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翻閱一本廣東知名的雜誌,讀到一位著名作家談論「小人」的文章,他對「小人」的議論可謂入木三分,控訴反「右」和「文革」帶來的災難可謂酣暢淋漓,很讓人解氣。遺憾的是,當他談到在運動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中國作家們時,卻說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還說鄧拓也不是自殺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之中流露了一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點,對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歷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我對那段時期所接觸和瞭解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歷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先從自殺的外國作家說起吧。那篇文章中列舉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而 且他們與中國作家不同,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死胡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 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 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 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 是不一樣的。就自殺的多少來說,我以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這種事也是不好比的。但無論怎樣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結論與那位作家說的恰恰 相反,「文革」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裡,「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裡,筆者正奉命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 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 管在一間房子裡。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 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 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里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里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 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弔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 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弔 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 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49年 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 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 下,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 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份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倖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 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 「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 員,最早推上‘文革’祭臺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中國新年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迫害致死十週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 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裡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裡,鄧拓殺身成仁了。1957年鄧拓憑他知識份子的良知,懷疑、抵制那場 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據人民日報社的同事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借手電筒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 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捐獻出去。他是多麼熱愛藝術,多麼捨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在這裡,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份子 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 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家屬也被逼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臺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範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說起金仲華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是不斷線的: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 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傅雷坐過日本人的監牢,他是有經驗才這樣對比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一位部級領導幹部, 為了躲避辱罵和毆打,主動提出要求坐牢,軍管小組頭頭回答他:「你還不夠格哩!」可見在那個年月,坐牢竟是一種優厚的待遇!
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杜芳梅出身於陝北米脂縣的望族,大家閨秀,是一位美麗、賢淑、莊重、熱情的女性,人們說,她 和聞捷,乃是真正的才子與佳人的結合。聞捷是寫詩、寫散文、寫戲的多面手,同時也有組織和寫作新聞報導的才幹,他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他當社長時自己 動手寫,指揮別人寫(善於出點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華總社工作時,我去拜訪過他,給我留下才華橫溢、熱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別 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後來他調到上海,在「黨」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 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如上所述,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裡「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可 見那苦難何其殘酷,必須夫妻相扶相攜才得以解脫。
由作家使我聯想到還有許多學術界、演藝界的文化名人的命運。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 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讚先生在多種威逼面前,不按上邊的旨意誣陷同事,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 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裡,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 他們是: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瀋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 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黨」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 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髮指!
寫到這裡,我又聯想到演藝界。暫且不說那些七尺鬚眉,只說那些剛烈女子們吧。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棄為之獻身一生的京 劇昆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真是一曲讓人睹之悲痛欲絕,慘絕人寰的悲劇。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日夜交替,寫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 經不住野蠻毆打。這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衝出窗外。還有評劇著 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都是藝術和天才使她們陷入悲慘命運,於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爛漫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一 曲唱詞,繞樑三日,而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麼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縷誰相招?」在那個時代,又誰能相招?!誰敢相招?!
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的讚揚,說她演的《秦香蓮》,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劇吸收。可是就是這樣一代名 伶,在「文革」初期,她經受了多次批鬥、遊街,脖頸上掛著「假權威」、「假勞模」的大牌子。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齒的人性中的糟粕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難說清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出於一種 什麼樣的心態……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獸性和盜性橫行無阻。人們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除置人於死地之外,還公開搶劫人間的瑰寶!
由韓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著他對我 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一條毛巾繫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海河啊, 祖國版圖上有多少這樣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載了多少這樣的冤魂?!
二
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 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份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願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衝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毛夫人"江青" 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 壯烈而瀟灑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一棵樹幹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徵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現出白辛那張英俊剛強的臉和那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我有幸與他數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聯一間大辦公室裡,為青海作家朗誦了他的新作,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風在窗外肆虐,屋子裡卻很安靜,只聽到他以渾厚純熟的普通話,抑揚頓挫而充滿感情地朗讀著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構思,鮮明的人物,生 動的語言,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白辛,十幾歲時在日本佔領的東北開始寫詩,在鐵蹄踐踏的夾縫間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後來在戲劇、電影、報告文學等方面 顯露才華……白辛,我有幸結識了這位赫哲族的剛強漢子,不幸 40歲剛出頭,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制,視死如歸,寧死不屈。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同聲一哭!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 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運為什麼這麼捉弄他,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要煽動無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數社會渣滓,來激化人與人之間,才與不才之間的矛盾,瘋狂 洗劫知識份子……面對無人性的摧殘和暴虐,他曾經有過的偶像和希望破滅了,他不願低下自己尊嚴的頭,就讓太平湖的清水永遠維護他的冰清玉潔吧!
同樣,蘇州城裡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藝術是復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鬥,整日處於驚恐慌亂之中。在一次毀滅性抄家後,當他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博得外國藝術家驚嘆和讚賞,稱之為「美的極致」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 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墜花,只憑得玉碎香消。」這位在文壇馳騁50多年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後,人們仍然用淚 雨心花來紀念他。
「文革」中自殺的作家、演藝家和學者(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歷史學家李平心,政論家儲安平,小說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鄧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絕境而就死辭生的作家們,他們寧肯站著死,而不肯跪著生,在萬劫的苦難中方顯出他們靈魂的高貴。他們的死是舍生而取義,是獨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還在中共建政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壓面前喊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黃鐘大呂之聲,那聲音振聾發聵,代表了一種不屈的浩然正氣,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的心聲。
三
有關作家之死,繼續寫下去,還有許多話可說。「亂世人如蟻」,「動亂死多門」,古代詩人這些詩句,透露出無盡的感慨和悲愴。而「文革」中作家、學者和演藝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門,自殺,僅其一種而已,還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這在古代詩人恐怕連想像也是無法想像的。
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諸位先生,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 (王任叔)等先生,甚至連「溫然其容,意態靜雅」的豐子愷先生,他們告別人世的情形雖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錢杏屯)、蕭軍、駱賓基、柳青等 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根子還在「文革」,他們都是在那十年中受盡了磨難,心身受到創傷而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翻譯家呂熒,在干校飢寒交 迫,貧病交加,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位剛正不阿的知識份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無畏;想起他為胡風冤案公開站出 來為胡風辯誣的壯舉;想起他在課堂講課時那凝重的風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頓生慘惻之思?!還有詩人、小說家、教授馮文炳(廢名)先生,中共建政初期他被迫離開北 京,離開他當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學,帶有發配性質的去了東北長春,嗣後雙眼失明,「文革」中無人照料,竟至餓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慘結局。因為他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們竟把他裝進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剛烈漢子。1954 年春天,在銀川文聯一位姚先生的炕頭上,詩人李季曾對我讚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誇獎他如何善於構思故事,塑造人物,對他敬佩不已。
又豈止是作家,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原來身體都很硬朗,後相繼折磨致死。蓋叫天老先生已屆高齡,遊街時從疾馳的汽車上摔下來,腿腳傷殘還要接受批鬥,痛飲人生苦酒,告別苦難世間,不久就去世了。京劇須生泰斗馬連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驚嚇,幾天後魂歸西天。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裡、應雲衛、舒繡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應雲衛先生患嚴重的心臟病,幾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遊街,醫生勸阻無用, 竟慘死在街頭!
關死在監牢裡的文化名人也不少。歷史學家、哲學家華崗,歷史學家吳晗,著名的戲劇家田漢,著名的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政治罪名,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的。華崗先生1955年在山東大學校長任上,受胡風案株連入獄,一直關到1972年瘐死獄中。有些出版物上說吳晗先生是自殺 的,據我向有關人士調查,他是在獄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孫維世女士則是雙手反銬在背後,死後遍體鱗傷……
作家們還有種死法,有人稱之謂「慢火燒烤」,意思是,先行劃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 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也當屬此類。被打入「胡風集團」已經離開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獄之災,短壽自不必說了。就以沈從文先生 來說,中共建政後被剝奪了文學創作之筆,社會地位大落,從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後來卻當了故宮博物館的文物講解員,連參加工會也沒有資格,工資、住房、 人際關係都遭到種種刁難與精神折磨,心中憋氣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作家本來都是應該好端端的活著,堂堂正正的寫作,以他們的生花之筆,寫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歡的作品的。然而命運使然,環境使然,一個個都悒鬱成疾,過早 地離開人世。這一類作家多數死於「文革」之後,沈從文先生曾自殺過,未能如願;有的作家是想等著討個說法,比如被「黨組織」派作特務的女作家關露,卻被黨指為「漢奸」,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慘,生趣索然,便自殺了。我想,我在上面講到的這些作家都不會相信我開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說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這樣的人生哲學吧!
「文革」當中戕害人才是史無前例的。大地冰結,萬花紛謝,祖國命運陷入深淵,華夏文化損失慘 重,這是古往今來無與倫比的。上述許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業,未展其志,這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是的,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面對邪惡勢力誓死抗爭,他們的死是悲壯的,是大義凜然的。回想當年,他們一夜之間淪為十惡不赦的敵人,當其時也,知識份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隱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鄧拓先生詩云:「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這血染的濤聲,必將永遠激勵著祖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們。
(原題:《「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