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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審判鐵流(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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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聞，2月25日下午1點半，由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審判鐵流（即黃澤榮）。這時，我還在遠離成都近400里的外地作客。經電話聯繫，得到確切的消息後，馬上乘高速於24日上午就趕到了成都。
未雨綢繆，事先要做好準備，把地點找準。在江漢路西站下車。街道兩旁，無論是高大雄偉的機關，還是低矮簡陋的民宅，都在我眼前流過，但始終沒發現那法院的影子。這時已經是25號正午。我雖然已是80多歲的高齡老人，但我敢鬥膽自豪地說，至今仍然神清智睿，耳聰目明，難道這法院的招牌還逃得脫我的眼睛嗎？幾里長的江漢路，從西到東，走完了，沒有找到「青羊區法院」，怎麼辦？只有殺回馬槍，掉頭再找。剛才是從西到東，現在是由東而西。由於心急，原來的風馳電掣。為了細緻觀察，變成了鵝行鴨步了。為什麼？為的是要找到我要找的那個法院呀！
諮事問路，失面子也不要緊。問當地的市民，他們說不知道；問路過此地的人，得到的只是搖頭。也許是時來運轉，突然間，看見一位戴眼鏡，夾皮包，看樣子都像個公務員的中年人向我迎面而來。於是，我向他開了口：「請問，青羊區人民法院是在這條街嘛，但就是找不到咧！」。
他笑笑：「唔，對。」
「大大小小的招牌我都看了，就是沒有發現這個招牌呀！」我很困惑。「它的招牌沒有在街面上挂，它藏在區政府的肚子裡。從區政府進去就看見了。」他說。
「哦，道謝！」
這下好啦，目標準確了吧？想來他說的是真的。我急急忙忙找到了區政府。果不其然，我看到了「青羊區人民法院」的招牌了！
「你啥事，找哪個？」一進門，就被一個法警擋住。
「聽說今天要審黃澤榮，我來看看。」
「你和他是啥關係？」
「沒啥關係，只是看看。」
走進大廳，要進行安檢。一個女警做了一個示範姿勢：兩手伸直，向左右平舉與肩齊，然後用一個有聲有色的安檢機從頭到腳，又環繞全身。刀、剪、火機，一律放在右邊的木盤裡。走完了一二三樓，都是民事審判庭。上四樓，是刑事審判庭了。放眼一望，吙，樓道上擠滿了人！看來都是來參加旁聽的。任蘅芳（鐵流夫人）看見我來了，寒暄之餘便說上正題。她說：「現在正在填表，法庭只准許5個旁聽人。沒辦法，只有把我兒子的名字撤下來，填上你的名字。」於是我拿出身份證，以任女士的叔父的名義才獲得了五個人之一的「旁聽證」。我不禁妙趣橫生——我們有這麼高貴？中央常委都是七個，我們居然只有五個！
庭外擠滿了人。人多嘴雜，很多人吶喊：「我要進去旁聽！」「我們進去坐地下嘛！」「……。」回聲是：不行，不准無理取鬧！
下午一點三十分，正式開庭。審判長、審判員、陪審員、書記員、公訴員、辯護律師、旁聽人，各就各位。傳被告黃澤榮、黃靜到庭。不到5分鐘，黃澤榮在法警的押解下走進法庭。他，神情自若，步態大方，向我們微微一笑，招手示意，和黃靜一起走到被告席坐下。
法官宣布紀律：旁聽人不准攜帶手機、收音機、錄像機、錄音機等違禁物入庭。隨即派員搜身，把每個人身上凡是有此等物品的，一律裝進一個大信封，並寫上自己的名字，不得有誤。最後一條：不准發言。令人吃驚！我們不就相當於、近似於、等同於啞子、聾子、瞎子了麼？這能公平、公開、公正嗎？接著，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她說的是四川普(特朗普)通話，聲音又小。本來就宣布過不准發言的，我偏偏發言了：「聲音太小，聽不清楚，請把揚聲器放大點。」這不算「違規」吧！起訴書冗長拉雜，嘰嘰咕咕，，唸了差不多50分鐘。時而又還要問被告：「有沒有這回事？」「與事實有無出入？」。被告只是點頭：「有有有」「對對對」。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法官命令：休息30分鐘！
我出去一看，樓道上，樓梯上，到處都是人。當然都是想去參加旁聽的。忽然，有個戴白帽子的人扯起一幅白布黑字的橫標，上書「鐵流無罪！」四個大字。這時並沒有人出來干涉和制止。監控探頭肯定是有的，追究，不是現在而是後頭。30分鐘到了，我們又走進法庭。我估計，可能按一般常規——擇日宣判，但今天特殊，要立即宣判。法官宣判：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5）青羊刑初字243號，公訴機關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撿察院。
被告黃澤榮，男，漢族，1933年5月29日生於成都市，小學文化，《成都日報》退休人員，現住成都市青羊區二環路西一段89號二樓三單元8號。2014年9月14日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1日，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尋釁滋事罪批准逮捕。次日由北京市公安局執行逮捕。經查，被告黃澤榮未經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先後以期刊出版《往事微痕》、《五七動態》、《潮汛》、《憲政之聲》等刊物185期，並採用當面給予、郵寄、發送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北京、成都、重慶等各地700餘名讀者發送該刊物。發送刊物時，以所謂接收捐贈的名義，非法收取錢款。2012年2月曽扣押過《五七動態》等刊物1854本。之後又繼續印發上述刊物，並通過電子郵件方式發送5239本。經監定，上述出版物均為非法出版物。
本院認為，被告違反國家規定，未經出版主管部門許可，出版、印刷、發行非法出版物，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的規定，對黃澤榮、黃靜定罪量刑，二黃系共同犯罪，黃澤榮是主犯，黃靜是從犯。他們在歸案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依法可以從輕處罰，現判決如下：
一、被告黃澤榮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期四年，並處罰金30000元。緩刑考驗期限，從判刑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限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交付本院。
二、被告黃靜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並處罰金5000元。
三、收繳在案的期刊予以沒收。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兩個辯護律師，是法院指定的，當然只有鸚鵡學舌，依樣畫葫蘆，一個腔調地說：按被告的認罪態度，從輕處罰是可行的。法官當場問黃澤榮：「服不服從判決？」答：「服從。」「上不上訴？」
「不上訴。」
判決書上的「認罪態度好」最重要的還是黃澤榮的表態：「從今以後不再寫文章」、「從今以後不再過問政治」，寬大處罰最深沉的內涵就在這裡。何況在審判終結的時候，還得到法官的一番安慰：「今天你就可以由你的愛人領你回家去，安度晚年！」
《往事微痕》是「非法出版物」？答曰：「非也！」它只不過是右派老人們談古論今的一個藉以說大家喜歡說的話，做我們樂意做的事的平臺。那封面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寫著：「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支持改革，促進民主」嗎？它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人民，都只有好處毫無壞處。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咋能說它是「非法出版物」？
「收取錢款」是怎麼回事？那是好心的捐贈。假如他們沒有那種出自內心的意願，你要他拿錢，他就要打「110」了！據黃澤榮講，印我們那幾個小冊子真費盡心機，絞乾腦汁，每個月至少要三萬多元才能使「米」下「鍋」。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要花多少錢？要不是大家的鼎力相助，那早就嗚乎哀哉囉。
眾所周知，那幾本小冊子真的受人歡迎和擁戴，且看那上面發表文章的作者：李銳（原毛澤東秘書）、鮑彤(原趙紫陽秘書)、胡績偉（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茅於軾（經濟學家）、辛子陵（現代政治評論家）、胡德平（胡耀邦公子）……。他們，披露和傳遞了許許多多的，鮮為人知的高等故事和經典，令人手不釋卷，過目難忘！他們還和各界精英一起，大筆縱橫，口誅筆伐，揭、批時弊，鞭撻醜惡，驅趕黑暗，一件件，一樁樁，都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誇講和讚揚。難怪，不少中青年，離、退休幹部都爭先恐後地搶著看，可見它們的吸引力有多大，可以想像而知了吧！
現在不是在大喊「以法治國」，我們的國家是「法治國家」，我們正處在「法治社會」嗎？憲法上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享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等自由嗎？看來那只是一個裝飾品，或者說，口號而已。
《往事微痕》被槍斃了。作為一個「旁聽者」，如果能讓我發言的話就好了。那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勇往直前，把我想要說的話說出來：「旁聽」，應該是一種制度。它能集思廣益，防禦循私舞弊、打擊報服。他們敢對準「暗箱操作」，去摧毀冤假錯案的堡壘。然而，我們被那種「紀律」禁聲，太橫行霸道了！
我崇拜、羨慕濟公，特別是他唱的：「走呀走，走呀走，哪裡有不平哪裡有我，哪裡不平哪裡有我！……。」
我無可奈何啊，倘若我有你那樣的本事，大堂上挨屁股，竟然打睡著了。有時又耍弄那些昏官，差哥打你，大老爺卻痛得遍地打滾。
這就是我這位罕有的限制為五個旁聽者之一的「旁聽者」的聯想與哀嘆……20015.2.28.
附：從鐵流被捕看中國當前的「法治」問題
石天河
北京公安部門於9月13日晚上，逮捕了網刊《往事微痕》八十一歲的主編鐵流。究竟是以什麼罪名逮捕他，外間尚不清楚。但一般認為，這件事可能與鐵流在近期的一篇網文中，指名批評了某個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人有關。
這使我感到，在中國目前「反腐敗」運動已經取得很大成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民間的聲望正迅速升漲之際，突然出了這樣的事，與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八屆四中全會以後從「依法治國」開啟走向民主法治的進程，兩者之間，是很不協調的。究竟鐵流犯了什麼罪？我希望北京的國家安全與政法公安部門，能公開透明的向社會公告，以使大家能瞭解事情的真相。如果僅僅是因輿論而獲罪，那就應該考慮，用這樣的方式來對付輿論，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真的對國家與執政黨的地位和前途有利？
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上的每一次偏差，幾乎無不是從「壓制輿論」開始。例如，1953年，當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在政協會上發言，「為農民叫苦」的時候，毛澤東龍顏大怒，幾乎是放下國家主席的尊嚴身份，不顧政協會議的常態禮儀，竟破口大罵式的，指斥梁漱溟「反動透頂」，是「用筆桿子殺人」，是「野心家」、「偽君子」等等等等。對梁漱溟那樣一個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從抗戰後國共重慶談判時期就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完全有進言獻策資格與合法地位的全國政協委員，那一陣熱罵，真罵得叫人驚心動魄。政協委員中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原先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演說，叫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決不可以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決不可以把自己關在小房子內自吹自擂，稱王稱霸」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怎麼忽然一下子就變了臉，變得一點也不「戒驕戒躁、謹慎謙虛」，連別人希望他有容人的「雅量」，都不願意接受了。
那一下子，真是風行草偃，罵了一個梁漱溟，就把全國「為農民叫苦」的輿論，悄無聲息地壓下去了。似乎那「一邊倒學蘇聯」的糧食徵購在農村中是真正進行得風平浪靜的。可是，到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那篇文章裡，毛澤東終於不得不做了點自我批評，說：「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很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
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這裡，毛澤東承認了錯誤，也談了後來的補救辦法。可是，他也許並不是真正的不知道，那「多購」的七十億斤糧食，下面很多地方都是採取派工作隊下農村去，翻壇壇刮罐罐地把農民的口糧挖出來，才湊夠了那七十億斤統購任務的。（很多農民因此而全家挨餓，甚至個別農村幹部因覺得自己「逼得人家老人娃兒餓飯，對不起農民兄弟；而完不成糧食統購任務又對不起毛主席共產黨」，竟在這種兩難處境中被逼得上吊自殺了。）如果就這件事仔細想想，到底是不許別人「為農民叫苦」好呢，還是允許人家「為農民叫苦」好呢？壓制輿論是容易的，但是壓制輿論並不能改變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許「為農民叫苦」，並不等於農民的生活就真的一點都不苦了。什麼叫「唯心」，什麼叫「唯物」？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主觀自是」？這難道不是很明白的嗎？
當然，知識份子所傳播的輿論，一般都可以看作「二次輿論」。即如梁漱溟先生所説的話，也無非是轉達從農村中來的某些意見，並非個人心血來潮的獨創。要直接發源於農民群眾中的輿論，才是原始的「一次輿論」。知識份子的「二次輿論」，有時不免於帶有知識份子個人的主觀情緒與偏見，是與直接來自底層人民的「一次輿論」有區別的。但是，只要他不是無中生有的捏造，這種「二次輿論」一般也不會喪失它代表民間輿論的實質意義。特別是這種「二次輿論」，往往還帶有文化與理性上的提升，帶有政治倫理與邏輯哲理的內涵。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史家對居於最高統治地位的帝王或居於執政地位的公卿宰輔的評論，歷來都以能「開言路」、「聽諍諫」者為「明君」、「賢相」的表現。而「杜塞言路」與「拒諫飾非」者，則一般都被認為是「昏暗失德」的愚頑之主與「傷民害政」的禍國之臣的特徵。在現代，世界文明先進國家，也普遍地以尊重民間輿論、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為執政者必須遵守的法治圭臬。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無論政界與民間）似乎長期存在著一種含糊不清的認識，好像「言論自由」是只有外國人才講究的洋規矩，中國人是講究「謹言慎行」，生怕「禍從口出」的「禮儀之邦、君子之國」，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從來不許有言論自由的。其實，中國過去那幾千年的歷史，只是沒有把「言論自由」寫成憲法條文，因而沒有形成法律保障而已。並不是從來就不提倡言論自由的。中國最古的一部歷史書《國語》上，就記載了西周後期「邵公諫厲王止謗」的故事。那故事裡面有一句話，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句話從公元前約八百五十多年一直流傳到現在，成為了中國將近三千年來，「反對壓制輿論」的一個經典範例。說明中國古代的執政者，早就發現了，對待民間輿論，只應該採取「開放」的態度，而不應該用抓人殺人那樣的一些手段去「壓制」它。否則，那後果，對統治者或執政者是非常不利的。
--周厲王用衛巫去「止謗」，衛巫並沒有別的法術，只是差人去打探和抓捕「謗者」，抓到就殺，其結果，是使「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流王於彘。」周厲王在農奴大暴動的時候，慌急慌忙地向地名叫「彘」(在今山西霍縣）的地方逃跑了。邵公趕緊把厲王的兒子（宣王）藏到自己宮中，當農奴包圍邵公宮室搜捕宣王的時候，邵公只好把自己的兒子交去替死。要不然，西周王朝等不到三十年後的「驪山烽火」，早就在那次農奴暴動中滅亡了。由此可見，壓制輿論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中國由於封建帝王專制的歷史時間太長，歷代的統治者和執政者，開明的少而平庸和暴虐的多，所以民間輿論在漫長的歷史時間中，並沒有得到明確的法律保障。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帝王專制的政治體制好像是被推翻了，但是，實際上，後來的獨裁（或叫專政）統治，對「輿論」的放寬，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封建王朝時期還厲害得多。即使有了憲法，有了「言論自由」的憲法條文，實際上也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具文」，政治上的「擺設」。雖然又經歷了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三朝共約一百年「訓政-騙政」、「秦政-亂政」和「軍政-貓政」的漫長歷史時間，憲法並沒有認真的實行過。所以，說中國一直沒有「現代化」，主要就是說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社會風習等方面，還存在著與現代世界文明的差距。這些「差距」，有的是「體制」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有的則是思想意識上的差異所造成的，而總的來說，主要還在於幾千年封建帝王專制的歷史遺留，在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多年中，還沒有得到從體制到精神層面上的徹底的洗刷。
--我其所以在這篇文章裡提到這一點，就因為我感到，我們國家在十八屆四中全會談論與籌劃進行「法治建設」的時候，應該把「尊重民間輿論」、「保障言論自由」作為「國家法治建設」的一個最基本的「面子問題」，放在首要地位來認真的加以解決。如果這個「面子問題」長期都不能解決，那恐怕「法治」、「民主」和「民族復興」都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山雲海，中國人只好望洋興嘆學阮步兵之窮途慟哭了。
至於鐵流這個人，我知道，他作為五十年代的一個共青團員，後來因為愛好文學，由新聞記者而成為了初學寫作的「青年作家」。非常偶然地因為寫了一篇所謂「干預生活」的小說，竟由於讀者追捧評論炒作而一舉成名。不幸的是，當他繼續又寫了兩篇類似的「干預生活小說」以後，恰好遇上1957年毛澤東的「釣魚遊戲」，他在文藝界的座談會上發過幾次言，為他自己也為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遭到的批評而提出對領導的意見。接著，反右運動中，他就被他那位最要好朋友「交代」出來，生拉活扯地劃入了「四川文藝界右派反革命集團」。（實際上，直到那時候，他和我連話都沒有談過一次，卻被認為是我的同案犯。）雖然拉扯進了一個罪名嚇死人的「反革命集團」，他開初並沒有判刑（因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反革命」事實，連「集團」也是「虛構」的），只判了個勞教，但他一再逃跑，一再加刑，竟把刑期加成了二十年。就這樣，在政治歷史的演變中，就使他從一個共青團員變成了勞改二十多年的老右派。
這樣的黑牢冤獄，自然會使一個天真的共青團員體會到毛澤東詩句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無窮韻味。也會使他在八十一歲再度走進監獄時，會懂得如何安置自己的床位，以便在獄中再做一次民族復興的平安大夢。他是1979年平反的。出獄以後，他放棄了「落實政策」安排的工作，自己到北京辦報、辦企業。托改革開放的福，竟然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企業家。後來，在辦網刊《往事微痕》的時候，他是在謝韜、辛子陵等著名理論家的「社會民主主義」精神引導下進行工作的。謝辛二公一向以「促進改革」、「救黨救國」為己任。
鐵流從出獄後也並沒有什麼顛覆性的言論。只是，他有一些言論，在別人看來是有些古怪的。例如，他說，他主張「批毛，擁鄧」，卻絕不反對共產黨。在「左派」看來，「你既然叫喊批毛，不就是反對共產黨嗎？」在流亡國外的知識精英看來，8964以後你還要「擁鄧」，無非表明你是64後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的某些文章，其實是左右都不那麼認同的。在十八大以後，他對王岐山領導的」反腐風暴「是熱情讚賞的，而且，他似乎一下子又變成了個」鐵桿擁習「的近衛軍戰士。有時候一發現習近平的某一篇講話，在中央報刊上發表時，好像有被刪改的地方。他就十分敏感的認為，這是有人」反習「。不然，習近平的講話，報刊編輯哪個敢去刪改呢？因而就猜想這一定是負責意識形態領導的某人刪的。
本來，這類猜想是全國到處都有的，只不過是猜想而已。可是，他往往就在某些文章裡面，毫不隱晦的筆之於書。所以，現在他突然被捕，也許，就是由於他共青團員的本質沒有改造到合乎標準，做文人的涵養還不夠沉穩，寫文章的文風還不知韜晦，一下筆就把握不住分寸，有某些」利口傷人「之處，才招致了某些人的不滿，以致牽動了警方的神經，怕不抓他一把，警務工作的盾牌徽章就可能遭到」黨性不強「的譴責吧。
但這類事情，從」法治「的角度來看：如果只是涉及個人名譽的問題，應該按常規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如果是涉及刊物內容不利於國家宣傳工作的問題，應該也是一定期限的停刊處分或勒令整頓就可以合理解決的。為什麼動不動就抓人呢？」以抓代法「，」以抓代治「，似乎」三十六計只有抓為上計「。這是不是」文革「時」狗頭張「所強調的」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全面專政「，或上一屆的」周長尾「那種以」抓維權上訪民眾、抓維權律師、抓維權的公知異議人士「的所謂」狠抓維穩「的禍國政策之慣性遺留呢？這種政策之與」現代化「背道而馳，是僅憑直覺就能感受到的，它與習近平主張幹部要多聽」逆耳之言「的意見，也是南轅北轍的。它為什麼到十八大後還沒有收鋒斂跡呢？這難道不值得大家認真仔細的研究一番嗎？
中國的警權，從」周長尾「進入」九頭之一「的位置那天起，我就感到，這」警權「升入了國家領導的最高層，決不是國家之福，它意味著希姆萊、貝利亞那樣的人物，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事實也是這樣：假若不是」薄希萊「、」王麗君「的殺手戲唱砸了，那」周長尾「導演的」青蛙變王子「，豈不就會輕輕巧巧地獲得了北京天安門舞台上的金龍獎嗎？那時候，他們請出紅牆上的幽靈，演出歷史的新場面，十三億人民即使瞪圓了眼睛，也不一定能在陰霾黑夜中一下子就看穿那」燭影搖紅「的血腥把戲。現在事後來想想這些，也不是多餘的。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裡，警權必須嚴格的受到法律的制約。隨你什麼位高權重的人，也不能憑你的一聲恫喝、一紙便條，就可以叫手下抓人。動不動就抓人，是一個法治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資治通鑒》上記錄了一個唐太宗聽諫的故事：有一個叫裴仁軌的縣令，因為驅使官府看門人去為他作私事，犯了」擅權「的錯誤。唐太宗一聽說一個縣令居然敢於」擅權「，就叫把他殺了。這時，他身邊的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向他進諫說：「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如果因為一點小罪就殺人而不按法律辦事，就會使天下人惶恐不安。唐太宗聽了他的話，就把裴仁軌放了。
--這個故事，對我們有什麼啟示呢？那是因為李乾祐的話，使唐太宗發覺了自己的錯誤。什麼錯誤呢？以我們現在的法治觀點來看：這錯誤至少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是李干祐的話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說明瞭法律是天下的「公共契約」，是統治者和人民都要遵守的。並不是你作了皇帝或作了「常委」就可以把法律看作維護你自家個人權威的工具。你叫抓就抓，你叫關就關，你叫殺就殺，那不是「法治」，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從前的皇帝在封建專制的體制下，雖然他可以無法無天的橫行霸道，那也只能叫「暴虐無道的昏君」。
在今天世界上「民主洪流浩浩蕩蕩」的時候，誰想做暴虐無道的昏君，那恐怕他就難於逃脫被人民的法庭作最後審判的命運。第二，那個裴仁軌犯的罪，罪名叫「擅權」，這個「擅權」的罪名，是一個大框框，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具體犯罪事實，都可以用這個罪名把它框在一起。例如，大臣或部長級的官員，那「擅權」，如果是擅自調兵遣將，擴張自己的威權聲勢，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犯上作亂的可疑意圖。那麼，這就是一項大罪。視情節輕重，可以撤職查辦，也可以下旨（或密令）立即處死。而如果那「擅權」，只是某個省的巡撫（或省長)，擅自把國家的備戰物資挪去救災，那麼，這雖然也是「擅權」，但他不是貪污肥己，而是挪用去救災。這個問題就可以酌情處理，可以看成輕罪，予以批評或記過，也可以通報一下，原情不議。至於裴仁軌的「擅權」，那不過是他個人「官德不修」的小事，申斥一下，限期改正，也就行了。至多，罰俸若干，賠給那位被他驅使去作他個人私事的看門人，就可以解決了。何需小題大做？
不過，「擅權」這種「罪名」，倒是現代法學上值得注意的一個「新課題」。因為，類似「擅權」的這種「大框框」式的「罪名」，在當前中國，是像模特兒身上的「齊P裙」、「透視裝」一樣，正在到處流行，近乎要氾濫成災了。例如這次抓捕鐵流的「罪名」，據傳，就可能與「尋釁滋事」有關。這個「尋釁滋事」的大框框，幾乎是無邊無底而又能消音滅跡的最新武器，無論什麼事，都可以裝進這個大框框。比起那個「擅權」的古典大框框，這個現代大框框要進步得多。它在「法治」還沒有上正軌的中國，正在大行其道，時尚得很。因為「尋釁滋事」這幾個字，實際上是是只有中文詞語裡面略可意會的抽象模糊語義，而根本沒有法學及法律界定之準確意義的。所以，大到外國軍隊侵犯邊境，小到流氓在地鐵車廂裡摸女學生的大腿，都可以叫做「尋釁滋事」。所以，在我看來，在世界各國的「法學字典」或「罪名詞典」裡面，大概是沒有這個詞的。這樣一個抽象模糊的詞，居然可以拿來做抓各種各樣不好定罪的人的罪名，這可能是中國的新發明，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力呢？可是，如果中國要走上「法治」的正軌，那麼，用新聞詞語去代替法學詞語，是必然會行不通的。今後，不應該再用這樣的罪名去抓人了。對某些「抓人成癮」的官員，也許應該對他所抓的一切案件，進行一次歷史性的清理。因為冤案太多，決不是民族復興的好兆頭，而可能相反。
從鐵流八十一歲重新被捕，我還想提醒一下愛抓人的大人先生們。這些從「57陽謀」中投荒繫獄之幾百萬知識份子中倖存到現在的老右派，雖然人數已經不多，而且許多人經過酷刑煉獄，到風燭殘年，已經起居無力、步履維艱，如果你們想把這些人全部消滅掉，以免除後患，達到你們所謂「除惡務盡」的極左目標，那麼，你們其實用不著興師動眾，就在央視上發個通知，限他們在某月某日到某個監獄報到，就行了。而且，你們現在也用不著再去興辦那麼多的北大荒、夾壁溝、雷馬屏、以及什麼新疆和雲南的勞改農場、勞改工廠等等，因為，這些人，多半都已經七老八大，沒有勞動力了。你們用監獄來關他們，他們是最歡迎不過的。
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出獄以後，家破人亡。無兒無女，既沒有得到二十多年的工資補發，也沒有得到法律規定的冤獄賠償，除了少數人獲得了平反後的工作安排，現在還能享受一點養老待遇以外，很大一部分人，這三十年都是東飄西蕩在打臨工、干雜活、甚至擺攤設點、依人乞食。雖然近年來有一些「低保」收入，生活仍然是艱苦的。他們從那個得了諾貝爾獎的劉曉波在法庭上的陳述中，聽說，現在的監獄，不但再沒有捆綁吊打、鬥爭批判、飢餓逼供、雪地罰站、以及戴腳鐐手銬、關獨居小監那種種對知識份子的高級待遇與最有效的改造手段，而且，劉曉波說，獄政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他們相信劉曉波說的話肯定是真的。劉曉波在外面的時候，幾乎把中國知識份子都看成是一大群犬儒，他絕不會因為害怕受虐待就彎起舌頭來說監獄的好話。）與其現在在外面靠「低保」生活，房子買不起，有病醫不起，還不如到獄政已經有很大改進的監獄裡去養老。這對於孤苦無依的老右派來說，可以算是在中國生活一輩子的一個較好的結局。
不過，也許有一部分像鐵流這樣的老右派，自己有了企業，有了家庭，不會願意自動到監獄報到。那麼，你們如果想要無聲無息地徹底消滅這些老右派，那就還是只有一個簡單而經濟的老辦法，就是學德國元首的辦法，在荒無人煙的地方，辦幾個「天堂工廠」，裡面設幾個「升天洗澡堂」，把這些老傢伙趕進去作升天前的洗澡。只要毒氣一開，幾分鐘後抬出來，就都成了「原材料」。送進作坊，頭髮剃下來作毛刷，皮膚剝下來作燈罩，肉可以加工做罐頭，骨頭可以加工做紐扣，其餘剩下的東西，燒成灰和點尿素，還可以作出口的化肥。這樣，豈不簡單、乾淨、秘密、經濟。而且，你也用不著對這些老傢伙有什麼憐憫和同情，那完全是多餘的圈圈。這些老傢伙，他們從前參加革命的時候，都是賭咒發誓，說過要「為革命獻身」，要「把一切獻給黨」，要「為祖國人民的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要「粉身碎骨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鬥」等等等等。他們生前，這些崇高的目標都沒有實現，現在你幫他們完完整整的實現了，他們的靈魂--如果真有靈魂的話，豈不會在天堂裡高聲大笑麼？
至於你們顧慮這樣的事情將來可能會招來國際上或後代人的追究，我告訴你一個為自己作無罪辯護的辦法。你面對未來的人道主義法庭，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法官和檢查員的提問，你就說：他們這些老右派每一個都是罪有應得的，他們都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第一代的革命者，是他們把共產主義帶到中國的，他們是始作俑者，任何人把他們千刀萬剮，都是為被他們害苦了的中國人民伸張正義！
你儘管放心吧，你把這些老右派收拾乾淨以後，你的上級，並不一定會像薄熙來對王立軍那樣，搞什麼殺人滅口。
當然，我不能完全保險，因為，你們究竟會是什麼下場，與我們這些老右派，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你們怕右派怕了幾十年，打右派打了幾十年，把右派打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一代半死二代窮、七十八十孤零零。你們還不放心，還要搞「除惡務盡」，你們放手搞吧，反正這些老右派都是死過一次的，再讓他們死一次，也算不上恐怖和殘忍。如果他們還要酸文吊吊的說什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你就乾脆向他們說：「這一回，把八十一歲的右派都抓了，並不是用死來嚇唬你們。這是兌現！只有你們這些老右派死絕了，我們才能安心，不然，誰有那麼多功夫來盯你們的梢，刪你們的網？去死吧！老右派！」
重發鉄流：「破除枷鎖，啟蒙民眾」，必須清算劉雲山反改革罪行！
劉雲山是中國新聞出版貪腐集團的總後臺，是中國改革開放前進道路上的死敵，也是習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預者和反對者。他比鄧力群更壞，比胡喬木更左。鄧力群雖壞，但不貪腐；胡喬木雖左，卻有人格操守。劉雲山是個「五毒」俱全品的偽君子，無德、無才、無能、無操守、無品德，最大本事是吹才拍馬，一味唯上，貪污腐化兼搞女人。從他混進共產黨第一天起，除聽命於「二姦二假」的「江核心」外，從未為國家民族做過一件好事。這個人在江澤民死保下當上常委，是中共94年黨史上的恥辱！
中共黨史專家辛子陵先生說：最近國內出現了一股極左勢力回潮，相當猖獗。毛左甚至把矛頭對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警告他必須不遺餘力維護中共正統，否則要他好看。這幾天，趁習近平出國訪問，又掀起一股逆流來攪局。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周小平的文章《美國對華文化冷戰的九大絕招〉，歪曲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上強調的「新的偉大鬥爭」，把它篡改為向全世界開戰的「鬥爭」，包括爭奪資源、貨幣戰爭、爭奪市場、意識形態鬥爭、領土爭端、網路鬥爭、反民族分裂主義的鬥爭等。在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中竟出現了七次「敵對勢力」，張牙舞爪，殺氣騰騰，猶如文革再現。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一切背後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曾任中宣部長、現為中共常委主管全國意識形態沙皇、新左王劉雲山。這位江時代的遺老，為了維護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千方百計控制宣傳輿論陣地，欺騙無知民眾。不僅劫持並壟斷了習近平「中國夢」的解釋權，現在又劫持並壟斷了習近平「新的偉大鬥爭」的解釋權，試圖把中國推向以人類文明為敵，閉關鎖國的邪路上去。
劉雲山人品極為低下，作風無一是處
劉雲山中專學歷，以寫馬屁報導起家，中共內外對此人惡評如潮，其工作、人品、作風無一是處，民主評議得分墊底。北大教授夏業良稱之為「不學無術」，箝控國人思想、阻礙學術自由。在他主掌中宣部十年間，中國的新聞自由每況愈下，敢言媒體頻遭打壓，新聞自由淪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2012年三月下旬，十八大籌備組徵詢民主黨派意見，八個民主黨派一致反對劉雲山進政治局常委會。八月上旬，四十八名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以及前主席聯署致信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十八大籌備小組，第四次強烈反對把劉雲山列為常委候選人。2012年十月底，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幾位負責國內政治報導的中層幹部聚會，起草了一封致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呼籲書，希望十八大能夠以新聞改革為導火索，帶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呼籲中央選擇一位能夠與時俱進，跟上時代步伐的領導人掌管意識形態。在呼籲書上簽名的編輯部主任和知名編輯有一百多人。如果劉雲山進常委，繼續主管宣傳，等於安排了一個張春橋，中共就只能在僵化中滅亡。
劉雲山是周薄謀反集團的支持者
辛子陵先生還說：現任常委賀國強堅決反對劉雲山入常，認為他因私廢公，不具備起碼的高級幹部素質。據賀國強揭發，劉雲山在任內蒙古自治區團委副書記時，曾因亂搞男女關係被自治區黨委警告。九十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長後，仍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常關係。至於他以權謀私，安排他的兒子劉樂飛冒充「金融神童」混跡金融界，最終執掌總資產一萬億的中國人壽，則更是盡人皆知的醜聞。他長期支持薄熙來「唱紅打黑」，是周永康政變的密謀者。
劉雲山是怎麼竊取常委高位的
劉雲山出生於山西忻州，其父母曾在內蒙當官，是薄一波的部下。劉雲山在政壇崛起，一靠薄一波的栽培，二靠江澤民的提拔。在中宣部副部長任上，他因拍江澤民馬屁，攛掇一位不識中文的美國銀行家庫恩撰寫《江澤民傳》被江賞識並得到重用，據說這本傳記的中文作者實際上是著名作家葉永烈。庫恩是一位精明的猶太商人，他把和劉雲山的關係看作「最具價值的投資」，藉著這層關係，他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和央視合作的公司，任命劉雲山兒子的女友為總裁。這種權錢交易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詮釋得淋漓盡致。
在十八大上，劉雲山是在老左王吳邦國的力保之下，頂替倒臺的薄熙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他頂下的是略有改革意識的李源潮。
十八大電視實況轉播有一段時間中斷，就是因為江派硬要把此人塞進政治局常委會。劉雲山代表的是江派權貴階層，尤其是溫家寶命名的新「四人幫」的利益。該幫幫主是吳邦國，其它三人是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這幫人的特點是：觀念陳腐，行為乖張，以左為榮，個個貪腐，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最大的絆腳石。劉雲山不但有大量的財產說不清，他的親戚與爪牙不是在海外住豪宅，就是在國內各地把握新聞口，對新聞與網站收買路放行錢。情況之嚴重，已經超過胡作非為的政法口。中共再任由劉雲山們胡折騰，恐怕就只能在僵化中加速滅亡了。
劉雲山控制下的新聞出版現狀
近十多年來中國新聞出版與電視在劉雲山控管與操縱下，沒有一張說實話言真相的報紙，也沒有一本立得住足的好書，更沒有一部好電影好電視劇。新聞報刊除了時間年月是真實的，其它全是假的。電影電視不是低級庸俗的搞笑片，便是宣揚極左思潮去鄧尊毛的仇恨內容，整個意識形態全方位的墮落與造假，在人民群眾中沒有一點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為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不得不提出《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筆者認為媒體要有「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唯一的途徑只有摒棄過往的報導風格，用真實客觀來取信於民。同時必須徹底清算劉雲山在新聞出版早已形成的尾大不掉的腐敗史，以及他十多年來反鄧反改革開放「唱紅助紅」的罪惡，必須把他家族上百億來歷不清的財產退還給囯家人民，否則中國意識形態走不出極左的罪惡怪圈。
堅決支持習近平重組新聞的公信力
我們高興地看到，曾多次站出來替習近平、王岐山發聲的胡舒立女士，在2014年8日18日又在她《舒立觀察：什麼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開頭便擲地有聲地亮明立場：「一切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都應衝破，一切阻礙民主與法治進步的禁錮均應摒棄。惟有如此，改革開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飛躍。」當天的新聞聯播頭條更加能確認這一論斷。我十分贊同莊豐先生的觀點：
1、清理「左翼」力量。不論是劉雲山為代表的黨內保守力量，還是民間以司馬南為代表的「五毛」力量，都屬此類。關於清理這兩股力量，筆者前期博文多次論證，且多數已經驗證，不在複述。現有胡舒立站出來替習近平表態，那麼看來「左派力量」要遭到全面整肅了，近期司馬南、胡錫進、戴旭等人突然在微博上集體消失十多天，很有可能是遭到上層的警告了。
2、讓民眾參與。官方宣傳若要真正做到具有「公信力」，那麼就要經得起民眾的評論和質疑，否則按照之前的封貼和打壓慣例，肯定是做不到這一點的。而且，只有民眾廣泛參與，才正真能讓媒體具有實質性的「傳播力、影響力」。從這個角度講，那麼刪帖、封號的行為就要終止。由於之前封殺言論自由的是劉雲山的力量所為，現在習近平放出這個信號，看來離《劉雲山將在任期內被抓捕》不遠了，微博、微信空間有望開始寬鬆，從而激發出民眾的高度參與熱情。
3、解除網禁。大陸民眾習慣了被封網刪貼的生活，估計有不少人不太會相信這個判斷。其實道理很簡單，封網刪貼是周永康、李長春、劉雲山等江澤民陣營的人主導的，而今這個幫派已氣數將盡，而以習近平為主的改革派力量還要藉助網路來公開江派的迫害罪惡，以便將來為清算審判他們做準備，故此解除網禁是一定的。至於說怎麼解除，要配合對江派人馬的清洗進展程度，有計畫、有步驟地開放。近期百度頻繁短暫解禁「江澤民賣國」、「器官活摘」等內容，就說明習近平是做好了這個準備，目前是試水溫的階段。而且，只有解除網禁，才能真正讓老百姓相信政府是敢於面對真相和說真話的，否則「公信力」是建立不起來的。
4、解除報禁。文章《左方談南方週末：必須啟蒙民眾》講的是一個媒體人「敢為天下先」辦報的故事，選擇這樣的故事必是隱含某種政治信號。（慧按：這篇文章發表日期為2014.08.18，國內網上能搜到，不過標題已被改成《左方和他的時代》，但其中第5節小標題仍為「重啟‘啟蒙’」，直接提到當年辦《南周》指導思想就是要「倒回到原來的新聞傳統上面去」，就是要走「一條‘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聞傳統，回到五四運動的民主啟蒙」。該文很值得一看，特下載附後）如果說要讓媒體有「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且讓公眾真正參與，那麼只有官方的聲音和僅允許民眾說話評論仍然是不夠的，真正的「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是在市場競爭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的，那麼讓民間辦報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現在民資都可以進入銀行、軍工等行業了，那麼進入獨立媒體也不應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只是這個事情的前提仍然是清理以劉雲山為代表的文宣系統中的保守勢力，一旦沒有了障礙，開放報禁就水到渠成。
大家要少發雜意，不要干撓大局
回顧歷史，放眼現實，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本人在毛澤東「馬克思十秦始皇」無法無天的時代，因一篇「干預生活」的小說被整整關押23年，在春風化雨偉大的鄧小平主政歲月，人生有了第二春，可是在周永康、劉雲山作亂的十餘年，我再次成為不是階級敵人的「階級敵人」，被監控整整七年，直到黨的十八大後才獲得解禁。因此我堅決支持習總書記的反腐集權的治國之路！現在情況越來越清楚，習近平要把中國引向法治化，走出一黨專橫的叢林法則，因此希望無論左派右派都要支持他，特別希望自由派更要支持他！少發雜意，不要干撓大局，把炮口一致對準劉雲山所代表的江澤民極左的貪腐惡勢力！向他們開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