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1月10日訊】據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美國經濟已從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復甦，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實際收入不斷增長。美國還在新技術領域擁有根深蒂固的優勢。然而，新一屆美國政府將接管的是這樣一個國度：生產率增長差強人意，社會不平等程度高，越來越多人放棄求職，新企業創立及就業新增的速度不斷下降。
選舉狂歡夜後，川普(特朗普)面對的是金融危機後的投資減弱，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所得分配不均所帶來的勞動力下降，進而導致經濟活動力下降，新政府挾帶人民對改變的期望上臺，是否能有所作為?
07年金融海嘯後遺症
2007-09年金融危機就經濟和政治而言都是一場災難。但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在2009年第二季度見底，並於2013年第四季度恢復至危機前水平。類似地，2009年10月，失業率升至10%的峰值，但現在已回落至4.9%。金融業的健康狀況也已比危機期間好得多。
太多漫不經心的觀察人士將這種快速的復甦視為理所當然。但此次大衰退本來有可能演變成另一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得益於美聯儲（Fed）、小布希（George WBush）及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採取的果敢行動，美國經濟才如此迅速地恢復了生機。所有人都極大地受益於此次成功。
然而，這場危機還是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2016年第二季度的實際人均GDP仍只比危機前（將近9年前）的峰值水平高4%。以歷史標準衡量，勞動生產率自上次危機發生以來一直增長緩慢——主要是由投資減弱造成。一項研究估計，美國的潛在產出比危機前的趨勢水平低了7%。但儘管出現放緩，過去15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速超過了其他主要高收入經濟體。這多半得益於美國在高科技創新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最大的5家科技公司現在的總市值已經超過2.2萬億美元。
然而，上次危機留下的後遺症——其中包括對金融界、知識界及政策制定界精英的誠信和能力的日漸不信任——也是緊隨著一些老問題出現的。
2014年至2015年間，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值提高了5.2%，但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實際上，這一中值也低於2000年水平，甚至相對於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實際人均GDP都一直在下降。這一表現可以解釋普遍的幻滅感，甚至絕望感——在此次氣氛嚴肅的大選中顯露無遺。
所得分配不均 勞動力下降
美國的不平等已明顯惡化。從1980年直至最近時期，稅前收入前1%人口所佔收入比例已從10%躍升至18%。即使是稅後，他們所佔收入比例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從8%增至12%。相對於普通員工，首席執行官們的薪酬漲幅一直很高。在所有高收入國家中，美國的不平等程度最高，而在7個收入最高的經濟體中，美國不平等程度加劇的速度最快。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表明，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劇更多的是一個社會選擇問題，而非在經濟上不可避免。
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密切相關的是，勞動力在GDP中所佔份額從2001年的64.6%下降到2014年的60.4%。勞動者遭遇的不僅是分到的蛋糕越來越小。同樣顯著的遭遇還有，25歲至54歲男性中沒有工作且已放棄求職的比例穩步上升，從20世紀50年代的3%上升到現在的12%。就連法國的壯年男性佔就業人口比例自2001年以來都年年壓過美國。自1990年起，美國男性未參與勞動的比率的增幅在經合組織（OECD）所有成員國裡排第二。2000年以後，壯年女性未參與勞動的比率不斷下降的趨勢也停止了。美國女性在所有壯年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現在也屬經合組織所有成員中最低之列。
經濟活力下降
經濟活力的下降也同樣令人不安。就業崗位新增速度顯著放緩，國內人口遷移率也是一樣。新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也已持續下降較長一段時期，成立不足5年的企業在所有企業中所佔比例以及在總就業中所佔比例也是一樣。與此同時，企業固定投資持續疲軟。證據還顯示資本回報的差異日益加大。這些都是長期趨勢，不僅僅是危機後事件。
經濟活力喪失可能不止與生產率增長減弱有關，還與收入分配的變化有關。如果競爭壓力在下降，壟斷和獨買（買方壟斷）的格局要麼會出現、要麼會鞏固。工會的崩潰，以及相對最低工資的下降加強了企業和勞動力在市場中的力量不對稱。知識產權也可能成為阻礙競爭的一大因素。新監管壁壘的興起令人不安。還有一個顯著變化是擁有州級職業許可證的勞動者所佔比例出現飆升。這些許可證肯定極大地阻礙勞動者方便地跨州流動。
儘管美國經濟擁有種種優勢，它本還可以表現得更好。除上述趨勢以外，基礎設施的退化，教育相對表現的惡化，以及糟糕的稅制都構成挑戰。停止接納移民和進口將是自損之舉。美國必須髮揚其一貫的優勢，即一個開放、有活力的經濟，再加上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研究、教育，以及均衡的稅收和監管政策。新政府需要正確的判斷以及國會的合作。豬或許也可以飛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