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鎮坪醫院產房，冰冷的死亡胎兒與欲哭無淚的孕婦馮建梅。
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執行30餘年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如果說中國政府仍然認為人口壓力太大而繼續將計畫生育奉為「國策」而堅持的話，越來越多的人口學和經濟學專家強調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不僅經濟發展正失去人口紅利，而且人口老齡化壓力將格外嚴重。如果說中國政府強調計畫生育政策使中國在30年內少生4億人口的話，這項政策的執行過程也伴隨著諸多可以稱得上駭人聽聞的暴行。公民社會的成長、人權意識的覺醒、現代通訊手段的普及逐漸將這項政策慘重的人文和社會代價推浮出水面。2012年6月，陝西安康孕婦馮建梅因交付不起超生撫養費而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已經7個月的胎兒被毒針結束生命。消息通過網路迅速傳播，引起一片嘩然。我們電話採訪了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先生。
楊支柱關注中國計畫生育政策多年。他本人因為妻子於2009年生育了第二個孩子，而不僅被單位解聘，失去了工作，還被要求繳付24萬元超生罰款。2010年，楊支柱一度站在北京街頭，舉牌賣身，以行為藝術，抗議不合理的超生罰款。
法廣：陝西安康孕婦馮建梅懷胎7月時被強制引產事件在網上引起轟動，網民反響強烈。像這樣大月胎兒被強制引產的事件是否是孤立事件呢？
楊支柱：這肯定不是孤立事件。最近，福建仙遊的吳良傑看到馮建梅事件引起的關注後也來到北京維權：他的妻子在懷孕8個月差8天的時候被強制引產。另外，據我們所知，就在今年6月，山東梁山也發生一例懷孕8個月被強制引產事件；貴陽6月份也有一例8個月強制流產，但這個帖子後來在網上被刪掉了；也是在6月，貴州荔波，一名婦女懷孕4個月時被強制引產，雖然引產胎兒只有4、5個月，但是她也很冤，因為她是在結紮之後又懷孕的，這屬於計畫生育手術失敗造成的強制引產；還有去年，山東孕婦馬繼紅懷孕7個月被強制引產，結果母子雙亡：孕婦也因引產致死；這兩天浙江也出現一例強制引產事件；還有，根據最近在網上披露出的消息，09年，湖北一位女性不是被強制引產，而是連子宮等器官都摘掉了……
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得計生暴力得以浮出水面
法廣：計畫生育政策已經執行30多年。通常一個政策出臺多年之後，執行力度會慣性減弱。但計畫生育政策為什麼在這麼多年之後，雙方的對立─執行者和被執行者間的矛盾好像越來越尖銳、對立越來越暴力了呢？
楊支柱：我不認為是這樣。實際上，強制引產、強制結紮、強制上環，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嚴重，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91年，92年。同那段時間比，現在無論是強制節育，還是強制墮胎，（數字）都大幅下降：不是下降一點點，比80年代少很多，平均一年只有700萬人工流產。根據2010年官方的衛生總結年鑑，最近幾年（2000年以後），平均一年只有700多萬例計畫生育人工流產手術。而在1982到1991年，除1984年例外，計畫生育人工流產手術都超過一千萬，而且，82年，83年，91年，數字好像還超過1400萬。現在，自願墮胎的孕婦比過去多很多，但是，人工流產總數下降到過去的一半，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現在計畫生育強制強迫流產比過去至少要少700萬以上。
法廣：這說明什麼問題呢？是現在人們的生育意願下降了麼？
楊支柱：對。人們生育意願下降，所以和政府政策的衝突減少了。現在報導雖然多了，但這並不意味著衝突多了。實際上是衝突少了。但是，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手機的普及，導致問題更容易浮出水面，為城裡人所知曉。過去在農村發生的暴行，城裡人不知道，村裡人也不敢說。就是說暴力實際上一直伴隨著計畫生育政策，過去比現在嚴重的多。
計生政策將女性作為支配物，豬狗不如
法廣：計畫生育政策執行的核心自然而然地是女性，那暴力的核心是不是也是女性呢？對女性的暴力也不僅僅是強制引產、強制流產的行為？
楊支柱：即使不考慮強制引產、強制墮胎、強制結紮，甚至不考慮強制上環，只說對農村和東南沿海所謂的流動人口的環孕檢（就是檢查避孕環是否被摘除、是否懷孕），這種檢查一年有4次。這也是強制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暴力）：你不去檢查，就把你抓起來。（這種政策）直接支配婦女的生理。
人對人的權利只能是請求權，除非是某個人犯罪，經過法定的程序，可以拘捕，可以判刑，可以剝奪自由。除此之外，人對人只能請求。丈夫對妻子也只能行使請求權。一個政府直接支配婦女的生理，就已經把婦女變成了政府的支配物，同豬狗沒有區別。
法廣：有些報導顯示，強制結紮、強制上環等一系列強制計畫生育手段對女性身體也構成很大傷害，很多人留下後遺症。您是否瞭解這方面情況？
楊支柱：男人也有後遺症！後遺症不止是女性有。但是女性會多些。因為，強制引產當然全部都是針對女性，強制上環也是全部針對婦女，強制節育，大概男女比例是三比一，就是說每有一個男性被強制節育，就有三個女性被強制節育。所以，計畫生育手術絕大部分都發生在女人身上，當然，受手術後遺症影響的也主要是女性。
政府的宣傳灌輸了一種不實的農村女性形象
法廣：30多年間，計畫生育的執行一直伴隨著暴力，遇到不少阻力。但是，從整體來看，中國民間輿論中還是有不少人如同這項政策。您怎麼理解這種認同？
楊支柱：首先，這些暴力整體上主要發生在農村婦女身上，而農民居住分散，尤其是計生暴行嚴重的年代，還沒有手機，沒有網際網路，因此無法形成輿論。而城裡的年輕人從小就受到計畫生育政策宣傳的影響，總覺得如果沒有強制，農民會像老鼠一樣生孩子，生很多─（這些年輕人）得到的農民形象和真實的農民形象是不一樣的，是計畫生育政策灌輸給他的農村婦女形象。而且，他們也沒有親眼見到這樣的（暴力）事實，不會有直接的刺激。另外，他們會覺得農民有太多的孩子，會造成自己就業緊張，這些都是計畫生育政策的一種宣傳。所以，他們對農民多生孩子有一種敵視心理。
法廣：就是說政府的宣傳起到一種輿論導向的作用。
楊支柱：對。但是，我認為，這些人主要是城裡人，而且整體上比較年輕。
法廣：計畫生育政策的暴力執法除了對身體的傷害以外，還有超生罰款。您本人也是超生罰款的受害者。而且，超生罰款各地收費的標準也不一樣。怎麼看超生罰款中存在的問題？
楊支柱：過去叫超生罰款，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畫生育法》制定以後，改叫社會撫養費。政府的解釋是因為多生了孩子，就多佔用了政府開支─主要是兒童福利開支，你的家庭享受國家福利超過了其他人，所以要繳費。……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事實上收費問題在國務院層面就已經被違反了。國務院關於社會撫養費管理辦法已經規定在任何地點都可以收撫養費，戶籍地、居住地和發現地，無論在哪裡被發現，都會被要求交錢，而且收費幅度的自由度非常之大，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可以被逼得傾家蕩產。
法廣：那超生罰款與暴力頻發之間是否有一定關係呢？
楊支柱：我認為，首先，收費制度減少了暴力，儘管這種收費制度其實更是一種不受制約的罰款。但以前只是下指標，阻止多生孩子，否則就強制墮胎，所以強制墮胎非常多，現在可以給錢，交了錢，他就會放過你。
但是，收費制度也使得強制墮胎不會完全消滅，因為，這樣人們才會乖乖地去交費，強制墮胎起到一種殺雞儆猴的警示作用。
計生政策主要動力是對可持續發展的擔心，不是人權
法廣：最近幾年計畫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不斷發生引起轟動的暴力事件，不少人呼籲調整計畫生育政策。您覺得政府調整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
楊支柱：調整計畫生育政策的呼聲最初出現並不是因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暴行，而是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22。這次與陝西強制墮胎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一件事，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的生育率就更低了，只有1.18，這幾乎是世界最低生育率，這引起了人口學、經濟學等學術界的強烈關注。到目前為止，因為人口數據而引發的對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擔憂，一直是主張調整或者廢除計畫生育政策的最主要聲音。人權問題在中國的媒體中非常敏感，這次（馮建梅事件）是一個例外；撫養費問題也基本上是從我（個人的經歷）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正面批評聲音。從安康事件開始，強制墮胎行為才進入媒體的視野。（這些事）以前不披露，但也知道，只是不能報導。所以，到目前為止，（呼籲調整）計畫生育政策主要的動力還是基於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擔心，而不是人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