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9日，西南聯大聘請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為校舍建築工程顧問。這是聯大期間，他們攜子女梁再冰(女)，梁從誡(男)與聯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陳岱孫(左三)、金岳霖(左五)、吳有訓(左六)等合影。
1980年夏天，美國大英百科全書訪華團在北京拜會鄧小平，中國百科全書高級編輯梁從誡擔任翻譯。當他逐一將客人介紹給鄧小平，其中介紹到一位年屆九旬的女編輯，她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過，鄧突然興奮起來，用濃重有力的四川話說：「咱們是同事嘍，都是打仗的！現在失業了，沒仗可打了，但還是和平好！」當梁把這席話翻給女編輯，她吃驚得差點從籐椅上掉下來。她事後不解地對翻譯說：「我怎麼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議！」
1991年8月，梁從誡先生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正好我在那個中心做訪問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談時，他興致勃勃地講了這段軼事，並談起他和父親及祖父這三代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命運。
考上舉人，考官賜婚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見到梁從誡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聯到一起，因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梁從誡談起祖父，也肅然起敬。
他講述說：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當堂見面，才發現梁啟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祖父為妻。梁從誡笑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奶奶是誰。」梁啟超毫無選擇餘地，只有叩頭謝恩。稍後，一位地方主考官對李雲端說：讓你搶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兒給他。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初與孫中山合作，後因觀點不同而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著龍袍稱帝。梁啟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啟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梁從誡回憶說：「父親不僅學習超群，還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親手做了一個銅鏡送給母親。他們到美國後，母親成為第一個在美讀建築的中國女生。」
「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父親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抗戰前，父親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面對北京飛漲的物價和知識份子的窮酸處境，梁從誡感嘆說，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即可生活；差別非常大。據可查到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年發薪帳目，圖書館長李大釗月薪六百銀元，當時任館員的毛澤東才拿六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也很厚待知識份子。
設計國徽、紀念碑
「七.七」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梁從誡問母親為什麼要逃，林徽音說：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看日本旗。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屋炸毀，慶幸那天全家外出。梁從誡說，他僅有的童年記憶是跟母親在瓦礫中挖家裡的東西，母親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積木。那年他五歲。
不久他腿上長了疥瘡，母親患了嚴重肺病，一家人貧病交加。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兒逃？林徽音指著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著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麼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方剛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因當時國、共逐鹿中原，中共勝勢已定。梁思成只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也要造房子。
回國後，他在北京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教授，夫妻倆全心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他們夫婦深得周恩來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國旗設計小組組長，後又出任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設計組長。國徽全國招標，林徽音的設計草圖一下子「中標」，中共要員毛、劉、周、朱都畫圈同意。一時，梁思成夫婦成為新政權的「紅人」。
梁思成與林徽音
北京古城牆萬萬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們與黨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里，有七百年歷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蹟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既不懂建築，也不懂美學，說不過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從誡說到此，特別感慨：如果當年能採納我母親的意見，今天北京城牆將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壯景，不知遊覽外匯能增加多少，因為僅僅一個光禿禿的長城，就有成千上萬的外國遊客；而且北京城牆還可解決北京公園少，遊人擁擠，以至假日傍晚談戀愛，公園一條椅子要同時擠兩、三對的窘困現狀。
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
林徽音那時還沒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話就是聖旨，無論彭真、彭假，都只有叩頭領旨去執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領導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麼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蹟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心痛！她未曾痊癒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麼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裡。
死後周恩來才想起他
中國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來才想起了他，要為他開追悼會。梁從誡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共元帥陳毅的追悼會比他父親的正好早開一個星期，而且就在同一個禮堂。梁從誡親自去禮堂，把花圈上追悼陳毅的輓聯換成悼念父親的。
追悼會上，當時清華大學負責人謝靜宜代表周恩來慰問家屬，問梁從誡家中缺什麼，並說總理還記得林徽音。梁從誡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總理那麼忙，要管整個國家的大事，還記得他母親，還能準確叫出名字。
我沿著這個話題請教梁先生，「既然周恩來那麼器重、賞識你母親，那為什麼拆城牆時，她不去找周恩來，畢竟周恩來是個聰明人，懂得古蹟的價值。」梁從誡回答說：「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謝總理對我家的關心。但是……」他沉緩了一會說：「拋開這些，平心而論，周恩來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澤東的一切錯誤能說到讓別人接受。」
梁從誡
梁從誡成了「梁三子」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著：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裡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復（六四事件後被撤職的開明派統戰部長）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兩次機會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中共是最善於做「統戰」工作的。梁啟超的孫子這塊招牌也許會派上用場，於是梁從誡被請進全國政協，做了委員。但梁從誡身上流動著母親那種剛直、執拗的血，一次閻明復問他對「政協」的看法，他直率地說：一個政而不協——既無政治地位，又什麼大事也不找它協商。
三代人選擇越來越小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道路。我請教梁先生怎樣看待他們三代人的共同點和差異。他不假思索地說：最大的共同點是都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愛國心。為了這種責任、愛國，而不顧個人；但三代人都是失敗者。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
「為什麼都是失敗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其實，他們是秉承一片愛國之心，他告訴我，一次他與閻明復講，中國需要這種「愛國的反對派」。他用英文強調說，是「loyal opposite」。
談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對中國現實的瞭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從誡先生已是第三次訪美。我問他感受，他直截了當：「多元。這裡讓人有更多選擇。我們三代人的最大悲劇是選擇越來越小。」我回應道，人們都說晚清是腐敗的大清王朝，但它還產生了梁啟超。但共產黨建政後，又產生了什麼呢？梁從誡先生感慨地說：如果他有祖父當年那樣的環境，今天也會更有成就，不會跟祖父差距那麼大。而他的人生，沒有自己的選擇，大學畢業就到「人事廳」報到，以後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黨安排，他從不屬於自己。連思想和學問也不屬於自己。他告訴我：三十年前他教過的一個學生，現在雲南大學當教授，寫了一本《世界史》送給他看。他仔細一看，書裡很多觀點還是三十年前他講授的。而他的這些觀點又是當年他的導師、蘇聯專家教他的，全是以蘇聯「十月革命」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寫來，顯得荒唐；但仍在寫、仍在出。
複雜的民族情結
梁從誡後來做了北京文化書院副院長。雖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對國家有著深深的愛。他告訴我，母親也是這樣，當年肺病非常嚴重時還堅持畫「國徽」草圖。後來手都拿不動筆，呼籲困難，還支撐著畫完大綱，最後細部由父親和朋友等完成。
為什麼這樣一些有才華的知識份子要追隨中國共產黨，並且對黨一次次犯錯誤都給予原諒呢？梁從誡分析說，「這裡有一個民族情結，有個大背景——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氣的歷史，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火燒圓明園，中國人都一敗塗地。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使知識份子感到中國統一了，獨立了，在外國人面前站起來了，變成了世界大國。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一切，這就是‘原諒’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後期已看出這個國家的整體性問題，但仍對黨和國家有著愛的感情。黨犯了錯誤，我替黨難過、害臊，雖然自己不是黨員。但一代代知識份子的愛國情操受到挫傷。」說到這裡，梁從誡比喻說：「如同一場戀愛，你對她一片好，結果換來一場臭罵，這種傷了的感情很難恢復原狀。」
一出國，就「出事」
這是梁從誡第三次出國訪問。他說想找個命相學家看一看，怎麼他一出國，就「出事」——1986年底他來美國訪問，中共高層「地震」，總書記胡耀邦「辭職」；1989年4月訪美，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這次來美，他和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看蘇聯政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我說，「你下次出國，這個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國了。」
原標題：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悼梁從誡
（按：原載美國《世界日報》週刊，在2010年10月梁從誡去世後，作者再度發到網路以悼念）
（作者註：雖然網路上及維基百科等，都是用「林徽因」，但當年跟梁從誡訪談時，他用的是「林徽音」。後來梁從誡給他母親出了本文集，分別在臺灣天下出版社和中國百花出版社出版，書名也是《林徽音文集》，所以，為尊重梁先生的意願，本文用的是「林徽音」。據查，林徽音是梁從誡母親的本名，後因跟別人重名，改成林徽因。但梁從誡執意用「林徽音」這個原名，沒有問過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