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2010年,法國曾經出品一部名為《巴黎諜影》的電影。儘管有好萊塢明星約翰•特拉沃爾塔壓陣,這部電影卻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在IMDb網站上評分僅6.4。不過,這部好萊塢式火爆槍戰片的最大亮點,也許是一派文藝小清新範兒的原名——「從巴黎來,帶著愛」(From Paris, With Love)。
2013年的6月4日,天安門運動被鎮壓24週年當天,一位中國教授也帶著滿腔愛意來到巴黎,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用流利的英語堅定地為「中國式民主」辯護,將其稱之為「代表性民主」,遠遠優越於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同時卻對「六四」本身絕口不提。
何謂「代表性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很大程度上,這個名詞正是這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的理論創新。在這位中國大陸「新左派」代表人物看來,以往所謂西方民主國家所鼓吹的都是「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要以是否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為標準,而這並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在他看來,所謂「代表」無非是按照公眾的最佳利益行事,而民主可以用各種方式實現。有沒有選舉產生的代表,其實並不重要。有必要的話,哪怕抽籤抓鬮產生也無妨,甚至更好。
王教授開門見山地聲稱「中國的黨國體制享受著相當充分的民意合法性」(China’s party-state enjoys fairly robust levels of popular legitimacy),論點有三:中國人更傾向於「代表性民主」而非「代議制民主」;中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的代表性民主;而這種代表性民主可以讓黨國體制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
王紹光教授用色彩斑斕的表格、線狀圖和柱狀圖以及各種權威調查數據證明,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和要求,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區別。近四成中國人認為民主就是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等基本需求,近三成人認為民主就是縮小貧富差距,而只有4%的人認為民主應該指批評執政者的自由。
他援引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在一個關於對中國政體民主程度從1(完全專制)到10(完全民主)的打分表中,除了近兩成人表示「不知道」以外,打分在6到10之間的佔到65%,其中6.4%認為十全十美。於是王教授折算後宣布,在中國人心目中,政府民主程度是7.1。
具體而言,王紹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理解:
「代表性民主」為了誰?——人民。在這裡,人們又重逢了那句耳熟能詳的老話——為人民服務(serving the people)。只不過,它的對立面 「敵人」消失了,王教授解釋說,「人民」的範圍從「某些社會階級」擴展至「所有人」,而在措辭上,又經常和「群眾」(masses)通用。
「代表性民主」由誰來實踐?——不僅由選舉的代表,而且由所有掌握權力的人,換言之——幹部。掌權者可能構成一個「先鋒隊」,但是,他們不能用精英主義的方式來掌權,相反,應該盡一切方式和群眾打成一片,因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領導人自己則是「幼稚無知的」,應當 「在學習中領導,在領導中學習」。
「代表性民主」要代表什麼?——群眾的真正利益。領導幹部要發現並實現人民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自發的、本能的需求。要發現這種需求,幹部就要深入群眾,在各種群體的局部需求中,找到社會的長遠目標。
「代表性民主」如何操作?——群眾路線。在這裡,王教授索性直接大段援引了毛澤東的原話:「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王教授盛讚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把它看作是堪和「民主參與」(participation)分庭抗禮的路徑,並為此造出一個英文新詞「qunticipation」(群與?),詳細闡釋了它相對於「參與」的優越性,並歡呼「群眾路線」今天在中國正在復興,其表現就是中共中央大力提倡的「調研」、「蹲點」、「三進三同」、「下放」等等。他還順便指出,「三進三同」是薄熙來的首創,雖然薄在政治上垮臺,但是方法卻值得肯定。
當主持人質疑稱,她本人曾經參加過地方政府的調研,感覺多數流於形式。王教授略一思忖,坦率地承認,的確可能只有30%是真正的群眾路線,70%是作秀;但他同時也自信滿滿地說,即便是這30%,就已經有很大的成效。
在演講中,王紹光教授顯示出他對西方政治理論的熟稔,面對批評者的質疑,他頻頻引用西方學者的理論成果為自己辯護。當一位法國學者在發言中提到「極權主義」,他立刻不屑地表示,這是早已過時的、應當被拋棄的概念。另一位德國學者說,據他觀察,當下中國社會人際之間的普遍信任程度較低,相比之下,政治信任似乎還高於普遍信任,王教授也迅速反駁稱,中國當下不僅政治信任很高,而且普遍信任程度也很高。這種反擊充滿了自信、堅決和不容置疑。
總之,雖然傳說中任何武林高手都有緻命的罩門,但看上去,王教授的確建立了一個完美無缺的理論體系。
大多數與會者很快就感受到了這種「代表性民主」和毛澤東思想之間顯而易見的親緣關係。本質上說,這種「代表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的1.5進化版本,只不過是用流利的英語表達出來。用王教授本人的話說,我們不能只看到前三十年的失敗,也要看到前三十年的成功。
茶歇中,當一位法國學者被問到看法,他意味深長地用中文低聲說了一個詞:「喉舌」,然後微微一笑。
在六四這樣一個極具象征意味的日子,在巴黎領悟「代表性民主」,別有一番諷刺意味。如果王紹光教授的「代表性民主」理論能夠成立,不知他又將如何評判當年的天安門運動及其犧牲者?
——如果那些學生追求的是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不知是否便「逆當代中國歷史潮流而動」?因而死有餘辜?
——如果他們無意推翻、而只是改善這種「代表制民主」,那麼為何24年過後,仍然得不到「民主」的先鋒隊承認?
——如果解讀為嚴父錯待了孝子,卻一意孤行,維持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禁忌和嚴格管控,又如何能說明這是一種「民主」?換句話說,這種「民主」給自己規定了多少年的休眠期?
此情此景,或許可以借用那部電影名字來命名——「到巴黎來,帶著毛澤東思想的愛」。六四當天在巴黎表達這種濃濃愛意,的確是個巨大的黑色幽默。
(原標題:到巴黎來,帶著毛澤東思想的愛)
看中國編者註:王紹光 1954年生於武漢,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主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
来源:法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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