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左一）與鐘彬（右一）在沙盤前籌劃戰事。（網路圖片）
民三十八年，徐蚌會戰早經結束，自張治中所率領的和談代表團於四月一日由上海專機飛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後，中共跟著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戰軍指戰員，全面渡江。第一野戰軍則由彭德懷、賀龍指揮，攻略陝甘、而入川康。
中共第二、三，四各野戰軍大舉渡江後，三野陳毅一部圍攻上海；二野劉伯承部則由華中折而西上，直犯川康，進窺重慶；四野林彪之大部分兵力，則直薄浙贛路的上饒，南下建甌而趨福州，另一路卻由安徽以北竄入湖北之沙洋、應城，準備迂迴長沙。彼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本擬集中兵力，在長沙外圍與中共進行一次大決鬥，但以人事上發生問題，白氏發覺不妙，即將幾支嫡系部隊撤到衡陽，計畫保衛廣西了。
宜昌失陷、退守津關
中共四野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共四個軍，循公路由皖北進抵湖北當陽後，即企圖突破國軍宜昌、沙市的防線，以直迫長沙。
當時宜沙的防守，是由湘鄂邊區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宋希濂負責（此後不久即改組為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宋氏所轄部隊計有：第二軍（軍長陳克非）的三個師；第十五軍（軍長劉平）的三個師；第七十四軍（軍長陳瑞鼎）的三個師；第一二二軍（軍長張紹勛）的三個師；第一二四軍（軍長趙援）的三個師；陳明仁軍（番號已忘記）的三個師，以及直屬部隊與干訓班等，合共二十八萬餘人。邊區司令部設於宜昌，兵團司令部設於宜都（自民卅八年五月間，第十四兵團司令由鐘彬中將接任，陳明仁亦升任第一兵團司令，但仍隸邊區司令部建制）。
當時因為川湘鄂邊區防地遼闊，宋希濂所統率的廿餘萬眾，在歷次戰鬥中，屢經損折，傷疲交並，已經有名無實，而中共各野戰軍則挾戰勝之餘威，狼奔豕突，如入無人之境。自宜沙防守戰展開後，國軍即處於挨打之苦境。記得是民卅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後，中共四野的先頭部隊，已在當陽與國軍第一二四軍第六十師（師長易瑾）開始接觸，激戰至下午四時左右，四野主力部隊到達，六十師孤軍狙擊，處境危殆，已逐步向宜昌外圍之鴉雀嶺、古老背、龍泉鋪、津關各據點後撤。至深夜，國軍第二軍及第十五軍之一部，始趕到宜昌市區集結增援，泊於宜昌江面的兩艘兵艦（忘其艦名），亦以熾盛炮火，協同陸上作戰。
至廿三日中午，國軍被迫退出宜昌，轉移陣地於宜昌以西的津關高地，繼續戰鬥。宋希濂則乘兵艦衝出敵人火網，到達三斗坪指揮。廿四日，國軍退至秭歸渡江，集中於巴東收容。
火海人海、血流成河
另一路之中共二野第十一、十二、十八軍三個，又由湘西宜都、枝江、石門、大庸沿川湘公路進行進攻重慶。宋部第一二二軍，以及七十四軍、十五軍、一二四軍之一部，正狙擊於來鳳、秀山、酉陽、彭水之線（兵團司令鐘彬在彭水即被俘），這一線的戰事，有關重慶的安危，當國軍正與共軍作殊死戰時，蔣先生曾兩次飭蔣經國攜親筆手諭，前來慰勉宋氏，要宋氏全力阻敵西進，以便從容完成重慶周圍的作戰準備。
津關在宜昌以西約五華里，是一列的丘陵地帶，國軍第一二四軍直屬機關鎗連的陣地設在其中一個較高的山頭，俯瞰著當陽到宜昌的公路，共軍於迫近宜昌之頃，這個陣地曾發揮最大的殲敵作用，因此，共軍亦改用了有名的人海戰術，以圖佔領津關，不知他們從那裡弄來無數的老弱婦孺，他（她）們手持面盆，敲敲打打，中間夾雜少數的正規部隊，像潮水般的向國軍機槍陣地仰撲上來，這時，機槍連的許連長督率部屬，將火力發揮到最高峰，織成最密盛的火網，來對付這片人海，一幕人火衝殺的慘烈場面，實在令人膽寒，陣地上的機槍被人海湧得連子彈上膛的空間都沒有了，陣地雖然終被突破，但敵人也死傷了萬多人，山崗上流的血，活像暴雨中的山洪爆發一樣。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宜昌失陷後，在川湘公路上的戰鬥，國軍因受不住共方優勢兵力的壓力，唯有且戰且退，逐步向重慶方面靠近，此時重慶外圍和核心的軍事配備，是以孫震和羅廣文兩個兵團做基幹，不料，正當共軍突破了川東南宋希濂的阻力，重慶的攻防戰即將展開之際，而重慶內線的羅廣文兵團，又在陣前有了問題，事急敗壞，迫得當時連座鎮重慶歌樂山林園的最高統帥蔣先生，亦惟有連夜西走成都！
重慶既告不守，宋部殘餘各軍，只得一路向成都西退，圖與胡宗南部會合，此時並分為兩路後撒，一路由第二軍軍長陳克非（當時已升任兵團司令，番號不明）率領，另一路則由宋氏親自統率，由綦江沿長江向川南進發，詎知軍次南溪，宜賓對岸，駐該地一帶的郭汝瑰軍（番號忘記）（析世鑒：據《郭汝瑰回憶錄》，郭汝瑰時任「七十二軍軍長兼敘瀘警備司令」。），又告叛變，併圖截擊我們，但因我方人數較眾，郭軍不敢硬碰，宋氏也就不予為難，自行自路了。
我們由宜賓繼續向川南前進，這時根本是沒有計畫，毫無目標的盲目行軍，與各方的電訊聯絡，亦已完全中斷，給養也無法獲得，只有逢山開路，過水搭橋，一路徵購蘿蔔、青菜等果腹而已！
宜賓過後的川南，都是窮鄉僻壤文化落後的地區，國軍沿途曾遭遇著極多奇怪事件，譬如在牛喜場（離宜賓十二華里）就遇上過兩千多自稱為紅幫的「大刀隊」，群集在路上不讓我們通過，他們都自命是刀槍不入的人，但結果卻給警衛團掃蕩，死的死，傷的傷，呻吟於漫山遍野！
念題壁詩、發遣散費
由牛喜場出發，行了兩天，因為天雨泥濘，行軍速度更其慢了下來，此刻軍心已顯出有點徬徨了，以是宋希濂便面飭副官處黃處長發出通報，凡少校以上的軍官佐，集合在一個小市集的廣場舉行訓話，這是一個寒雨的早晨，天氣非常陰瀋，人員都集合好了，宋氏亦適時策馬到達。
廣場聽訓人員的正面，恰巧有一座類似戲臺的殘破建築物，宋氏下馬後，便拾級而上，說也奇怪，當宋氏登上樓梯，驟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不知何年何日，那位落拓江湖的遊子，一首題壁的七絕詩，這首詩第一、二、四句都已墨瀋糊塗，只有第三句「芳草天涯無去路」七個字清晰分明。宋氏呆看了一陣，還朗聲念誦，念完了，隨著一聲嘆息！宋氏這次訓話的大意是：
「我們的前途，已經無法想像，但我們都是忠黨愛國的軍人，不管生死成敗，有一分鐘的生命，便應負一分鐘的責任！現在，我們計畫越過大雪山，找個根據地，等待機會，日子是越過越苦的，如果你們願意隨我一齊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願意幹下去的；就由此地分手回頭好了，遣散費將官黃金二十兩，校官黃金十兩，可向副官處領取。……」
宋氏這段話，說得悲涼慷慨，台下的人聞之，多泣不成聲，訓話歷時兩個鐘頭始畢。不願意再往前行的將校，約有六七十人，他們各人領了遣散費，離開隊伍，自尋生路去了。是日早飯後，繼續行軍，一日又一日，行行重行行，似乎有著行不完的路程，究竟走到那裡為止呢！宋氏在行軍途中或宿營休息時還常常低聲念著「芳草天涯無去路」的詩句。
大渡河口、宋氏被俘
到了十二月廿四日，我們行至四川犍為縣屬的鐵爐場，正在荒山野嶺之中，忽然後衛部隊槍聲大作，繼之追擊炮也密集射擊過來，據斥堠報告，已發現輕裝追擊的共軍部隊。宋氏即傳令前衛部隊，加速行軍速度，以便能迅速通過長狹山谷，希望在後衛迎拒共軍作戰的時間內，國軍大部人馬可以搶渡大渡河，此時我們距離大渡河，僅約十二華里。宋氏當即快馬加鞭，超過前鋒，亟擬先行渡過彼岸。
筆者當時在宋部任師長，戰備行軍的任務，是負責本部的警戒，當共軍追及時，宋氏因恐殿後部隊作戰力量單薄，臨時命令我率領完整的六個團，在原地散開，以接替正在作戰的第一二四軍。經過四小時後，第一二四軍右翼受敵壓力過重，被迫後退，我便接了上去。我所統率的六個團，全部俱系使用美國卡賓槍和湯姆生，火力雖強，但是射程不遠，而且消耗彈藥太快。共軍使用的卻是遠射程的輕重機槍。所以我們只有挨打，極難作有效的還擊。
入夜，共軍二野楊勇兵團主力第十二、十八兩個軍，已經跟蹤到達，加入戰鬥，我方陣地已被迂迴包圍。天明，共軍攻勢加緊，包圍圈亦逐漸縮小，我軍已陷入絕境，所有彈藥，也已消耗殆盡。當日正午十二時，我軍的抵抗已告中止，全部人馬放下武器，我成為了俘虜，被看管在一邊。共軍一個政治委員立即詢問我：「宋希濂在那裡？我們一定要將他生擒！」我說：「我是後衛，我一直沒有見過我的主任（宋為川湘鄂綏署主任）！」
宋氏在離開我一小時以後，即馳抵大渡河的渡口，不料，對岸又為共軍第一野戰軍賀龍部先行佔領，河岸上已插著很多紅旗，而這邊的追兵又已趕到。宋氏就在此時被俘了。
說起宋氏被俘的大渡口，正是當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離開洪秀全渡河西去的地方，也正是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北竄陝西時渡過大渡河的所在。
不摘黨徽、被打耳光
宋氏被俘後的當夜，共軍第二野戰軍楊勇兵團第十二軍的尖兵連，把宋氏押返犍為縣孔聖廟，我們已先被看管在這裡。晚上十一時，始看見宋氏被簇擁著進來，神色十分沮喪。我們都以悲憤羞恥的目光，默默無言地迎著他。宋氏似乎也很慚愧地低垂著頭，蹌踉行上石階，直入大成殿，坐在殿左的地上，雙目緊閉，頻頻搖頭嘆息！
殘冬的寒夜，又值風雨連宵，大成殿上只燃著慘綠如豆的孤燈，景況顯得格外淒涼。筆者坐的地方，離宋氏不過六七尺距離，眼見他澈夜輾轉未曾入睡！有時共干走去詢問宋氏：「要不要飲水？」但宋氏從未予以置答！
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軍級政委走入孔廟，指手劃腳，喝令要我們將軍帽上的黨徽摘下來，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還對這位政委說：「你摘吧，我是寧死也不會自己摘下來的。」在爭持之下，政委便以戰勝者的姿態，打了宋氏一個清脆的耳光。當時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個個都怒髮衝冠，但我們是俘虜了，憤怒只管憤怒，那裡能有還手的餘地！
被俘的將校尉各級軍官，在犍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瀘州，隨身行李鋪蓋，概由各人自己揹負，每日規定步行八十華里，在瀘州停留大約一個月，又復起解到重慶！
我與李文、同編一隊
當我們一列被俘軍官，浩浩蕩蕩向重慶進發時，共軍委實也極盡其侮辱凌虐的能事，故意將我們的行程，經過每一個墟鎮和城市，而在每一個市鎮，都要我們停下來坐在街邊休息，在休息中，押解的共軍，一面趾高氣揚的向我們大吹他們的戰功；一面派出一部人馬，挨家挨戶去叫出老百姓出來看我們，並且，還要我們在街頭向民眾公開大聲承認過去「禍國殃民」的罪惡，簡直把我們當作動物園的猢猻看待！
我們終於到達了重慶，在干廝門集中，有一天，晚上兩點鐘，上校以上的俘虜，被驅上軍車，疾駛李子壩半山的嘉陵賓館附近停下來，押解的共軍，個個槍尖裝上雪亮的刺刀，並且虎狼般吆喝不准出聲或者交談，如違立即槍斃。那時夜已深瀋，田野死寂，露冷風寒，砭人骨肌。山霧也頗濃重，路燈昏暗，我們瑟縮在車上，不知共軍搞的什麼鬼？暗忖：像這幕神秘緊張的情形看來，此次必遭集體屠殺！一直到天色將亮，軍車又開行了，我們被送到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舊址。宋希濂則在化龍橋先被押下車，被解送到一座山頭上的舊碉堡裡去，在那座舊碉堡裡，已先有彭水被俘的川湘鄂邊區綏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團司令鐘彬在，此外，還有些四川方面的高級將領。
我們卻在歌樂山編隊，開始學習、改造。筆者和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兵團司令李文系同一中隊。在俘虜營過著度日如年的悲憤歲月，在憤懣恐怖中苟延殘喘，每天大清早起床，聽訓話、擔水、上大課、到磁器口去擔菜背煤，更要坦白、鬥爭、直弄得你精疲力竭，頭昏腦脹！
鐘彬臨死、猶在高呼
筆者最後一次見到宋希濂和鐘彬，是在一個早晨，那天共干率領我們去「瞻仰」楊虎城的遺體（楊在重慶撤退時，被軍統局處決），路經宋、鐘兩氏拘留的地方，遙見宋氏蹲在田陌上就田中取水洗面，鐘彬則戴著眼鏡在碉堡門口閱報。我們驟然遠遠見到宋鐘兩人如此下場，大家似乎都有無限傷感！
民卅九年二月間，鐘彬在拘押中患了惡性瘧疾，連續一星期之久，就不幸死去了。據守衛的共軍說（很多皆是國軍士兵補充的）：「鐘彬死時，還在高呼：國民黨萬歲！校長萬歲！」
歌樂山位於重慶以西約六十里，對日抗戰時期，是一個高尚住宅區；風景幽美，林木青蔥，政府的高級主管人員，不少卜居山上，國府主席林森便是其中之一，想不到事隔幾個寒暑，竟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當年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所在，今天變作了人間地獄的傷心地了！我們整整在這裡呆了八閱月，直到中共參加了韓戰，才把我們大部分的俘虜充軍到韓戰場，一部分則分別解返原籍公審鬥爭。例如宋部第十五軍副軍長廖劍父、經理處長田植、政工處長蔣支本、高參李應南、杜之鏡、陳六吉、陳紹恆等，皆屬如此。
間關逃出、重獲自由
筆者正在被迫要去東北一個共軍炮兵部隊，而這支炮兵部隊，也正準備渡過鴨綠江到北韓去的，我當時絕對不作任何反對表示，到了啟程的前一天，我悄悄地去見大隊部政治委員（忘記姓名），佯言我正在患肺病，時時吐痰見血，如其要我投入韓戰場，不如叫我返回原籍生產。但因筆者是炮兵出身的，共軍要加以利用，故終未邀准。因此，乃決計作逃出「鬼門關」的打算，結果獲得成功，千山萬水，終抵海隅，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氣，同時逃出來的，還有上面說過的李文中將。
筆者抵港之後，驚悉臺灣當局，以宋希濂向敵投降，已下令對宋氏及所有部屬，永不錄用，乍聽之餘，不勝惶訝！何以當局對宋氏在宜沙狙擊共軍以後，迄至被俘一段時間的作為，竟完全不瞭解，而遽下如此不合情理與事實的通令！回溯當宋氏向川南轉進之日，尚不斷作戰，被俘之時，已是處於彈盡援絕，無可挽救的絕境，而右翼友軍胡宗南部尚擁有幾個完整兵團（如裴昌會李振等），集結於成都至嘉定之線，卻未聞發一炮一彈，即告冰消瓦解，而其遭際，則相去雲泥！這等是非功過，惟有等待歷史去批判了。
（以上《我與宋希濂同時被俘記詳》，是以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春秋》雜誌總第116期同名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