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的夏崇禹清楚地記得最後一次見到爸爸那天,2014年11月8日,地點是北京的家中。
「一大早的時候有一幫人敲門,都是便衣。我媽開門之後,他們就衝進來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廳睡的,他們就逕直先衝過來找我。把我晃醒了,然後拎起來,問我是不是夏霖。」
夏霖,夏崇禹的父親,46歲,知名維權律師,曾為艾未未、浦志強、郭玉閃等一批中共當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辯護律師。
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禹第一反應是:家裡進強盜了。練過劍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頭的竹劍。媽媽和奶奶趕緊把他攔下了。
「我記得有一個人拿著一個攝像機,吼我們,讓我、我媽還有我奶奶在廚房門口站成一排,拿攝像機對著我們。其他人就在屋裡面到處翻東西,到臥室裡把我爸控制起來,後來就把我爸帶走了。」
夏霖出事,一家人其實有所準備,只是沒想到這麼快,也沒料到後果有多嚴重。
夏霖自己也是神色輕鬆,大冬天的,只穿了一件單薄的紅色格子襯衣就跟他們走了。
「走的時候我爸還跟我們說,沒關係的,就是取證,調查只能調查24個小時。他馬上就會回來,叫我們放心,然後……就到現在也沒見過他了,」夏崇禹的聲音有些哽咽。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布夏霖詐騙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法學界和人權團體普遍認為,夏霖被判重罪,實則因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為弱勢群體發聲而受到中共官方的政治打壓。
夏霖堅稱自己無罪,提出上訴。此案的二審將於近日開庭。
八九是什麼?
在夏崇禹的童年記憶裡,做律師的爸爸總是很忙。有好多年,爸爸都是一個人在北京,他和媽媽在貴州,一家人一年才能見上兩次面。
小時候最喜歡騎在爸爸夏霖肩頭的小崇禹
小時候,爸爸喜歡把他扛在肩上,還常常惡作劇地躲起來嚇他。每當這時媽媽就會很生氣,而爸爸卻總是樂此不疲,「現在回想起來,五味雜陳。」
小崇禹4歲左右的時候,一天,他問爸爸:「八九」是什麼?家裡的簡報、書籍上常常印著「八九」,他對這兩個數字格外敏感。
爸爸皺著眉頭望著他,「他想了半天,表情挺凝重的,突然笑了一下,跟我說89年發了一場大洪水。你媽媽他們,因為我媽媽是部隊消防的,就用麻袋去堵洪水。」
長大以後回想起這件事,夏崇禹知道爸爸是在向年幼的他掩飾內心的傷痛。
要到很多年後,夏崇禹才會真正明白「八九」這兩個數字的含義。
那時候,他已經上初中,因為成績不錯,被選中加入共青團,「回家跟我爸媽說這件事時,我爸突然情緒特別激動,堅決反對我入團。」
第一次,爸爸像和成年人對話一樣,向他講述了1989年記憶中那個黑色的初夏。
那一年夏霖19歲,重慶西南政法學院的大一新生。5月的一個夜晚,北京已經戒嚴,他和同學們在重慶市政府門口靜坐,聲援北京學生。廣場的燈都滅了,一片漆黑,天上還飄著小雨,一大群軍警包圍著他們。
6月3日凌晨,北京的槍聲響了。得知消息後,他和幾個同學來到歌樂山烈士紀念碑前,憤怒地撕碎了團員證。
夏霖曾經和很多朋友講過這個故事。講到動情之處,淚如雨下。八九是他的一個心結,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心結。
夏崇禹最終沒有入團,在學校的政治教化和父親的故事間,小小年紀的他選擇相信父親。
我想為這個國家做更多事
夏霖做律師其實是半路出家。22歲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貴州省公安部門當警察。
「他去當實習警察後,就覺得很難受,他說覺得這個工作『挺齷齪的』,然後就辭職,去考的律師,」崇禹後來聽爸爸講。
幾年後,夏霖和幾個朋友創辦了貴州最早的合夥律師事務所之一,接的都是商業案子,包括為茅台酒廠做法律顧問,家裡從不缺好酒,生活輕鬆安逸。可是夜半時分,他常常會對妻子林茹說:「我其實可以為這個國家的進步做更多的事情。」
「而我會說:『你千萬別出去說啊,別人會笑話你的』,」林茹在一封寫給夏霖的信中說,「我是真的覺得會被人當自大狂的,一個小小的律師常常說這樣的話,想這樣的事,有些自不量力吧。」
可是後來這類話夏霖越說越多,終於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離開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歲。
「聽媽媽說,當時爸爸看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夏崇禹告訴美國之音:「(文章說)89這代人有這樣的經歷,但是不作為,他特別難受,他跟我媽商量,他一定要去北京才能施展他的抱負。」
在北京,夏霖進了北大法律系,也結識了一幫有情有義的好弟兄,這些人日後都成了中國公民運動的領軍人物,比如當時的北大政治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後來的傳知行研究所創辦人郭玉閃。
二十七年不改初心
正直、義氣、固執是夏崇禹對爸爸的評價。
「我跟我爸關係挺好的,特別像哥們那種關係,」他說,「我爸是一個挺江湖的人,特別夠義氣,為人挺坦蕩的。」
夏崇禹記得,有一些事情會讓爸爸特別憤怒。有一次在貴陽街頭,他看到一個城管在趕一個擦皮鞋的小工,沖那個小工喊:「滾!」他頓時暴跳如雷地衝上去,對城管喊:「你有什麼權力讓他滾?!我是律師,你沒有這樣的權力!」
爸爸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小學五年級的一天,小崇禹在報上讀到北京海淀區中關村小販、復原軍人崔英傑殺死城管隊長的報導。他央求父親說:「爸爸,你幫幫他吧!」
夏霖主動找到崔英傑一家,提出免費為他們辯護。在這個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終救下了幾乎被押上刑場的崔英傑。
崔英傑案引發了空前的社會關注,也讓夏霖名聲大噪。
「後來有一次開家長會,我的小學老師聽說了我爸是夏霖,還請他到我們學校來做了個演講,」至今說起這事,夏崇禹都驕傲不已。
在他的記憶裡,那是父親第一次介入維權案件,隨後他又接手了另一個震驚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腳女鄧玉嬌刺死淫官案。
「09年的時候,我爸接了鄧玉嬌的案子,我家當時離我爸的律師事務所很近,有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有人跟蹤他,才開始特別緊張。」
「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夏霖總是這樣笑著安慰家人。他的維權事業卻一發不可收拾:從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學童名單的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案,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成都作家冉雲飛案,從中國最具爭議的藝術家艾未未的發課稅案,到維權律師浦志強「煽動民族仇恨罪」案……
2014年10月,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傳喚和刑拘,夏霖責無旁貸地成為他的辯護律師,一個月後他自己也進去了。
一年後,郭玉閃取保候審重獲自由,夏霖卻因為「零口供」仍然身陷囹圄。
郭玉閃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寫夏霖:「二十七年來,始終不改初心。從貴州到北京,從商業律師到人權律師,人生的路,越走越坎坷,越走越驚心動魄。」
人家來了你只能跑
在異鄉的土地上,夏崇禹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
爸爸出事後,夏崇禹被家人送到美國讀書,「那時媽媽非常焦慮,擔心我被牽連,她認為我的遠離才能讓她和父親安心。」
2016年5月暑假他回到北京,聽說爸爸的案子6月17號要開庭,他準備去旁聽。
但是就在開庭前幾天,林茹發現自己被人跟蹤了。因為之前有維權律師王宇一家在首都機場被限製出境的先例,經過前思後想,家人買了機票,讓夏崇禹在庭審當天飛回美國。
在飛機上他很難過,「我真的特別想去旁聽。我做兒子的,就在旁邊看他兩眼,鼓鼓勁、加加油也行啊。當時覺得自己特別無能。事情發生的時候,真的什麼都做不了,就是任人宰割,人家來了,你只能跑。」
三個月後,媽媽打電話來告訴他:「判了,12年。」
等你回家
2017年中國農曆新年,夏家仍舊天各一方。
夏霖還在鐵窗背後,這是他在看守所度過的第三個過年;林茹獨自在北京,為即將開始的二審奔走。她堅信丈夫無罪;夏崇禹繼續在美國唸書。在異鄉的土地上,他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媽。
對於即將到來的二審,他們沒有抱幻想,畢竟在中國,捲入政治敏感案件的人大都凶多吉少。
「我爸還在做無罪辯護。我們覺得無罪的可能性真的滿小的,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就算要判的話還是年數少一點吧,」夏崇禹說。
此時,他最想告訴爸爸的是:無論多久我們等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