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薄熙來有關的案件一案變三案糊塗審結之後，中共中央外宣辦於8月14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了中共十八大代表的選舉情況，同時公布了由2270人組成的代表名單。但何時召開以及關鍵的人事安排如政治局委員人選、常委名單是否由七人變九人等仍是不宣之秘。
一場中國高層的權力交接，竟然變成了一部集謀殺、腐敗、情色瓜葛各種戲分齊全的驚險影片，全是權欲惹的禍。
——多頭高層構架與極權政治的內生矛盾
鑒於這次九常委當中，政法委書記與中宣部長（當然不止這二位）的表現與胡溫等黨政一把手有距離，導致對薄熙來的處理無法形成統一的看法，據說這次高層的多頭共治局面會有所改變，將由「九頭」變「七頭」。
但即算「九頭」變「七頭」，這種決策分散化、決策成本高昂甚至無法形成統一意見的局面是否會有改觀？我看未必。因為高層多頭共治本身與極權政治的要求有內生的衝突。
觀諸人類歷史，自20世紀才出現的極權政治與以往不同，其特點是強調一項宗旨：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中共經歷過十餘次與領袖爭奪戰有關的激烈路線鬥爭，最後確立的就是毛時代那種完全符合極權政治內生要求的政治形態，從地方到中央，事權歸於黨，政府聽命於黨，黨聽命於領袖，即「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毛主席」這種一元化政治權力格局。
當年，鄧小平鑒於毛澤東一人獨裁之痛，創設了所謂「集體領導」的高層政治構架。這一政治構架確實削弱了黨的最高領袖的權力，在高層的多頭牽制下，誰也無法效法毛澤東那樣凌駕於一切人及制度之上，頤指氣使，為所欲為。鄧的積威雖然使他在所謂「集體領導」中權力獨大，能夠兩廢總書記，但畢竟不能走得像毛那樣遠。此後江澤民在長袖善舞的操作下，順利地運作了近10年。但到了胡錦濤第二任期，鄧小平設計的多頭高層構架與極權政治那種內生的矛盾就暴露無遺。目前形成的這種「多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口頭上被奉行但人人都不相信的主義（馬毛鄧三科）」狀態，成為中國權力交接前夕發生危機的根本原因。因為將多個政治寡頭維繫在一起的早已不是什麼信仰與主義，而是利益。既是利益，就永遠存在著爭鬥。更何況胡錦濤雖然穩重但才具平庸，在高層內部也缺乏江澤民那種斡旋能力，與他年齡相差不了多少的老太子黨這時地位提高，這些人有共同的政治經歷與訴求，更有共同的利益，在軍隊內部勢力更是盤根錯節，不似在黨內與政府內那樣處於少數與弱勢。近幾年，軍內一些有背景的將軍們屢屢對外交內政發難，這種干政傾向讓胡錦濤等高層很不安，但卻無奈其何，只能以安撫為主。
多頭共治與一元化政治架構間內生的衝突
極權制度最高權力的移交，或者是指定性的，或者是政變性的，但很難形成制度性的平穩交接。這種權力繼承時發生的危機，在德國納粹、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等一代而終的極權政治下沒有來得及暴露，東歐國家因為有「父皇帝」前蘇聯高踞在上，權力繼承得聽莫斯科招呼，小打小鬧就過來了。但是前蘇聯及中國，每逢權力繼承，都要發生激烈的明爭暗鬥。
以中共權力繼承為例，即使是指定接班人的，也要發生危機，比如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有劉少奇、林彪等，最後都被他自己廢掉，而且兩位接班人也被置於悲劇收場。鄧小平指定江澤民與隔代指定的胡錦濤倒都是按照步驟接了班。到了胡錦濤行將按程序交班的最後兩年，也通過「集體領導」機制指定了接班人當中的一、二號選手總書記與總理人選，但卻發生了薄熙來及其支持者問鼎的政治事件。薄熙來的問題，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覬覦大位，因此導致中共高層內部發生嚴重的內訌。
由於薄熙來事件，鄧小平開創的「集體領導」——高層多頭的政治構架徹底暴露了它的虛弱。這裡必須說明，鄧小平的「集體領導」不是毛澤東在1937年底到1943年3月間的「集體領導」。當時，中共中央曾設有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王明、康生等五人任書記處書記。但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拉打抬等手段，將所謂「集體領導」逐漸演變為毛澤東個人專權的一件外衣。以後的歷史證明，中共這架統治機器運轉效能最好的時刻，就是領袖說一不二的時期。一旦新的領袖失去了專斷能力，「集體領導」就變成多頭共治下的各自專權了。這種情況下，如果大局尚穩，無非是領導集體各自把持一個攤子；而今經濟社會危局已成人所共知之事，為了挽救危局，路線鬥爭必然發生。而中共奉行的主義是毛鄧三科四代領導人的講話大雜燴，毛、鄧（晚期）經濟思想本來就極不兼容，容易導入意識形態紛爭的陷阱，鄧小平可以憑藉個人權威用「不爭論」壓制下去，但現在沒有能夠說一不二的領袖，路線鬥爭的勝敗就不再由「最高指示」來定奪。於是，路線鬥爭就轉化成幾乎公開的權力鬥爭。而名義上的領袖胡錦濤受到各方勢力掣肘，為了維持表面上的「和諧」，連權力鬥爭都不敢公開化，只能靠私底下妥協斡旋來維持局面。薄案就這樣被引進了大事化小的胡同裡，但各種矛盾依然存在。
多頭共治=多條非制度化食物鏈同時存在
現階段，中共的權力鬥爭與歷史上的已經截然不同，背後都存在各個分利集團的利益爭奪。這是因為中共政府掌握壟斷著全部資源，又能夠依靠權力半行政干預攫取資源，再通過半市場化機制將其變現為金錢。這種利益格局必然存在爭鬥，現在「九龍共治」是如此，將來變成七龍共治仍是如此。
中共政治局的「九龍」，個個都在某領域裡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中國，權力就是一條食物鏈，圍繞著「九龍」權力寶座下延伸出來的食物鏈，自然就有大大小小的攀附者，這些利益鏈條主觀上也希望大家相安無事，但實際上資源有限，貪慾無限，最後還是無法避免利益碰撞。因此這「九龍」的心絕對不是一條，勁也很難往一處使。這就導致一個結果：即決策成本太高，在重大事件上無法形成統一意見。在薄熙來事件上將這點公開化了。
紅二代議政與京城政治
這又是一個中國當代政治無法忽視的特殊因素。
除了現任九常委之外，中國還有一個由退休高官、前黨與國家領導人的後裔太子黨、以及大大小小的紅二代（即父母參與了中共建政，只是官階不夠黨與國家領導人的資格），他們根據父輩淵源、血緣、姻親、朋友關係等構成了一個個京城政治小圈子——自古以來，京城乃是皇族、勛貴、功臣及其後代聚集之地。中共治下並未改變這種狀態，而且還比封建王朝多了一項恩澤，允許文武大臣及其後裔留居京城，而不是像封建王朝，大臣告老後必須還鄉，退守原籍。據說北京現在至少有50餘個這樣的小圈子，這些人由於年齡、位勢等各種原因，近年來在體制內處於日漸邊緣化的位置。這些小圈子的政治共識倒不是基於未來中國要走什麼道路，主要是對胡溫治下的中國現狀極其不滿，他們批評現政府官員過於腐敗，更不滿意三、四代領導人的子女個個在金融界高科技行業上下其手，成了億萬富翁。面對民怨沸騰的局面，他們認為父輩拋頭顱、灑熱血的江山不應該這樣被本屆政府的腐敗無能所葬送。他們通過聚會、辦網站等各種形式發言議政，國際媒體早就發現了這批「紅二代」享有批評時政的特權，並經常報導這類消息。
北京還是各種承擔智囊功能的研究機構雲集之地，不少知識精英與這些圈子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其中最活躍的應當是這些年奉「唱紅打黑」的薄熙來為共主的左派、新左派。就在8月9日谷開來受審的前一天，這批左派還在兩位前部級官員領銜下，發表了要求罷免溫家寶政治局常委與總理之職的萬言書。
這些群體在體制內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在中共領袖個人權威衰退之時，他們的力量集結起來，能夠非常有效地干政。薄熙來之所以能夠從中共中央預留的路線鬥爭、政治錯誤（腐敗）與刑事犯罪三條罪名下逃脫，許多被視為「薄黨」的人還能安然晉位十八大黨代表，全賴於這些小圈子擁有的非制度化力量。
但如果將中國民主化希望寄託在這些小圈子的反腐敗言論上，那是大錯特錯。因為這些小圈子是這個體制真心實意的擁護者，與其說他們擁護民主，還不如說他們擁護「黨內民主」。因為這些小圈子的生存附著在國家權力之上，不管怎樣衰落，但也還享有各種大小不等的特權，因此，很難希望在「紅二代」內部形成反體制的挑戰力量。眾多海外媒體在報導他們對現實不滿的發言時，過多渲染了他們批評腐敗的言論，忽視了他們只是在「鬧家務」，背後的動機其實是不滿自身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地位邊緣化，希望通過這種積極的干預改善並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多產生一些政治影響力。
鄧小平創立的「集體領導」模式——多頭高層政治架構，現在雖然已經被十八大新晉黨代表胡鞍鋼論述為「集體總統制」並解釋了這一架構的合理性，但這種領導模式與極權政治的不相容性是顯而易見的。中共要想彌合這種矛盾，唯一的辦法是改變極權的政治構架，放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主張，承認利益多元化格局，還權於民。如果堅持在極權政治上一條道走到黑，等到內亂蜂起之局與高層內鬥白熱化同時發作，勢必轟然倒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