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和戈培爾參觀烏髮電影公司（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7年6月9日訊】「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
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這樣一來，即使沒有收音機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瞭解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了麼？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靜的自由都沒了。
也虧納粹當局想得出來。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夠收聽到廣播了麼？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裡。
納粹當局強行這麼做，難免會損失大量的工作時間。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因為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
可是戈培爾並不因此改弦易轍，在他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
可是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
美國著名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信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
被希特勒輕蔑地稱為「小蛆蟲」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下臺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戈培爾指使部屬：「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這樣炮製和篩選出來的消息除了可以誤導德國人之外，還有什麼用呢？
而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1940年11月11日，羅斯福的停戰日演說在德國被嚴禁播放。夏伊勒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寫道：「希特勒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會在全美國播放，但是羅斯福的講話德國人卻一個字也聽不到。這是民主的一個弱點，我想；不過也有人認為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可現在就第三帝國的新聞報導而言，只有納粹黨一家在王婆賣瓜了，她想怎麼誇就怎麼誇。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過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這話不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誠實的政客？但第三帝國可能跟美國英國有所不同，羅斯福的一句話可能招來一萬句的反駁，而戈培爾和納粹黨睜著眼睛說瞎話，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臺可以唱反調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國已經日薄西山，戈培爾依舊把德國人民當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裡，戈培爾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週新聞。電影裡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大局出發——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裡說自己「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想必戈培爾部長心裏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那也不會成為真理，但這位跛子還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對聽眾們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這自然是戈培爾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至於戈培爾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並不重要。那些掌聲裡有多少是逢場作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戈培爾視他們為白痴，其實，對戈培爾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裏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
在極權政治的世界裡，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
哪家報紙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為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當然，人們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麼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家醜不准外揚的另一面，一定是家醜也不准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裡。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導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麼？
同樣地，面對境外的批評，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於是，第三帝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那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卻在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
當時的德國人就像是著魔了一樣。1935年，美國大學生剋雷格在慕尼黑街頭看到，商店門面高懸的橫幅上寫著：「誰在猶太人商店裡買東西，誰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飯店或者小酒館裡，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那人可能會暗示他並不讚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辯白說，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或者說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自尊，或者說過火的反猶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屬所為，而希特勒並不知道，等等。如果這位初來乍到的美國毛頭小夥子要加以反駁的話，話題就很容易引導了美國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沒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間，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
這樣的國家，不瘋，那才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