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4日訊】中國的執政黨中共掌控著國家的歷史文獻，決定歷史教科書的內容。類似文革、大躍進、六四等歷史事件，在中國學校的課本中要麼不出現，要麼輕描淡寫。在中國民間，越來越多的人自己通過訪談等方式，來記載歷史。
果農老賈正在橘樹園裡採摘橘子，要想收成好，就得勤給果樹澆水除蟲，這樣結出的橘子才飽滿又漂亮，能賣出個好價錢。不過老賈除了種果樹賣水果，還有一大愛好：研究和記載中國歷史，更準確地說是和他的家鄉湖南白雲鄉有關的歷史事件。
老賈最感興趣的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因為那段歷史對他的家人有直接的巨大影響，那正是中共建政後最嚴重的飢荒年代，老賈當年還是個小孩子，他回憶說：
「我爺爺當時餓得實在不行了，他就從公社偷了點糧食，藏在家裡。不過，還沒等我們家人吃這點糧食，他就被人揭發，被帶走了。整整7天7夜，他胳膊上拴著繩子被吊起來毒打，直到被打死。爺爺當年67歲，遭這麼大罪，其實就為了一口吃的。」
大躍進搞死千萬人
果農老賈認為，這樣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今年62歲的他在業餘時間，拿著攝像機在村子裡走訪那些還能回憶起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大躍進歷史的村民，並把訪談拍攝下來作為記錄。大躍進是毛澤東當年草率、不現實地發動的建設社會主義運動，試圖發動群眾力量在工業和農業上實現「躍進」，結果卻導致國家經濟幾乎崩潰。非官方的數字顯示，當年有3500萬人在大躍進運動期間非自然死亡。
中共剛建政時期大搞土地改革
老賈今天想找到當年的歷史見證人很不容易，1958年已經是成年人的人，到今天年事已高。比如老賈採訪的這位姓龍的老人，已經75歲，記性也不太好，對以前的事情有一些零星回憶，但記不清具體的人名或者事情的來龍去脈等。龍老人已經多少年沒有說起過當年的事了：
「那時候真太可怕了，無論是年輕力壯的還是老人都受罪。當年我們要建一座蓄水站，每個人都得出力。那時候有個黨委書記，很壞，老張家的兄弟都已經死了，他還往屍體上抽鞭子。你說，多可怕啊！」
老賈聽龍老人回憶以前的事，不時地問一些問題，把訪談的過程拍攝下來。多年來，已經沒有什麼人再對那段歷史感興趣。中國的年輕一代對大躍進等歷史運動瞭解甚微。類似的歷史事件在中國也很少公開地進行討論和評價。大躍進時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做出的錯誤的決策，這一點在今天已被承認，不過只是比較泛泛地評價。鄧小平評價毛澤東也是簡單的「七分功三分過」。
對於事件和決策的錯誤根源等問題，中國當局希望民眾不要追問過細，因為很可能會由此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疑問，對允許如此重大災難發生的執政黨本身產生質疑，對中共在中國一黨執政的合法性等一系列問題打個問號。
一部在毛時期拍攝的黑白記錄片完全以正面宣傳風格描述了大躍進運動，體現該運動如何鼓動群眾積極參與，「實現7年內超英，15年內趕美的宏偉目標，同時把中國的農業生產量翻番。」畫面上還能看到不少農民幸福的面孔，和農村合作社熱火朝天的耕作場面等。
中國農村地區有一些民間史學家，自發進行歷史見證人的口述記錄，記載歷史
而大躍進運動導致的災難性結果，在這部記錄片中毫無體現：無數人活活餓死，農業經濟幾乎崩潰，官員不顧民眾死活，實行糧食定量政策的事實等。當年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幾乎是軍事化管理，農村必須實行公社集體制，農民甚至不許在家開火做飯，必須去人民公社大食堂，而自家鐵鍋都拿去大煉鋼鐵。
位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復興之路」，在展現新中國成立之後前30年毛執政時期的歷史時，也沒有把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都詳細展出，關於大躍進運動時期的圖片只展出了一兩張。
大躍進運動尤其是中國農業和農民的一大悲劇。當年的中國還是一個極為落後和封閉的國家，除了當局的宣傳影印圖片，幾乎沒有任何關於那段歷史的其他記載。由於大躍進的主要受害人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所以也幾乎沒能留下回憶性的文學資料。誰如果在今天想對那段歷史進行瞭解，只能像湖南的果農老賈一樣去走訪親身經歷過那段時期的農民，進果園、下田地，去採訪歷史見證人，或者閱讀在中國國內被禁止出版、但在海外發行的記載那段歷史的書籍，比如楊繼繩寫的《墓碑》：
「大躍進運動的目標是讓中國迅速實現工業化和提高農業產量，各地方的官員競相虛報產量，農民上交的糧食不夠虛報的數目，就要把自己的口糧，甚至飼料、種子也搭上。農民自己一無所有，政府還想盡辦法徵收糧食。最終飢荒爆發，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餓死。」
大飢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現象
楊繼繩在上世紀50年代時是個十幾歲的少年，和果農老賈一樣，他當年是毛澤東的鐵桿擁護者，他甚至不理解，自己的父親為什麼在當年活活餓死。直到後來，他為了寫書進行歷史資料調查，才得知了許多中國歷史書籍裡沒有記載的歷史真相，瞭解到當年飢荒期間中國發生了多少悲劇，人們餓極了去吃樹皮、草根、觀音土。楊繼繩說：
「河南信陽當年有800萬人口，其中有100萬人餓死。飢餓的民眾甚至去吃死屍，在冬天，墳地裡死屍埋得不深，就被人挖出來吃。還出現了人吃人現象，有人把自己孩子吃了。據不同的統計，我估計在全中國當年發生了4、5千起人吃人事件。」
經過10年之久的調查和記錄，楊繼繩寫成了《墓碑》這本書，書中對打飢荒時期發生的種種悲劇，特別是當官的對百姓的殘忍做法進行了詳細記錄和描述。像果農老賈一樣，楊繼繩也不是史學家出身，他曾經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也正因為在新華社工作，楊繼繩有機會閱讀中共歷史文獻，並到地方與無數歷史見證人進行了口述歷史記錄。楊繼繩說：
「我當然不能說我要去調查大飢荒那段歷史，而是說我去為新華社研究村莊裡的政治發展過程，去記錄農業生產的歷史等。飢荒這個話題我是不能提的，因為這樣的事情是根本就不應該發生的。」
直到今天，說起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飢荒時期，中國官方媒體還願意用「三年自然災害」、「三年困難時期」等用詞，好像那時候的一切是由於天災造成的。用楊繼繩的話說，因為中國還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所以他冒險寫了這本書，儘管面臨壓力，不過壓力也說明瞭講出真相的必要。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也漸漸出現了一些開放的跡象。比如楊繼繩的《墓碑》中文版得以在2008年出版，儘管不是中國大陸而是香港特區。他本人沒有因為寫這本書受到打壓或其他麻煩。楊繼繩甚至很高興，看到他的書有那麼多盜版版本充斥大陸書市，他本人估計有幾十萬冊盜版。去年在網路上也有公開的關於當年飢荒死者人數等話題的討論。記錄片導演吳文光幾年前還帶著學生一起拍攝了歷史證人的口述實錄。吳文光說：
「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普通民眾的回憶是歷史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歷史的基礎。而至今，幾乎沒有人提及那段大飢荒歷史。」
吳文光帶著70多位助手，走村串鄉總共採訪了700多位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25歲的小趙就是吳文光的助手之一：
「我爺爺本來不希望我在村子裡做採訪，問當年的事，他擔心現在提以前的還會惹來麻煩。」
馮客（Frank Dikotter）著作《毛澤東的大飢荒》封面
像許多中國年輕人一樣，小趙對大躍進那段歷史瞭解很少。學校的歷史課上，老師對那時候的事只是簡單帶過：
「我不太喜歡學校裡的歷史課，課本上的內容和我沒什麼關係，沒有人告訴我如何借鑒歷史，創造更好的未來。現在通過和村裡的人作採訪瞭解以前那段歷史，我才明白了許多事情間的關聯。如果不回頭去看歷史，也就不可能朝前繼續前進。」
記錄片導演吳文光的學生們不僅拍攝口述歷史，還編拍舞台劇重演那段歷史。去年，他們在北京的798藝術區上演了再現大飢荒的舞劇，還到維也納去演出過。對於吳文光來說，舞劇的編演也是記載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你做一件事，而且是堅信不疑地去做，那麼這件事會給你自身帶來一些改變。我們想要瞭解的這段歷史的真相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被掩藏，我們也不可能瞭解全部真相。但是通過這個回顧和記載歷史的項目，我們對自己也有了新的瞭解，我們本身也有了一些改變。」
不忘歷史 才能前進
果農老賈在白雲鄉走訪村民講述大飢荒的經歷，也是吳文光記載歷史項目的一部分。老賈是吳文光最積極的幫手之一。湖南的夏天潮濕悶熱，對攝相機鏡頭很不利，老賈不時地要用吹風機給相機烘乾。老賈採訪的龍老人講了很久，已經很累，而且她眼神不好，不過她還想繼續：
「我覺得這個項目挺好。當年那麼多人死了，沒人過問。現在終於有人想要整理那段歷史，並且告訴全世界。這是件好事，那些死者不會被忘記。」
據估計大飢荒期間3500萬非自然死亡的人的名字不可能全部記錄下來，至今也只能通過當年的出生和死亡率猜測，有多少人在此期間死亡。對於果農老賈和退休記者楊繼繩來說，他們自己和家人是大飢荒的受害者，現在對那段歷史的追蹤和記載，是一種遲到的紀念。老賈說，無論中國官方是否允許，都要讓社會記住那段歷史，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我聽了無數當年的悲慘故事，開始我總哭，現在我也有時忍不住落淚，因為當年發生的事情太悲慘了。我們村裡這些老輩人決不會再成立這些人民公社或是走類似的路，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已經吸取了教訓。」
不過老賈說，如果沒有對那段歷史的記載和轉述，誰知道今後的人會不會再重蹈覆轍呢？
大躍進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不過目前正視這段歷史的人並不多。中國官方不禁止、也不鼓勵民間去記載回憶那段歷史。大躍進、文革之後，中國發生的另一大悲劇就是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了。這一事件至今在中國還是禁忌話題。六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喪生仍是機密，民間不能公開悼念六四死者。北京沒有任何公開記載該事件的地點。這一事件已經過去24年了，而要正視和評價這一事件，中國政府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