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九四二》劇照，由馮小剛執導，11月29日在中國內地公映。
在中國的革命時代，吃飽是一種「原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將革命與吃飯對立起來，是革命敘事中的一個「基本原則」。革命似乎要將吃飯這一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摒除於清教徒的大熔爐之外。
因此，「飢餓」是隱藏在意識形態中的線索，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集體記憶，繼而變成了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敘事母題。
作家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的開頭有一段有關飢餓記憶的對話。敘事者「我」問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姥娘反問說：「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溫故乃知新。魯迅說中國人善忘，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善忘，所以需要更加堅固的記憶方式——比如，文字或者影像。2012年11月29日，由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馮小剛執導《一九四二》上映，試圖記錄和喚醒有關「飢餓」的記憶。
那是一段怎樣的歷史？蝗蟲漫天、餓殍遍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樹皮吃完了，野菜挖光了，直至出現狗吃人、人吃人的末日場景。《溫故一九四二》中寫道：「一個母親把她兩歲的孩子煮吃了；一個父親為了自己活命，把他兩個孩子勒死，然後將肉煮吃了。一個八歲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湯恩伯的部隊，部隊硬要一家農民收容棄兒。後來這個孩子不見了。經調查，在那家農戶的茅屋旁邊的大罈子裡，發現了這孩子的骨頭；骨頭上的肉，被啃得乾乾淨淨。」
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怎麼看都不像小說。其中大量引用《河南民國日報》、當時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哈里遜·福爾曼(Harrison Forman)、《大公報》重慶版派駐河南的戰地記者張高峰等人的報導和記述，又常發長篇大論，造成一種冷靜到冷漠的間離效果。面對苦難，作家余華式的煽情文風在《溫故一九四二》中是看不到的。也許劉震雲在刻意避免煽情，也許他在形式上要劍走偏鋒，要以「非虛構」的方式來書寫飢餓的殘酷性。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並沒有讀到《夾邊溝記事》的作者楊顯惠所帶給人的的感動和震撼，面對冷冰冰條分縷析的新聞報導，就像面對頻發的礦難後報紙上抽象的死亡數字。
拋開美學感受，《溫故一九四二》中的時間指涉頗具野心。
「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從《溫故一九四二》的開頭，劉震雲似乎就一再提醒讀者：不要將這篇小說的時間背景僅僅定格在日寇來襲時的一九四二年，他一再地要將時間序列拉長，讓大飢荒成為一種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鼠疫》似的寓言，進而影射一段更隱秘的歷史。
這段隱秘的歷史，經過另一位「飢餓敘述」的傑出小說家的記述而廣為人知，那就是楊顯惠和他的《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那裡更直接地描述了發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飢荒。
《夾邊溝記事》開篇第一個故事寫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有食物可吃的夾邊溝右派只能以一種名為「黃茅草草籽」的難以消化的食物為食：「這東西根本就沒有營養，但是也沒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腸胃填充一下，克服飢餓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觀音土一樣。這種東西能挺時間，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來，需要吃別的野菜什麼的頂下來。」許多人因此死亡。
而《定西孤兒院紀事》中的人吃人也遠比《溫故一九四二》殘酷。這種殘酷性源於楊顯惠毫不避諱敏感話題，也無抽象概述擾亂敘事，在第一個故事《黑石頭》中：「慶祥說，他剛進灶房就聞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鍋裡冒出來的，鍋裡咕嘟嘟響。那氣味香得很。但說著話，他突然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他以為扣兒藏在水缸後邊了，故意叫她媽說謊騙他哩，就喊了一聲扣兒並且走過去看，但令他驚愕的是水缸後邊空空的，就是扣兒的辮子長拖拖地放在水缸蓋上。他立即嚇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軟了。扣兒娘扭過臉問他：你站著咋哩？他看見扣兒娘被灶火照得紅赤赤的眼睛，……」這樣的文字，讓人脊背發冷，因為真實，所以殘忍。
我曾經專門問過楊顯惠先生：「這是真的嗎？娘吃女兒，不應該含著淚吃嗎？」楊顯惠答：「這是被採訪者親口告訴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線的時候真是沒有辦法。」
革命帶來了飢餓。不論是抗日戰爭的國族烽火，還是後「解放」時期的文革反右內鬥，不僅在顫抖的飢餓的軀體上留下痕跡，也在這個民族的精神史上刻下傷痕。其中蘊含的大量不為人知的眼淚、仇恨、苦難和死亡，這樣的記述，用劉震雲的話說就是：「我在揭親人和父老的已經癒合五十年的傷疤，讓它們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創面。」
飢餓，是革命的動力源泉之一，不到腹中空空如也餓出個鳥來的境地，老實巴交的中國農民誰願意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還不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誠如劉震雲所說：「飢餓甚至毀滅了人類最起碼的感情」。對於經歷過「舊中國」的大眾來說，他們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卻並不等於迎來了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梁山泊式幸福生活，等待他們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一個按照票證計畫供應的平均主義經濟系統，所以依舊要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飢餓從未消失。
當飢腸轆轆的感覺壓倒一切的時候，革命理想主義就讓位於空空如也的肚子，意識形態也管不了那麼多了，禁不住會幻想起吃飽了飯的「舊中國」，共產主義教育在食物面前頃刻間分崩離析。
作家古華在小說《芙蓉鎮》中就大段描寫了在頭腦中想像舊社會曾經嘗過的種種美食：「於是，人們的智慧就來填補物質的空白。人們就來互相回憶，講述自己哪年哪月，何處何家吃過的一頓最為豐盛的酒席，整雞整魚，肥嘟嘟的糰子肉、皮皺皺的肘子、夾的筷子都要彎下去的四兩一塊的扣肉、粉蒸肉、回鍋肉等等。當然山裡人最喜歡的還是落雪天吃肥狗肉。」
這一情節在作家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中有過更加活色生香的描寫，第十九章整整一章，許三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中國好舌頭就口吐蓮花一般用嘴爆炒了豬肝清燉了鯽魚，舌尖上的中國種種美味，忽悠兒子們口水一片。
劉震雲曾經對我說：「故鄉不一樣的話，首先是口音不一樣，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陝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樣的。另外飲食習慣也不一樣。比如吃羊肉，我們在河南的話我們會吃羊肉燴面，陝西人就會吃羊肉泡饃，新疆人則吃羊肉串。這些不一樣綜合起來就是面對世界的態度不一樣。」正因於此，在劉震雲乃至所有深深植根於故鄉土壤之中的一批中國當代作家，都會把飢餓作為其書寫的重要母題，熱衷描寫「吃」，在這些滿足口腹之欲的食材背後，是飢腸轆轆的人民消瘦的身影，站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