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於公元649年在長安含風殿駕崩後，得到的第一個謚號是「文」。後來，又先後增謚為「文武聖皇帝」、「文武大聖皇帝」、「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作為李唐王朝的實際創始者，李世民是一個馬背上搶得天下的皇帝，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戰略戰術兩方面均卓有建樹的軍事家；他同時也是一個弓馬嫻熟、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出色戰將；即皇帝位後，他曾幾次親率大軍東征西討，被西北突厥諸部尊為「天可汗」。凡此種種，「武」字謚號，李世民當之無愧。但是，考慮到他言傳身教、殫精竭慮，開李唐王朝文化藝術尤其是詩歌、書法、繪畫臻於鼎盛狀態的近三百年基業，功在千秋，影響遍及周邊數國，「文」字的確道出了李世民平生的第一大貢獻。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皇帝中，論在促進文化藝術繁榮昌盛方面的貢獻，漢武、唐宗、宋祖，可成三足鼎立之勢。倘若加上自身的文化修養這一條，宋祖就遜色得多，漢武、唐宗堪稱雙璧。
李世民之所以能在促進文化藝術繁榮昌盛方面成為歷朝皇帝中的雙璧之一，跟他重視文教的思想和一系列文教建設舉措及其自身行為有著直接的關係。《貞觀政要•政體第二》記載：貞觀二年，黃門侍郎王珪在回答李世民為什麼「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的提問時，有如下一番話：「……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李世民「深然其言」。早在他還只是秦王的時候，就在府中開設文學館，網羅了一批著名學者，號稱秦府「十八學士」；登基之初，又於正殿左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讓他們以本官兼署學士，供給五品珍膳，隔日值夜班，在自己處理朝政間隙，引入內殿，討論文獻典籍和軍國大事，有時候要討論到深夜才罷休。至於立孔廟於國子監、增筑國子監學舍、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命顏師古與孔穎達等給五經作註疏之類，《貞觀政要•崇儒學》中有詳細記載，這裡就不再費辭縷述。
唐太宗於處理繁忙的軍政大事之餘，還饒有興致地進行詩歌創作。《全唐詩》中就收錄了他一百多首作品。雖然其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並不高，甚至有「女郎詩」之譏。但是，正如《全唐詩》編者所言：「至於天文秀髮，沉麗高朗，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焉。」唐詩的繁榮，跟李世民這位榜樣皇帝的帶頭作用是有很大關係的。
但是，我認為，唐朝文化藝術之所以能夠臻於鼎盛，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李世民對文藝創作堅持了聽之任之、不予干涉的態度。
《貞觀政要•論禮樂第二十九》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太常少卿祖孝孫奏上奉命制定的新樂曲。太宗問：「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可見，李世民是把禮樂看做聖人用於節制人欲的手段，認為它跟政治的好壞沒有關係。可是，御史大夫杜淹不同意。他說：「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
杜淹的觀點，認為音樂的悲喜跟國家的興亡有直接關係。這也是封建時代士大夫間普遍流行的觀點。唐太宗對這種觀點很不以為然。他說：「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他認為，人的悲喜之情跟音樂沒有關係，悲喜之情源於人心。對唐太宗的話，魏徵表示贊同，說「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可見，唐太宗否定了包括音樂在內的文藝可能導致國家衰亡的說法。這等於預先取消了對文藝創作的一切禁錮，消除了文藝創作者的一切罪名。因為唐太宗的這個思想，使得文藝創作在整個唐朝始終處於自由的狀態，文藝創作者始終沒有因言獲罪之虞。
試問，整個唐朝，有哪位文人是因為在詩文中諷刺社會、批評現實受到過朝廷懲罰的？以杜甫、白居易那樣批判現實時的尖銳激烈態度和熱辣犀利程度，在許多朝代都會是惹禍上身乃至累及親族的。但是，在唐朝，他們都並未因此受到任何處罰，安然無恙，毫毛無傷。
唐太宗自身十分喜愛文藝，曾滿腔熱情地從事詩歌創作。但是，他對文藝創作採取的卻又是如此毫不設防的態度。這不能不說是相互矛盾的。文藝愛好者，大多會認為，文藝對於社會、國家是會發生重要、深刻影響的。這文藝愛好者倘若同時又是統治者，則會對文藝懷有敬意的同時，也懷有戒心，想方設法加以利用，挖空心思進行管束。
究其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唐太宗為人的寬容豁達；二是唐太宗吸取了幾個前朝皇帝失敗的教訓。
《貞觀政要》卷七《論禮樂第二十九》記載，李世民即位之初，根據周文王「生不諱其名」，文王名昌，但是《周詩》有「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春秋》有「齊侯，宋公同盟於幽」等，因而頒詔：「……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貴為天子，竟然下令不必避自己的名諱，這個故事可以說明，唐太宗其人性情的寬容豁達。寬容豁達，源於自信。「聰明英武」、文武兼備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有這個自信資本的皇帝。
同上《文史第二十八》：貞觀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鄧隆上表，請求唐太宗下令將自己的文章編輯成集子。不料，唐太宗不但沒領他這個情，還說出一大套不編輯文集的理由：「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辭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章，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最終也沒有同意鄧隆的要求。
「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深知，作為皇帝，他的主要職責是造福於民，而不是給自己謀求文名。顯然，唐太宗是一個角色定位清晰、處事理性務實的皇帝。他的思想境界，今人多所不及。唐太宗的詩文，直到當代才有學人將其編為文集出版。唐太宗不願意出版自己的文集，是他從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等人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他知道，皇帝「大有文章」，不見得有益於宗族社稷。這跟近人王國維所說的「亡國之君，多有才藝」，有相通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