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作為文化的重要領域，出版界當然不能倖免。（網路圖片）
文化大革命的所謂革命對象首當其衝的是文化，作為文化的重要領域出版界當然不能倖免。1966年「5·16」通知發出以後，出版界與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成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徹底批判」的「五界」之一，是最早受到衝擊、最早被「奪權」的部門之一。其打擊面之大、株連之廣、批判之烈，後人都難以想像。
「文革」開始後，在京的出版界，無論出版局局長，出版社社長、總編輯，下到一些書籍的編輯、縣新華書店經理，還有幾乎全部作家，幾乎都被打成「黑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忠實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線人物」，受到無情的批鬥。文革起源的藉口是是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引深到「三家村」、「四家店」，其中「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以馬南邨發表的《燕山夜話》（北京出版社）受到最無情的打擊。
所謂的「三家村」「主犯」鄧拓1929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法系。1931年轉入上海法政學院經濟系，從事中共地下活動。鄧拓1937年出版《中國救荒史》，引起史學界注意。同年被分配到中共晉察冀邊區黨校任教，先後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1949年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中華全國新聞聯合會主席、《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等職。從經歷看是一個紅色而光榮的履歷。鄧拓不僅是中共黨內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還是出色的歷史學家、詩人、雜文家、書法家、鑑賞家。
從《燕山夜話》裡體現鄧拓雜文的濃重風格是現實感很強烈，也很有思想的鋒芒。鄧拓雖然經歷了漫長的革命生涯，但與大多數工農出身的高級幹部不同，在他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與文人的兩重人格，他固然有被中共培養的黨性原則，但他同時也是有獨立人格、判斷能力和有務實精神的政治家，其文風與當時的許多陳詞濫調大相逕庭。鄧拓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批評了浪費勞動力、不尊重客觀規律的作法，他引用了《禮記･王制篇》中的記載：「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和《周禮》中記載的「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鄧拓清醒地指出：古代統治階級的人物固然不是真正愛護勞動力，但是他們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也認識到使用民力的限度，他借用管仲的話說：「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強調注意勞動力消長的客觀規律，不要做民力過於勉強的事。可以想見，鄧拓做為一個有良知的人，在當時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因為1958年大躍進的濫用民力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後遺症，尤其彭德懷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直諫而被打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鄧拓依然批判謬誤，實事求是，為真理而鬥爭。由於鄧拓知識淵博、通曉古今，尤其他有過《中國救荒史》這部學術力作，他已經從中國歷史上的天災人禍中覺察出中國三年災難的緣由，他對不少破壞自然規律的愚昧作法發出警告：「圍田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經有不少慘痛的教訓，這是稍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的。……圍田和圩田等等都是與水爭地，盜湖為田，其結果必遭水旱之災，農業生產將受到嚴重損失」……鄧拓提醒當時的決策者：
一是不要一味自以為是天縱之聖，任意做出一切驚天動地的決定；二是如果事實已證明決定錯了，就不要一味硬撐下去，堅持錯誤到底，甚至不斷擴大錯誤；三是錯了就要認賬，不要一股腦兒地全推給別人（即「健忘症」）。
鄧拓作為書香世家的後代和有良心的文化人，他浸透著關懷芸芸眾生，憂國憂民的情結，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作為知識份子，鄧拓與當時那些阿諛奉承、肉麻媚上的政客和文痞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與政治品格，正如他在《鄭板橋和「板橋體」》中說的：「我認為學習‘板橋體’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體’的靈魂。什麼是‘板橋體’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當奴才！」正是這種獨立性，使他對紛紜複雜的形勢有一種唯我獨醒的氣勢，這種冷峻的態度是《燕山夜話》的靈魂。《燕山夜話》也成為上個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最有價值的雜文。遺憾的是鄧拓成為文革最早的遇難者。
還有一個標誌性人物遭受到打擊，他就是北京作家老舍。老舍是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一生中發表了大量影響後人的文學作品《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我這一輩子》、《龍鬚溝》、《正紅旗下》、《茶館》……老舍是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還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一生，總是不停地工作，他出版的書籍不僅質量高而且產量多，他創作了大量的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劇本、散文、詩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詞、古詞和舊體詩等），幾乎什麼形式都涉及了，總共有一千萬字之多。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老舍的作品的確稱得上是「經典」：它的一以擋百、一以擋千的無可爭辯的份量。可是文革最早迫害這位老人，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於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終年67歲。
文革中，各界的大批專家、學者和著名作家被任意扣上「黑幫」、「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共老手」等帽子，列為「全面專政」的對象，一時造成極大的恐怖和嚴重的混亂。
有悠久歷史和聲望的商務印書館被誣蔑為「宣揚封資修、大洋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窩點」。由於商務出版了吳晗主編的「外國歷史小叢書」，曾任商務總編輯的陳翰伯成了「文革」開始後出版界首先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的「反革命分子」。陳翰伯被掛上黑牌，關進了「牛棚」。在1967年1月全面奪權的風暴中，商務印書館的招牌還被「造反派」摘掉，一度被改名為「東方紅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由於出版了《燕山夜話》，其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並把絕大多數書籍列入問題書。
工人出版社因為長篇小說《劉志丹》，導致出版社多人被打成走資派、反革命。
中華書局由於和齊燕銘、吳晗、翦伯讚等有工作關係，「文革」開始後被誣蔑為「招降納叛。為復辟資本主義製造輿論」的「大黑窩」，並一度被「造反派」改名為「人民文化出版社」。總編輯金燦然30年代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肄業後1938年4月到延安，在瓦窯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學習，後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研究員。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的助手，參加了《中國通史簡編》的編寫工作，50年代他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其間，曾主持和組織了許多著名古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冊府元龜》、《永樂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文苑英華》、《全唐詩》、《全宋詞》等和一批專家學者的論著的校點整理或影印出版，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雖然他是早年參加革命的專家，也未能逃脫這場厄運，被戴上了「黑幫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種種罪名。不到60歲便不幸去世。他所在的中華書局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主要幹部和業務骨幹都成了「黑幫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出來隔離審查和批鬥的近70人，佔全社總人數的1/3以上。
由於出版界被全面批判鬥爭，行業完全癱瘓，大批圖書被作為「封、資、修」的「毒草」封存、銷毀。出版界除去大批判、勤鬥爭，沒有任何事情可做。許多出版機構被合併或撤銷，編輯出版幹部受到批判、迫害，大批人員下放「五七」干校，北京作為出版重鎮，波及面也最大。1969年9月，文化部機關包括在京直屬單位，除留少數留守人員和有出版任務的人員外，絕大多數職工連同家屬都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人數高達6000多，而聚集的中國優秀的文化人「陣容強大」，作家中有沈從文、馮雪峰、冰心、樓適夷、張天翼、孟超、陳白塵、蕭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張光年、嚴文井、韋君宜、牛漢、綠原等。出版界有陳翰伯、王子野、金燦然、史枚、陳原、王益、王仿子、丁樹奇、範用、宋木文、劉杲、薛德震、陳早春、楊德炎等。咸寧為古「雲夢澤」，氣候炎熱，最熱時達45℃，很多文化人年事已高或體弱多病，下放幹部除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外，還要無休止地搞「清理階級隊伍」、「深挖‘五一六’」等所謂「斗、批、改」的運動，經受著體力與精神的雙重壓力。北京的其他出版單位和各地出版單位的大批職工也被下放。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全家到農村插隊落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