喧嘩，不能仰視。天子務必走到碑前再拜，跪著瞻視，默默念誦，接著再拜，然後出來。北宋年間，各位朝廷重臣以及皇帝近侍都不知道太祖誓詞所寫何事。北宋的歷代皇帝代代相傳，每年按時伏謁，按禮恭讀，不敢有絲毫泄露不敬。直到靖康年間金人南侵時，金兵衝入太廟，將祭祀禮器席捲而去，這時太廟寢殿夾室的門才打開，人們才看到傳說中的太祖誓碑。這塊誓碑高有七八尺，寬有四尺多，上面刻著誓詞三行：第一行寫著趙氏皇帝要優待後周柴氏（周世宗）的子孫，如果他們有罪是不能以刑罰處置的，即使犯的是謀逆罪，也只在獄中賜他自盡，不能在鬧市人群中行戮，更不能實行連坐支屬的法令；第二行寫著趙氏皇帝不能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的人；第三行是如果子孫有違背前兩項誓詞的，必定遭到天打雷劈。
到了南宋建炎年間，有武義大夫曹勛從金國南逃，臨走時向徽宗告別，那時被扣留在金的宋徽宗還讓他轉告高宗趙構說宋太祖有誓約，藏在太廟裡。這件事在《宋史·曹勛傳》中記載詳細，從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誓碑」確實存在。「宋太祖誓碑」的內容，與北宋初期的文治國策有密切的關係，宋太祖及其後繼者都是比較嚴格地遵循著不殺文士大臣和上書言事之官這條原則。
因此，無論從動機還是從後果來分析，「宋太祖誓碑」都是一項極其巧妙的、充滿智慧的制度安排。它一方面抑制了宋太祖及其繼任者的惡意和慾望，另一方面又因為不能公開其中的內容而避免縱容臣子。從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宋太祖的英明神武。
「宋太祖誓碑」是在皇權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是我國古代社會中較為開明的政策。它不但是宋朝三百多年的開明制度綱領，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較開明的制度綱領。儘管宋朝沒能完整意義上統一全國，並且由於連年的戰爭造成國家積貧積弱，但是宋朝的科技文化在這一開明的制度下得到了大發展，發明瞭活字印刷術，宋詞在我國的文化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賴於「宋太祖誓碑」所奠定的制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