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廣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勞改犯」的熱潮，至今給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痛。對這股潮流，當事人和受害人至今還都噤若寒蟬……
「勞改犯打死活該」，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雜誌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時期廣州打「勞改犯」這件事，文章寫道：「進入1967年夏季，廣州街頭忽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粵北‘勞改犯’大暴動，將會很快前來洗劫廣州城。」傳開之後，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鬥風熾烈，神州大地炮火連天，槍聲大作，無數熱血青年倒在街頭，廣州的紅衛兵小報說，「……近來，妖霧瀰漫，廣州城籠罩著一片內戰的恐怖氣氛……專政機關失靈了，公安系統癱瘓了！小偷慣竊，地痞流氓等乘機出來活動，搶劫行凶，層出不窮，人民汽車收車時間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兩三點就關緊門，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見行人；現在水路交通中斷，運輸供應受到嚴重影響，市面十分緊張。」所以一聽到粵北勞改犯要洗劫廣州的消息，一向低調的廣州人，心情繃到十二萬分緊張。這時廣州公檢法機關也一片大亂，僅是8月6日，機關受到41次衝擊，8月8日，郊區茶頭一個農場的「勞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權威的是《廣州地方志》記載，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個收容人員和拒收樟木頭收容所送來的兩車共83名偷渡人員，之後，「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
清末時，廣州市區的街巷是有柵欄的，點一盞火水燈，打更人徹夜唱更，老百姓都安樂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敵當前，想起清末防賊的陣仗，也應該動手建造街巷柵欄。有人記述，有些街道聯防開始為對付一些紅衛兵的抄家行動，以及小偷的搶劫，還有基於互相幫助的精神，約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發生，以敲銅鑼或敲面盆為號，通知街坊，各街坊聽到訊號，採取同樣措施，吶喊鼓噪，造成聲勢使竊賊或紅衛兵受驚、逃走，還有一些自願擔任巡更的人，還對竊賊等作追擊或捕捉，隨意將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聽到勞改犯要來的消息，各街道之間都紛紛設上柵欄，多由磚瓦砌成或木料製成，有的靠街坊間集款購買，有的則直接從一些建築地盤中取用。就像內戰時，城中為應付巷戰的設施一樣。入黑時分，柵欄就會加鎖，禁止出入。一個居民回憶，「一德路商鋪林立，由於害怕被洗劫，在頂層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連通聯防，成了當時廣州的怪異一景。我家當時住在珠光東路，東邊的德政路入口處和西邊文德路的入口處也都築起柵欄，白天自由通行，黃昏便關起閘門，由居委會組織一些認為出身貧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對出入的人進行盤問。夜間還派有游動哨，在街巷裡巡視，一有動靜，便敲響臉盆或鋁鍋互相呼應。有好幾個晚上，聽到從遠處傳來緊張的呼喊聲：‘大沙頭碼頭有勞動犯上岸啦！’敲打鍋盆聲和呼喊聲連成一片，震盪著廣州的夜空，平添幾分淒涼和恐怖。」此時，「不管什麼人，打了再算」，「打死都無聲出」，「勞改犯打死活該」等論調大行其道。形成一個「勞改犯就該人人喊打」的氛圍。但不是勞改犯呢，照打！誰也沒想到，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之中。
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就是廣州居民
有心人從1995年開始調查，發現大量線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殺害的人，文章這樣記述死者家屬的控訴——
我哥哥湯永耀，「文革」前是廣州七中的畢業生（1962年），本來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績一直很好，還特別喜歡唐詩宋詞。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當時不可能被錄取上大學。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漸漸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飯後，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沒有明顯區別，又像往常一樣出去散步……誰也沒料到，再也沒有回來。當時到處都搞「街道聯防」，街街巷巷安了閘，見生人過就打鑼，追殺。正常人口齒伶俐都難分辯，何況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親回來說，見到我哥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被吊死在電線桿上。啊！我母親大哭。不是由我們收屍的，是政府處理，沒有骨灰。很久以後，我已經下鄉插隊了，好像派出所有來人給過一百幾十塊錢。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個人是不用負責的，死人之多難以計數。北京殺害第一個50多歲的老師卞仲耘後，附近的大興縣對所謂「牛鬼蛇神」是」橫掃」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僅6天，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些不忍卒讀的數字，在廣州打勞改犯的運動中繼續蔓延。
廣州培英中學高中老師余柏茂，回憶起另一個事實，「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從惠福路家裡出來，走海珠中路到西門口，乘19路公共汽車返白鶴洞學校。這一天是發工資日子，同行的還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學。上車之前，發現這段路有一個吊屍，上車後，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過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到白鶴洞，僅是從車上一側（人多擋住，看不見另一側），就數出十件屍體。我當時真是一件件數的，因為我想推算一下全廣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來只知道該事件的主要現場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這些原屬市區邊緣的冷僻地段，以及過珠江大橋以後的遠郊，竟然都有不少屍體，著實令人吃驚。《廣州年鑑》「數十人死亡」之結論看來太草率了。余老師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記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經開始值班，建柵搞居民聯防，後來才知道，他回校後一個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個被打死的「勞改犯」。
到底有沒有勞改犯逃脫這回事，誰也沒有得到結論。但是，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廣州居民。當年市人委的一個普通幹部，在講述12日白天發生的事之前，又講了夜間的見聞：「……我們市人委宿舍當時也組織起來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兩點到四點的班，聽說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樓的下臺幹部，原來管公安的副市長孫樂宜，過來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勞動布褲子，光上身。孫把屍體翻過來，看見這人雙手是被銬上的，他很有經驗，只說了一句：‘手銬都生鏽了。’他不敢明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這人不可能是勞改場跑出來的犯人！後來四點鐘我交班以後，聽說又打死一個，是戴腳鐐的。整晚一共打死三個。」
在變態的思維中，有的人甚至認為殺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動輒要人家的性命。「打勞改犯期間，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務要過河南找一個人。經過中央公園旁邊，吉祥路和連新路交接處，見一堆人中間圍住一個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麼怪法？這麼多年，也記不清了，也許是大腦殼、羅圈腿之類發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順眼，給人感覺不像‘好人’。聽周圍的人說，此人昨晚手抓一支發動汽車用的鐵桿在街上手舞足蹈晃來晃去，旁若無人，結果被居民當壞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來了。居委訊問之後，通過電話找到他一個姐姐，她雖然承認有這弟弟，但同時也表示與他已經沒有關係，不願領人。唉，那時的人真是很絕情！居委的人還好，留他在居委會過了一夜。下午回來又經過這裡，畸形人已經被人吊死在連新路口的大榕樹上了。」
那些年頭，人們對「階級敵人」充滿「階級仇恨」。「勞改犯」屬於「階級敵人」，逮住便往死裡打，毫不手軟。據說廣州城內德政路被殺的人多。從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飯店門口板凳上自斟自飲功夫茶的老闆娘。老闆娘指著四五十步遠的十字路口說：「在那裡吊死三四個。因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麼人。」老闆娘還說，往下走一點的萬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樓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時期，鄉下來有人來找，居委帶鄉下人上門，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認，結果，農民被當勞改犯打死了。這種事也不新鮮，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萬福路交口處，忽然打鑼打鼓聲，敲盆敲桶聲，吹哨喊叫聲亂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們看到有三個人倒在棚架下，旁邊都是碎磚亂石。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已經死了，但年輕的一個似乎還有點氣息，卻不斷有居民繼續用石頭砸他。據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這麼多，為什麼？老闆娘回答：德政路一帶住的多是沒文化的下層市民、咕哩佬（搬運工）、三輪車伕、掃街淘糞的清潔工、小商小販……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魚龍混雜之地。她還說，當時居民聯防的人，有學生和無業青年。當時居委是起了組織作用的。
講起當年打勞改犯的事情，許多街坊打開回憶的大門，「那年我15歲，住一德路，對面就是愛群大廈、長堤。我親眼見打死一個比我還小的少年，在江邊榕樹下，一個後生仔用鋸片捅進他的身體，血嘩嘩湧出來……」（劉先生，現居廣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當時有好幾個人被綁在江邊榕樹上打，竹升都打斷幾根。那些人滿面是血，其中一個已經死了，三十多歲，像個農民。說是打‘勞改犯’，誰知道？圍觀的人都不敢出聲。」（肖先生，現居廣州）「我侄兒說的，確有其事，當時長堤一帶的大榕樹吊了不少死屍。具體日期記不清了。我親眼見到一個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說她偷東西。」（肖先生，現居美國）
「我親眼見大白天吊死一個人。就是「吊勞改犯」那時，我騎車經過長堤，在靠近「省總」大樓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個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結果還是吊死了。」（譚先生，現居美國）
「10·11日廣州街頭打死很多人。在長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樹都捆著一個死屍，有些樹上有兩個死屍，有些吊死，有些是跪著捆在樹上，我數了一下，長堤路至少有二十多個屍體。那兩天正是下雨，這些屍體在水中泡著，浮腫起來，實在可怕。」（見《湯生龍日記》）
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懸案」
由於種種傳聞沒辦法澄清，以致今天還有人對當年的情況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廣州一些群眾一下子變得如此沒人性？這個女士說，「我丈夫當時在廣州市第二搬運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時，見到居委會的房子前面有幾個街坊議論紛紛。原來裡面關了一個昨夜捉到的‘勞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鎖的鐵閘門裡有一個臉色鐵青的人跪在地上，雙手被反縛，衣不蔽體，蓬頭垢面，對著外面圍觀的人叩頭如搗蒜，滿臉都是唾沫，操著北方口音嘴裡不斷喃喃著，看樣子是餓壞了或是嚇壞了。我丈夫從他語不成句斷斷續續所講的話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條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來廣東打工的農民，原帶有生產隊開的證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毀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時，見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馬路邊的電線桿上多時了。因為他當時是搬運工人，去的地方多，見到被打殺的‘勞改犯’也更多。從來不跟我講，一方面是心裏害怕；另一方面也擔心我會害怕。」
這種景象給廣州群眾以強烈的心理衝擊，他們雖然也擁護搞聯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殘酷，如此般野蠻。好好的一個人，有人叫一句，這是勞改犯，立刻就會有一幫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鐵管甚至用槍去消滅他。有個廣州的復員兵回憶說，「我親眼看到有好幾個地方吊著被打死的所謂‘勞改犯’：一處是在東山百貨大樓對面的街角公園的樹上；一處是在教育路南方電影院門口的樹上；再一處就是在文德路與中山路的交界處，有兩具屍體在地上擺著。聽說原來也是吊起來的，後來繩子斷了，馬路正在鋪下水管道，兩具屍體被人搬到挖起來的泥堆上，時值盛夏，屍體曝晒發脹，形狀十分恐怖。還聽說在長堤一帶，有「勞改犯」被打死即時扔進珠江的。我1951年參軍，之後不久便從事醫務工作並參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見過死人。但是這樣的死人場面仍然使我感到噁心和恐懼。」
廣州「文革」研究專家葉先生多次訪問過當時「紅警司」政委黃意堅，他說事發後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的力量，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這兩個接近之數，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如今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成為「文革」懸案。老廣州阿佗認為，第一，這是廣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歷史，研究歷史的角度，不能迴避；第二，死者多是無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場，更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讓死者安息；第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強大的同時，如果對自己過去犯下的某些錯誤和罪惡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隱瞞，那所有的進步都不會有任何意義，那表面的提升，實質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