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和夫人。（圖片來源：鐵流提供）
我是最早的「北漂一族」，在北京呆了近三十年，拉起一彪人馬，干了很多事情，雖不驚天動地，到也攪動一潭春水，留下許許多多的故事，現將它陳書於紙，供朋友賞玩，也算留存歷史。不編造不杜撰，事件與人物皆真實。現在是快節奏時代，每篇千字。一天寫一千，一年下來也是幾十萬字。聚沙成塔，集腋成書，也許會成為一部膾炙人口的野史。因是回憶，有跳躍性，讓思想的河流自由流淌吧……
開篇語
我不是文人，卻歷經中國文人悲慘的命運。中國文人歷來不是一個階層，更不是一個階級，僅是所在時代與社會的「寄生物」，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生活群體，總得靠別人養活過日子。如果想要自己過的好，就得巴結有權有勢的人，按別人意旨行事，做一個聽話的人，否則清貧一生，窮困至死。但是中國不少文人，卻樂於清貧，篾視權貴，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保持著自己清高的氣節。正如吳祖光先生給我寫的一聯條幅：「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
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說，我是一個翻身的奴隸，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理應感恩戴德，沒齒不忘。一個時候我確也是這樣說和做的。後來隨著文化水平提高，閱歷增長，特別是喜歡上文學藝術和加入作協後，我開始有了自己的主見，從迷信中清醒過來，做人做事不再按書本上說的辦，不再信奉「偉人」的「真理」，開始用自己眼光取捨生活的鏡頭，用自己的思想來評判是非，很快從一個文藝創作上的歌功頌德派，一下變成了個寫實派，悲慘命運也就從這開始了。
1957年毛澤東一手策劃和發起的「偉大整風反右鬥爭」，競把我這個童工出身，年僅22歲的年輕革命幹部劃成「極右份子」，投入監獄時間竟長達23年！天啊，相當於三個抗日戰爭，八個「解放戰爭」。
我的主要「罪行」是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及其兩個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另外就是鳴放中的「反黨言論」。
什麼反黨言論呢？一是我不同意動用行政和組織手段圍剿流沙河的《草木篇》，認為文學藝術上的爭論應和風細雨，各抒己見，「一棍子把人打死」的作法是違反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二是我在創作上主張「無主題論」，提倡文學作品寫真實，作家要勇於「干預生活，揭露生活的陰暗面」，文學作品不能千篇一律，把人物寫得抽象和概念。人有多種性格，不是好就好，壞就壞。甚至可以這麼說，「胸前掛滿獎章的人不等於靈魂品質就高尚」，「綁赴刑場的殺人犯不等於思想就銅臭」；三是我還主張文人結社，辦同人刊物。還主張人和人應該有真實感情，不要你提防我我提防你。除此，就是按「長官意志」強行拉在一起的所謂「七君子反黨集團」和「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
如果說前面「兩罪」是冤，那這後一「罪」就更冤了。所謂「七君子反黨集團」系指當時活躍在四川省文藝界躍的七個年青人，計有石天河、流沙河、邱漾、茜子、遙攀、儲一天和我。實際上我們這七人僅僅因工作關係相互認識而已，並無深交和來往，而且彼此性格各異，見解分岐。可是有人竟然信口雌黃，顛倒黑白，硬把我們七人拉到一起，說我們「策劃密室」，「放火基策」，強行定為「七君子反黨集團」上報中央，交由毛澤東親批，變為永世不能翻的鐵案。至於說到「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一事，直到23年後我「改正」歸來，才知道自己是其中成員。
這24個「反革命」到底是誰，到現在我也不清楚，可這案卻是當時中共四川省委紅頭文件定下的。這24人中除流沙河一人未逮捕法辦外，其餘23人均下獄治罪，最重的刑是「死緩」。這一人間奇冤雖已結束，可是我們中不少人卻已含恨作古。我算是一個僥倖的劫後餘生者，也是一個執迷不悟的「頑固派」。
1980年末，我正式恢復公職上班，工作仍然是報社文藝編輯。為了歌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小平同志偉大舉措，我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寫了平反後第一篇小說《不願出監的人》，發表在四川省一家刊物上。
不知誰個先生告了我一狀，說：「曉楓為共產黨關押了23年，落實政策後不知悔改，現又寫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說，把我們國家比成一個監獄，人民生活還不如牢犯。」這還了得，當時適值大氣候「清理精神污染」，北京「清」白樺，四川「清」我和孫靜軒（他的長詩《一個幽靈在大地遊蕩》）。於是，親朋為我捏把汗，說我又要當「右派」進監獄了，好些人甚至不敢參加我1981年10月的婚禮。好在一位領導調看了這篇小說，作出公正結論：「問題不是這樣，曉楓的小說基本沒有問題。」我解脫了，可感情徹底損傷，於是含著苦笑告別了文藝界，改行作記者。記者也不好做，寫實文領導不高興，寫假文自己良心上過不去，終於在兩年後離開報社「下海」經商辦公司。文人是感情的寵兒，易於上當受騙，很快負債一身，敗走麥城，舉家北上，落身帝京，改行從事經濟信息文化工作，搞公關策劃，終算找到了發光的位置，十餘年竟然小富，最早進入小康一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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