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9日，德國數萬民眾見證由約1000塊巨型塑料多米諾骨牌組成的「柏林牆」倒塌慶祝活動。
【看中國2013年12月17日訊】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精神與風氣。通常，當我們無法準確查知這種風氣的源頭時，我們就以一場具體的戲劇化事件作為它的原點，尤其是在這個事件蘊含有完美的禁錮與自由、沉悶與變革意義的時候。可以說，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在歷史上恰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它代表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終結，它也象徵著民眾的自由流動、市場的自由擴張與思想的自由傳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定義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面貌。在柏林牆倒塌20週年之際，讓我們與一些傑出的思想者一起，再次評價它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根據東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東德（民主德國）建立了隔絕東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衛牆」。從此勃蘭登堡門內外的兩個柏林成為兩個世界。在牆的西邊沒有任何防禦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牆根。而在東邊，沿牆一線（包括途經原來柏林市中心的繁華地帶和斯普雷河邊的景觀地帶）寬一百多到數百米的建築全部被推平鏟光，形成一條嚴禁民眾接近的無人區（人稱「死亡區」），其間有鐵絲網柵欄、軍車巡邏道、望塔、鋼筋水泥碉堡、自動信號報警和機槍自動射擊裝置、警犬巡邏線、探照燈和高桿式強光照明燈、車輛陷坑、松土地帶、哨卡崗樓密佈，完全是一個恐怖地帶。面對西方的指責，東德政府最有力的辯護就是：這一切並不具有對西邊的進攻性，它只是「防衛牆」，是防禦性的。東德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擁有防衛的權利。
沒錯，柏林牆的確是「防禦性」的，從來沒有人指責這道牆具有軍事進攻的功能。問題是它要「防禦」誰？柏林牆存在的28年記錄鐵證如山地表明，它從未對任何一個西邊的人進行過火力攔截，因為根本沒人試圖闖入。但是，它卻以火力射殺了有名有姓的201名東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們並無任何過錯，至於在火力攔截中被打殘打傷、生擒活捉的東德人就不知多少了。顯然，柏林牆並不是用來進攻西邊的，但它也不是用來「防禦」西邊的。它就是一道攔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塹，一道為東德公民設下的天羅地網。
關於柏林牆的評價，我以為如下一段話堪稱經典：
「世界上的圍牆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闖進來的，只有一種圍牆是防止裡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麼？那就是監獄的圍牆！在這樣的牆裡面是什麼地方？那不就是監獄嗎？」
的確，被這樣的牆「保護」起來的東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監獄嗎？但即便是監獄，對試圖「越獄」者不加警告就射殺也被認為是殘忍，而沿柏林牆的許多機槍自動射擊裝置就具有這個功能。因此統一以後這種「對試圖越牆者格殺勿論」之舉被認為是一種需要審判的罪行。但是兩德統一是協議實現的，對前政府的政治行為似乎也不應追究個人責任。當然，輿論的譴責是沒法禁止的。而面對輿論譴責，一位前東德領導人辯解說，柏林牆下的死亡只是執勤軍人的隨機應變造成的，東德官方並沒有下達「越牆者格殺勿論」的正式命令，因為「我們東德的法律也不允許」這樣草菅人命。如果真有這樣的命令，「我們當政時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說還好，不久，人們在東德檔案中果真就發現了這樣一份「格殺勿論」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還有許多政治局委員的簽字。這下壞了：按東德領導人自己的說法，即使根據當時東德的法律，這樣的「格殺勿論」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擔責任。統一後的德國如果根據那時在東德並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給他們治罪，那就有政治報復之嫌。但是如果統一前在東德境內殺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統一後就沒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許多人認為，根據當時東德的法律也屬犯罪的行為，統一後並無免受追究之理，這被認為是純粹的法律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而且人命關天的案件時效也長，現在時效並沒有過去。於是法庭「根據當時東德的法律」進行了審判，一些人為此受到了懲罰。筆者不想評價這種追究是不是合適，但「即使根據當時東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說法，無疑已足以把柏林牆及其策劃者釘在了恥辱柱上。
建牆之前：兩種佔領政策
1945年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英、美、法、蘇之間的聯盟關係因為對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分割德國是它們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協定》中幾國首腦就軍事佔領柏林進行協商。戴高樂說，各佔領區「按照自己認為應當的辦法，管理自己的佔領區」。斯大林也說，誰攻佔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強加於它。兩個德國就此產生。
1949年民主德國在蘇佔區成立，同一個民族同一種文化就此形成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東西佔區成為兩種制度較量的場所。蘇聯要把東德變成自己的衛星國，控制與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戰後賠償問題上，各佔領區實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蘇聯的策略是「榨取德國賠償本國」，它向德國方面提出100億美元的賠償。戰後的德國沒有能力償還這樣巨額的戰爭賠款，蘇聯便拆除德國的工廠設備，利用德國的專家、技術人員和戰俘無償進行實物賠償。為此蘇聯從它的佔領區拆走了80%的重工業設備。到1948年，蘇佔區的1900家工廠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體拆遷，由於大規模的拆除，東德的生產能力下降了50%。此後很長時期，東德的每七個工人當中就有一個為蘇聯人幹活。此外蘇聯還把大量的農產品運回本國，據統計，通過這種方式，蘇聯大約從東德索取了價值150億美元的賠償，使東德如牛負重，長期無法重振經濟。另外蘇聯把法本、克虜伯等大型企業沒收後改造為蘇聯股份公司。本來戰後的生活就十分艱難，還必須向蘇聯提供大量賠償，使東德不堪重負。
而西德是東西方對峙的前沿，在冷戰加劇的情況下，為了抵制蘇聯的勢力，英、美、法與蘇聯的思路完全不同，開始實行經濟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戰勝國提供了原定數額2%的賠款。1948年6月英美為成立聯邦政府、起草德國憲法和佔領法，在西佔區實行幣制改革。蘇聯為了反擊，於6月24日全面中斷通往西部的水陸運輸，對西柏林進行封鎖。美、英、法不計代價，耗巨資通過空中走廊飛行運輸，給西柏林居民供應各種物資，前後持續達324天。在這將近一年封鎖期內共空運140萬噸物資，近20萬航次，僅空運費就達2.5億美元。在密集的運輸中飛機失事24架，機組人員死亡48人。這一切如今都記載在了原柏林滕佩爾霍夫機場樓前豎立的「柏林大空運」紀念碑上。在那些日子裡，柏林人看到的是這樣對比鮮明的圖景：蘇聯人從地面上把德國的東西一列車一列車地拉走，而英美則從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飛機把來自西方的東西源源不斷送進德國。
與此同時，美國從1946-1950年在西佔區共發放16.202億美元的救濟款。1948年根據「馬歇爾計畫」，聯邦德國獲得近16億美元援助。美國還在德國開設「特殊賬目」用於國內的財政補貼，截止到1975年為該賬目提供了大約110億美元的貸款，這被稱作是西德經濟起飛的「第一推動力」。
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賠償之後在重建經濟時，東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蘇聯體制，以強制性的國家計畫調節扼殺了經濟發展的能動性和個人積極性，大搞集體化和重工業化。從1945年到1948年，東德把3000多傢俬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從1950年起推行農業集體化，雖因農民抵制一度放鬆，但從1958年起集體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體化的比例就從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達到86%，這種集體化完全是強制性的。與此同時，由於大量沒收沒有按時交稅的手工業者的資產，各種商品供應立即緊張起來，這在德國人中引起極大的反感。儘管計畫經濟可以讓老百姓勒緊褲帶盡量投資，使工業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艱難。從蘇東陣營內部看，應該說東德的經濟是成功的。到20世紀70年代，東德已成為蘇東陣營中經濟最發達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績效仍無法與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學」的計畫也無法解決人們的消費偏好和自由發展的訴求，20世紀80年代後，東德的「科學計畫」潛力近於枯竭，經濟出現停滯。1989年東德的經濟增長率僅為2%，昂奈克下臺以後承認，蘇聯推行的計畫經濟「是一種最糟糕的計畫，它不是根據市場需求來發展的」。
在西德則是另一番圖景。美國人把西德的管理權很快移交給了德國人，1947年美國實行「馬歇爾計畫」，大量資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聯邦德國憲法》通過，西德建立了既發揮市場競爭活力又注意社會平等、福利保障的「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體制。1950年聯邦德國的工業超過戰前的水平，從1950年到1965年聯邦德國累計投資2281億美元，促成經濟高速增長，從此開始了15年的「萊茵奇蹟」。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13.3%和15.8%，1965年的貿易額是1950年的8倍，20世紀60年代西德國民總產值超過英法兩國，20世紀80年代西德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三經濟大國。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匯儲備便達到186.5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戰後兩個德國各自形成不同的經濟體系，分別加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際經濟圈。1950年民主德國加入「經互會」，70%的出口面向「經互會」國家進行「賬面盧布結算」的「內部交流」，脫離國際前沿，缺乏競爭機制，走上封閉式的經濟發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資本的流動，為經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市場。
而比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實際生活。戰後東西兩邊都為應付時艱一度實行過配給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給制，很快自選超級商場滿街，市面繁榮，消費旺盛。而東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給，但商品的匱乏和單一依舊。在生活、住房、就業、醫療各方面都是西強東弱。東德為此提出「先生產好，後生活好」的口號，讓人寄希望於縹緲的未來，而西德無需口號，明擺著的「生活好」已經有力地證明它的生產也絕不差。為了抵制西柏林繁華的選帝侯大街上高檔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誘惑，東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為豪的東歐最高的電視塔。但卻立即傳開了有關此塔的兩個政治寓言：一是「聖徒十字」傳說，電視塔上部觀光大圓球的玻璃在陽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認為是對無神論的東德統治者不滿；二是「斜塔」傳說，據說由於人們在觀光球上都擠在西邊看那被大牆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壓得向西傾斜了。
「6·17事件」與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時，東歐各國都長出了一口氣，人們認為壓在頭上的「緊箍咒」應該鬆動了。但1953年5月，東德政府卻以行政命令把各企業的勞動定額一律提高10%，並且不增加工資，還威脅要開除那些以罷工示威來反對提高定額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隱藏在工人隊伍中的特務揪出來」。6月16日東德《論壇報》發表社論說，提高勞動定額是「工人階級義不容辭的責任」，激起眾怒。當天建築工人率先罷工，6月17日東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勞斯廣場舉行罷工集會，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九點要求：不能降低單位定額工資的數量；降低生活費用；舉行秘密和自由選舉；禁止迫害罷工工人；實行言論和新聞自由；撤走蘇聯佔領軍；釋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戰俘；取消對人民的監視。6月17日罷工席捲了整個東部德國，除柏林外，騰費爾德、哈雷、萊比錫、梅塞堡、勃蘭登堡、德累斯頓、格爾利茨等地紛紛加入，總共有近272個區30萬人參加罷工，一些知識份子、復員軍人和警察也加入罷工隊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廠也衝破警察防線前來聲援東部的工人。有幾個人登上勃蘭登堡門把紅旗換成了聯邦德國的旗幟。結果蘇軍宣布戒嚴令，不允許三人以上在街頭聚會，違者按佔領國戰時法論處，並先期出動了一個裝甲師來驅散遊行，在衝突中軍警開槍，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東歐第一次表現出反對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義，為了紀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蘭登堡門的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6·17大道」。
「6·17事件」後東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東德有人口1664萬，1949-1961年間就有350萬人逃離東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這時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裡東德還算是最好的，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達到8%，被赫魯曉夫稱作「社會主義的櫥窗」。蘇聯不能容忍東德成為「逃亡的櫥窗」。1958年11月赫魯曉夫發出「最後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結果導致「柏林危機」，反而更加劇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萬人，1960年20萬人，1961年建牆前每月就逃亡10萬人，而建牆前的兩個星期就有4.7萬人逃走。據說由於技術人員和勞動力流失，東德的損失大約達到1200億馬克。在這種窘境中，1961年華沙條約組織開會批准建牆的決定，「防止裡面的人出去」的高牆終於豎立。
「防止裡面的人出去」的高牆倒了
1961年8月東德的特種兵以「玫瑰行動」的代號迅速在東西德之間架起了一道鐵絲網，後來被鋼筋水泥所代替。從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牆一共存在了28年。在紀念柏林牆建立20週年的時候昂奈克說：「由於構筑了‘反法西斯防衛牆’，我們才捍衛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但是靠高牆和火力攔截把人圈禁起來才能「捍衛」的「主義」，還是人們當年夢想的那種人類理想嗎？
柏林牆建成後人們的逃亡史變得更加血淚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樓、用重型汽車硬撞、自造潛水艇、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許多逃亡故事都已成為廣泛流傳的經典，筆者也就無庸贅述了。只就柏林牆的隔離功效而言，從建牆前每年十幾萬、幾十萬人逃亡，到建牆後1961-1980年「只有」17.7萬人成功逃離，每年約為八九千。
1987年蘇聯對東歐的政策改變，嚴格控制東歐的傳統被放棄。1987年《蘇聯外交通訊》刊登戈爾巴喬夫的一篇講話。他說：「我們無權教導別人，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切事情必須由蘇共蓋章批准的做法已經結束」。1988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會議上明確否定了蘇聯控制東歐集團的原則，他表態說，「以任何方式、甚至軍事方式從外部將一種社會制度強加於人」都應該受到譴責。
在變革潮流衝擊下，1989年5月率先實行多黨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奧邊界自由通行，大批的東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遊，然後取道奧地利進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萬人以這種方式逃離東德。10月7日是東德40週年國慶，第一個反對黨東德社會民主黨此時成立，他們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要求新聞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開提出拆除柏林牆。10月9日，統一社會黨的中央委員、民主德國作協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報》發表的公開信中說：「我們必須承認現實，失敗就是失敗」，「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們必須從自身尋求解答。」迫於四周近鄰的民主化浪潮，「禁錮政策」已失去意義。10月23日，政治局委員庫·哈格在國家電視臺宣布，所有東德居民均可獲得申請護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開放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大批東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週內出走的人數多達50萬，「出走潮」已成為無法阻擋的滾滾浪潮。9日晚，兩德將過境站全部開放，人們從廣播和電視上得知這一消息後，潮水般地湧向柏林牆，湧向西柏林、湧向西德，人們騎在牆上狂歡，手持各種工具奔向柏林牆，柏林牆坍塌了！
轉型20年眾說紛紜
星移斗轉，轉眼柏林牆倒塌20年了。我們來到柏林，這裡是一派慶祝氣氛。勃蘭登堡門東邊，著名的菩提樹下大街上裝設了覆蓋整棟大樓的節慶彩畫。而在西邊，勃蘭登堡門前原來柏林牆的基址處豎立起一個由十餘條遊艇倒扣疊成的大型紀念裝置，周圍有許多講述柏林牆歷史的看板。出售「柏林牆紀念品」的攤販生意興隆，扮演當年邊界檢查站東、西雙方軍人的模特忙著與遊客照相賺錢，一隊孩子在牆址標誌線旁認真地聽老師講解歷史……
但是關於柏林牆的討論並沒有結束，尤其是柏林牆倒塌後20年前東德地區的發展，還是眾說紛紜。
10月23日我在德國統一後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車站——一座極其現代派的玻璃大廈——等車去慕尼黑，廣播說列車因故晚點，而且要調換站臺。在號稱國民嚴謹守時的德國也有這種事，令我感到意外。這時一個站臺值班的老職員萊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釋事故緣由。於是通過送行友人的翻譯我們聊了起來。聊得高興了，他還解下DB（「德國鐵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後送給了我。他說他在鐵路工作已經30多年，統一前在東柏林的車站，統一後到了這個新的中央站。
據他所說，統一前他在東德的工資只有西德的一半，統一後已經與西德工資持平。但實際上，統一前東西德的鐵路運營似乎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兩邊的鐵路都是國營的，工作都是「鐵飯碗」。統一以後前東德地區搞私有化，連西德原來的國營部門也波及了。現在德國鐵路公司雖然還是國家控股，但股份已經多元化，私人股已經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進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競爭機制。萊因哈德對這種轉制似乎頗有微詞，說是現在鐵路的運行波動大，也不如原來守時。因為職工流動多了，業務素質不如從前。像他本人這樣的幾十年老職工還能拿到終身合同，但年輕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較短，工作不穩定，也不如過去安心。由於失業率高，前途不確定，不少年輕人都不願意成家。他的女兒27歲了，也還是單身，工作不斷在換（說到這，他搖頭嘆息著）。他還認為，過去人們互相關心，交往密切；現在則是各顧各，關係淡漠多告。最後我問他，總的來說你覺得統一前好呢，還是統一後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說，那當然還是統一以後好，否則我們不願意，怎麼統一得起來？
這位老職工的話很有代表性。事實上德國統一後，通過西部向東部的大量「輸血」，東西馬克1：1兌換，全盤引進西部的社會福利與勞工權益保障機制，東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縮小了。就像那位鐵路職工萊因哈德，統一後的工資就漲了一倍。但也恰恰因為東德沒有了廉價勞動力和其他廉價要素的「優勢」，西部製造業資本寧可遠赴中國，也不大願意來東部投資。原來東德的製造業企業垮掉了，新的製造業卻沒能發展起來。而僅靠服務業和替代產業的發展雖然可以維持經濟發展速度，卻無法解決製造業衰落後留下的失業問題。這使許多東德人不滿。
另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公共服務。德國的個人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由聯邦財政支持的，醫療、養老、失業保障都有全德統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雖然也如歐洲福利國家的傳統，是由政府來辦（這與擁有發達私立教育體系的美國完全不同），然而卻不是聯邦，而是州政府負責。由於東部「新聯邦州」財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氣。像位於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學，「冷戰」時是西方的學術櫥窗，為了抗衡東柏林的洪堡大學，西德不吝撥款。統一後東西柏林合併成新的柏林州，大學就歸州財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財政如今很困難，自由大學也不得不裁員縮編，很多機構被撤銷，不復往日盛況了。基層學校也受財政困境影響，據說許多地方由於教師工資不如西部，好教師都「走西口」去了。幸虧如今歐洲一體化，波蘭等收入更低的轉軌國家來了不少外籍教師，於是那裡波蘭老師教德國孩子就成了學校的常見景觀，有人抱怨道：「我們孩子講的德語怎麼有波蘭口音？」
這種情況能否避免？前東德的轉軌過程是否犯了什麼大的錯誤？20年後人們仍然有不少爭論。由前東德執政黨改組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如今已與西德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拉方丹派」合併為「左翼黨」，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對這一過程批評甚烈，他們認為統一過於急躁，由於實際上是西德接管，東德經濟喪失了自我改造的機會，造成如今的製造業衰落。東德前執政黨最後一任總理、現在也是左翼黨元老的漢斯·莫德羅先生對我說：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託管局那樣破罐子破摔，而應該像匈牙利人那樣，先投資把企業改造得有個樣子，再賣個好價錢。
牢騷歸牢騷，厭惡就是厭惡
但是即便在前東德，很多人也不認為上述說法是可行的。如奧德河畔法蘭克福歐洲大學轉型研究所的威爾·戈斯教授就對筆者說：現在的問題的確很多，但他認為，柏林牆一倒，如果統一拖延，東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會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統一，不搞統一貨幣和東西馬克一比一兌換就無法安定東德民心。而搞了這個，東德也就基本沒有了廉價勞動力優勢，很難像中國那樣吸引投資。所以他認為，現在的一些問題其實難以避免，而比實際做法更好的轉軌方式只是說說而已，其實很難行得通。
但無論如何，如今前東德人對於統一20週年的心情是複雜的。他們一方面歡迎和慶祝這個意義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對20年來的經歷有很多牢騷。這後一方面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左翼黨」在最近這次選舉中的成績。有朋友說，由於「左翼黨」在柏林州是執政聯盟成員，所以20週年慶祝活動還比較低調，否則就更熱鬧了。
不過正如那位鐵路公司職工萊因哈德所言，牢騷歸牢騷，他們對統一前後的變化總的來說心裏是有桿秤的。對現狀的牢騷和對柏林牆的厭惡並不矛盾。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前東德民社黨、西德社民黨「拉方丹派」和西德共產黨三方組成的「左翼黨」主要的選民基礎都在東部，但這個黨內最「左」的言論，包括懷念柏林牆的言論卻全都來自西部。西德共產黨是1968年學生運動極左派建立的小黨，在人們沒有親身經歷過東德體制的西德，這些人的言論經常口無遮攔。如原德共成員韋格納在州議會上就為前東德秘密警察和柏林牆辯護。但她的話立即在東部「同志們」中引起強烈反感，導致她被左翼黨開除。如今的左翼黨大部分成員來自前東德，卻奉來自西德社民黨的拉方丹為黨首。（可堪對比的是德國「右派」卻選了個來自前東德的默克爾當旗手。）該黨議會黨團領袖居西不久前聲明，任何關於「專政」的思想都與我們黨不相容，這顯然也是針對一些西德極左派的言論。
前東德老百姓，包括左翼黨的選民對現狀再不滿，他們畢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沒有誰比他們更明白柏林牆意味著什麼。今天在柏林牆保留下來的最著名的一段「塗鴉牆」（正式名稱是「東邊畫廊」）上，有一幅很大的牆畫最引人注目，它畫的是一群各種膚色的人正在興高采烈地拆牆，標題是「還有許多牆需要拆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紛紛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