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與趙紫陽
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策源地。要吃糧，找紫陽，是七十年代末從四川傳到北京的民謠。這六個字是一個歷史性的信號。我不知道將來的中國人懂不懂這個信號的含義，鄧小平是懂得的：中國不改革，死路一條。
理論家為黨史設計了一個定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個定義冠冕堂皇，但不符合史實。事實上，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看看今日之中國就明白了。除了一黨專政依然如故之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藍圖安在哉？把改革定義為自我完善，是文飾，只有靠花言巧語吃飯的理論家才寫得出來。
毛澤東把人捆起來
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如果中國不出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搞社會主義，改革就是多此一舉。但中國畢竟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共產黨確確實實把中國人的手腳和頭腦捆住了，因此中國人才需要鬆綁。改革就是鬆綁。
六十年前的中國有五億人口，毛主席被尊為大救星。只要人人都聼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試看天下誰能敵！所以大救星就把全民組織在一種叫做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之中，由黨來領導一切，以馬列主義來統一思想，以國家計畫來統一行動，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來對不聽話的人開展鬥爭。大救星以為，這樣一來，最美最好的圖畫就畫得出來了。結果如何？全體中國人被黨捆綁起來之後，出現的不是奇蹟，而是災難。
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萬歲的歡樂鑼鼓中，市場窒息了，國家瀕於崩潰。大躍進短短三年（1959到1961），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也許是四千萬人，僅四川一個省就餓死了一千萬。但毛主席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大政治家，餓死人對他只是小事一樁，反正他掌握著人類的最高理想，不容許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為了把膽敢有所質疑的國防部長和國家主席置於死地，共產黨開展了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為主題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中，大約有兩千萬人被鬥爭，一億人受株連。不是餓死，就是斗死。這就是中國人要求改革的大背景。
但毛的權力高於人民，毛不死，誰想改革誰就是反革命。1976年，毛死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毛的妻子及其同夥（四人幫）作為替罪羊被抓起來了。不過毛澤東思想餘威猶在，社會主義理所當然是中國人必須服從、不得違反的制度，否則必然招致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因此，老百姓所期盼的改革，只能在石板的隙縫中曲折地進行。當全國人心思變嚮往改革的時候，四川人走在改革的前列。這本書中五十多篇文章，講的就是四川人從1975年底到1980年初披荊斬棘進行改革的歷史。
趙紫陽和李井泉的比較
1950-1960年代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李井泉。他是毛澤東的重臣，在大躍進中，因被毛譽為四川是上游而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信仰鬥爭哲學，通曉引蛇出洞的策略。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囘四川開會貫徹，在傳達之前，首先就把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發到會上，叫幹部表態。許多人誤會了，以為這是廬山會議批准的文件，喜出望外，好極了，彭老總替我們說了心裏話。凡是這樣表態的幹部，從地、縣到鄉、社，被省委一網打盡，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四川餓死一千萬人，跟這件事有直接關係。但這不是李一個人的責任，毛澤東和共產黨應該負總責。
1975年底調到四川來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後來被證明是一位改革家。趙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但和毛澤東不同，趙不是唱高調的理論家，而是做事情的實踐家。毛大概認為，自己早已寫了《實踐論》的文章，真理和隨之而來的領導權就應該屬於毛。趙紫陽則認為，一切實踐者都是實踐的主人；共產黨應該尊重實踐者的自主權。
趙到四川前，鄧小平要他把農業抓上去。趙做了，做得很認真。趙抓農業，和李井泉不同。李的辦法是不把農民當農民，千百萬農民必須聼命於省委第一書記，趙的辦法是把農民當農民，省委第一書記和全省各級幹部應該尊重農民的自主權。李決定全省農民每年種三茬莊稼；趙認為應該讓農民自己作主，因地制宜，如果兩茬種得好，為什麼非種三茬不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得十。）李下令把旱地改為水田，沒有條件也應該創造條件改；趙認為不可千篇一律，如果水路不通，就應該允許走旱路。李的辦法是通過改造農民來改造自然，把農民捆起來奪高產；趙給農民鬆綁，怎麼好就怎麼辦。農民本來就有幾千年種地的經驗，問題是李井泉不把農民當農民，才閙出了天府之國餓死一千萬人的慘劇。趙紫陽把農民當農民，四川的農業就開始復甦了。
農民的自主權不限於怎麼種植，更要緊的是怎樣分配，也就是說，生產的成果歸誰所有。廣東省清遠縣洲心公社的農民早在1960年就創造了一種名叫聯繫產量責任制的分配方式，實質上就是後來八十年代風行全國的包產到戶。趙紫陽當時在廣東主管農業，高度評價農民的這一創舉。趙當時的評價是：單干比不干好。1961年，這個足以使人民公社名存實亡的制度，首先在清遠縣試行。接著，1962年8月，廣東省委決定在全省徹底推廣。可惜一個月後，也就是當年9月，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聯產責任制被迫夭折。十三年後，趙到了四川，他繼續研究四川農民的經驗，先把聯產責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災區，災區大增產，再名正言順把這種責任制介紹給非災區。
中國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者想必知道，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最早把人民公社這塊通向天堂的神聖招牌摘下來的，是四川省廣漢縣的向陽鄉，時間是1980年8月；趙紫陽作出這個決定，則在他調離四川之前。不是別人，而是趙紫陽，他不願意把難題留給後人，義不容辭把砍掉人民公社的罪責擔當了起來。
人民公社曾經被載入當時的憲法。但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本來就沒有任何合法性。何況，有公社則農民死，無公社則農民生。要農民不再成為公社的農奴，就只有使公社不再存在。毛澤東把中國農民解放為公社社員，四川的社員通過維護自己的自主權，開始從人民公社的枷鎖中再解放出來成為農民。
趙紫陽和毛澤東的比較
四川的農村改革搞得最早，這一點，許多人知道。但許多人不知道，同在七十年代後期，四川認真地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改革，其中包括工商企業改革的試點。感謝《趙紫陽在四川》，它給我們也保存了這方面的珍貴的記錄。
企業之非改革不可，因為他們和農民一樣，也被毛澤東共產黨全面捆綁住了。比較起來，捆綁企業的繩索更細密。在供、產、銷的一切環節上，對品種、規格、產量、原材料供應、產品調撥、價格、投資、折舊、流動資金、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上繳利潤……，都有嚴嚴密密的繩索捆綁著。把農民當農民，尊重農民的自主權，為四川的農村改革開了路。把企業當企業，尊重企業的自主權，也為四川的工商企業改革開了路。
四川的企業改革，不是四川自己能夠全部作得了主的。為此，趙紫陽不得不和財政部長吳波同志進行一場著名的爭論。但國家銀行行長李葆華同志對趙紫陽的大力支持，則在四川傳為美談。建立職工代表大會作為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也是在四川首先試點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生長點。
改革當然不限於工農業。自主權當然也不限於管理。思想就應該自主。中宣部長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四川人是打破思想禁區和理論禁區的實踐者。趙紫陽請經濟學家孫冶方在四川開講價值規律。當時四川的學術界，享有免予因講價值規律而恐懼的自由。在經過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洗劫後，四川也是首先敞開討論市場經濟的故鄉。
趙紫陽把人當人，把人當作思想者。這一點，毛澤東絕對做不到。我最近重讀《毛澤東選集》，想知道毛是在什麼地方開始失足的。我研究的結果是，作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一開始就基本上不把人當人。毛澤東認為，對黨（或者對毛）來說，只存在著敵人和朋友。敵人，是必須加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且踏上一隻腳的，因此當然不是人；朋友，是能夠幫助毛打倒敵人的，因此必須以毛的思想為思想，以毛的行動為行動，必須是亦步亦趨接受毛澤東控制的機器人，因此當然也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人。在毛澤東眼裡，中國和世界一樣，都不是統一體。人類被毛（或者黨）劈成了兩半，一半是黨必須置之於死地的敵，另一半是黨需要加以利用的力，譬如發展生產的勞動力，奪取勝利的戰鬥力等等。《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後來所說的毛澤東思想（從湖南農民運動，到延安整風，到奪取政權，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無非就是把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的完整的準確的體系。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極大。趙紫陽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影響。但正如趙所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趙紫陽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徹大悟，落實成為行動，就是把人當人。全書就是證明。
趙紫陽把可能發生地震區域的居民當人。一接到省地震局的預報，就把地震的險情及時告訴老百姓，不讓住在地震區中的老百姓蒙在鼓裡，坐以待斃，或者坐以待救。
阿壩地區五個縣，藏族同胞十五萬人，平叛抓出了三萬個叛亂分子，幾乎家家有人坐牢。有人說，這是正確的，後來，仍然堅持說，這僅僅是一種擴大化。趙紫陽態度鮮明：堅決徹底平反！他也不同意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這個長期被奉為經典的論斷。趙紫陽把少數民族同胞當人。
趙紫陽把右派份子當人。連被毛澤東欽定的流沙河，趙紫陽也不迴避，不繞著難題走，直截了當，平反了。
趙紫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當人。趙到四川前，鄧小平對他有兩條指示，一條是要他抓農業，另一條是要他不要怕當還鄉團，也就是要他敢於鎮壓造反派。實際情況是，趙到四川，風向已經大變，鄧小平自己已經成為毛澤東進行批鬥的焦點；批鄧的主力，根本不是什麼造反派，恰恰正是毛澤東自己。趙紫陽在四川，既把鄧小平當人，不把鄧小平當鬼；也把當年響應毛澤東號召，帶頭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當人，不把造反派當鬼。
把人當人，是文明社會的共識。趙紫陽作為共產黨員，堅決不替共產黨樹敵。這是卓識。有些黨委書記，天天替黨樹敵，還自以為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真是愚不可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能把人當人嗎？
趙紫陽是1980年4月離開四川調到中南海來主持經濟改革的。從這個時候起，直到1989年4月學潮以前，在經濟改革的領域中，趙紫陽的工作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和支持。鄧小平對經濟改革是支持的，而且是真支持。對此我過去不懷疑，至今仍不懷疑。1987年6月底，中顧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老人要我幫助他起草一篇紀念七一的講話，突出小平同志，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的時候。我在替薄起草的這篇文稿中，把鄧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是誠心誠意這樣寫的，但是我錯了，因為這不是事實。事實上，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設計。中國改革開放沒有總設計師。至於鄧小平，比較準確地說，他當時是改革經濟制度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改革一黨領導制度的最強有力的反對者。
在黨的元老中，鄧小平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一位。當毛澤東把國家推向崩潰的時候，鄧知道，經濟不改革是死路一條，對人民是死路，對黨也是死路。但豐富的消極的政治經驗使他深藏戒心：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神話一旦破產，有可能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這是鄧小平所害怕的。他可以對某些神話作新的解釋，可以不再堅持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神話，可以不再堅持群眾運動的神話，但是必須繼續堅持四個神話：毛澤東思想的神話，社會主義的神話，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話，特別是必須堅持共產黨的神話。查查1979年理論務虛會的記錄就清楚了：在胡耀邦動員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後一個月，鄧小平就在同一個會議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剎車報告。
一個人願意堅持什麼原則，那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要求全國人民非追隨他不可，他就越出了常人的地位，有點以超人自居了。他如果對反對者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就肯定不把反對者當人了。天安門鎮壓證明，鄧小平把請願者不當人。我不得不指出，天安門鎮壓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堅持毛澤東思想意味著中國人不得成為獨立的思想者，堅持社會主義意味著中國人不得成為自由的私有者，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中國人不得擁有法定的公民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意味著大家必須替共產黨做馴服的工具。總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國人不得成為人，中國不得進入公民社會。所以，即使在八十年代初鄧小平興致勃勃支持經濟改革的同時，就已經種下了他在一定條件下進行鎮壓的殺機。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不願意看到改革全軍覆沒，在南巡講話中，重新賈其餘勇，力圖掀起經濟改革的新高潮。但這種改革，已不再是向人民讓步。這種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重新構筑所有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其結果，基本上是以政治權力的大小來決定貧民和富豪。無怪乎，彈指一揮間，中國被南巡講話劈成兩半，掘開了史無前例的鴻溝，打開了全面腐敗的新局面。
回歸人性，回歸常識
我讀完《趙紫陽在四川》，掩卷沉思。撥亂反正，亂是驚人的，正總是平實的。所以改革是平實的。改革者趙紫陽是平實的。把人當人，就是最平實的普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