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會戰，前後有三次之多，可見在第二期抗戰中，長沙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實在超乎各地區之上。（網絡圖片）
長沙會戰，前後有三次之多，可見在第二期抗戰中，長沙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實在超乎各地區之上，否則敵人不會至再至三地吃敗仗，而仍然必欲得之而甘心也。
敵人攻佔長沙的目的，主要的是為打通粵漢路，前文已經述及。粵漢路打通，則北接平漢、平綏、北寧、中長各線；南接廣九、湘黔各線，縱貫中國南北之大動脈即均入敵人的掌握。這一企圖在戰略上的價值極鉅，故不憚再接再厲以為之，自是當然之理。
其次，湖南為中國一大米倉，年產稻穀一萬二千餘萬石，自古有「兩湖熟，天下足」之諺。第二期抗戰以來，敵人固然要「以戰養戰」，我們更應努力於自力更生，以相對抗。委員長在南嶽會議時揭示抗戰要旨，注重生產，注重節約，用意所在，就是告訴我們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吃不飽飯，還有什麼抗戰之可言？所以長沙會戰是敵人奪取我們米倉之戰，也是我軍保衛我們米倉之戰。敵勝，即無異「以戰養戰」戰略之成功；我勝，即無異敵人「以戰養戰」狡計之失敗。一出一入之間，關係實在太大。
以上是三次長沙會戰的主因。
再則，第一次長沙會戰是在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十月間發動的，其時汪兆銘正加緊與敵閥勾結，準備於是年雙十節日，沐猴而冠，傀儡登場。假如此時敵軍一舉而下長沙，一方面可以給汪記政權壯一壯聲勢，一方面也可以穩定一下日本國內厭戰反戰的人心，這是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副因。
第二次長沙會戰是在三十年（一九四一）九十月間發動的。是年四月，日蘇中立協議簽字，六月德蘇戰爭爆發。七月，日閥向法國維琪政府要求駐兵越南，一面又向東北增兵，做出可南進可北進的姿態。八月，日外相豐田貞次郎向美提出兩國領袖會晤談判中國問題的要求。在此種複雜微妙關係之下，為顯示其兵力之強大，餘勇之可賈，於是乃有第二次竄犯長沙的舉動。在日閥的盤算中，這樣做至少可以防止國軍反攻武漢的企圖。如果戰事順利竟將長沙拿下，則在對美談判中更可取得較為有利的立場，迫使美國讓步。這是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副因。
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在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底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初發動的。此時日寇已經挑起太平洋大戰，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事實上有其不可分的關係。日寇積極攻略香港之日，亦即集結兵力三次謀犯長沙之時，其為牽制我軍兵力，不使有援港可能情事，顯而易見。這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副因。
以下再說一說三次長沙會戰的經過概況：
第一次長沙會戰雖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十月間發動的，但在發動以前四五個月，我軍在「有以待之」方面，已經開始著手。委員長於四月十五日即有手啟之電諭指示：
如敵取長沙之動態已經暴露，則我軍與其在長沙前方作強硬之抵抗，則不如先放棄長沙，於敵初入長沙立足未定之時，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擊。反攻計畫如能佈置精密，運用得當，必可取得最大之勝利。如此則我軍必須在岳麓山構築堅強工事，並配有力炮兵，俾得射擊敵艦與長沙城。惟須先行指定目標，測定距離，各部依照預定計畫，同時並舉，步炮協力，則必克奏膚功。希詳審之。如果照此立案，則在前方對敵軍及我軍民有一適合於此戰略之宣傳，使敵人不慮，亦甚緊要。如何？盼覆。
長沙會戰的戰略部署，大致就是依照委員長這一指示辦理的。此外，還有一種在事前四五個月即已開始準備的工作，就是破壞道路。我們規定有五條徹底破壞道路的辦法：一、選定有水田之處，完全恢復水田。二、選定湖邊，破壞成湖。三、選定山腹，破壞成絕壁。四、選定必經之處，破壞成不規則之深溝。五、選定一般路面，破壞成凸形，使其在路上及兩側均不能行車。這種破壞工作，可想而知是很艱鉅的，然而我們做的確實是相當成功。
是年九月，敵犯長沙企圖已經暴露，我軍自應依照預定計畫行事，不想這時統帥部卻發生了極原則性的爭議。白健生（崇禧）以次幾位參謀本部人員，均不主張堅守。委員長因為眾議如此，亦即勉從其議。其時我以在渝時多，九戰區司令長官職務均由副長官薛伯陵（岳）代理，渠則反對輕易放棄陣地，抗辯甚力。
其時我以在渝時多，九戰區司令長官職務均由副長官薛伯陵（岳）代理，渠則反對輕易放棄陣地，抗辯甚力。（網絡圖片）
九月中旬，敵軍分三路進犯，一路由贛北西進，一路由鄂南南竄，一路則在湘北猛攻新牆河北正面，另以一部在洞庭湖東岸登陸，以為策應。贛北、鄂南兩路敵，均被我軍擊敗，唯湘北一路強渡新牆河成功，與洞庭湖東岸登陸敵得收夾擊我軍之效。時林蔚文轉達副參謀總長白健生令於薛云：「如不遵令立撤汨羅守軍，則今後長江以南地區有失，責有攸歸。」薛不得已，乃下令撤退。於是敵軍長驅直入，於二十九日，已竄至長沙附近之永安市、橋頭驛等處，長沙已隱聞炮聲。委員長得訊，命我偕同白健生星夜入湘，協助薛伯陵區處一切。動身之前，我曾提出長沙「守」與「不守」兩案，奉批「不守」。我遂與白飛桂，旋即轉往淥口（在株州南）晤薛，面達統帥意旨。薛仍以軍人守土有責，不忍輕言撤退。健生堅持持久抗戰，以保全實力為急務。伯陵憤然曰：「如此我上無以對中央，下無以對國人，從今不敢再穿軍衣了！」我見二人相持不下，因謂：「汨羅不戰，退長沙；長沙不戰，退衡陽；衡陽不戰，退桂林，如長此退卻，廣土亦有盡時，究在何地可以一戰？我為二公計，不如且就當前敵我情勢，研究我軍有無一戰之可能？」伯陵深信士氣甚盛，可以一戰，並謂除極少數部隊失去聯絡外，餘均英勇任戰。
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於健生，令伯陵反攻；一面將伯陵決心及當時情況報告委員長，請准因時因地制宜。十月二日，獲准下令反攻，對深入之寇予以猛烈側擊，當地民眾自動協助國軍作戰者亦極踴躍，敵遂狼狽北竄。
至十月六日，完全恢復戰前之原態勢，各路敵軍死傷計四萬餘人，俘獲亦夥。此次敵軍使用兵力約在十萬人以上。事前敵以西尾壽造為對華派遣軍總司令、板垣征四郎為參謀長，揚言攻略西安、宜昌、長沙、衡陽、北海，完成其所謂「板垣戰線」，以求解決「中國事件」，不料這一夢想，才開始就破滅了。
第二次長沙會戰，敵軍集結贛鄂兵力，亦達十萬之眾，由阿南惟畿指揮，於九月六日起開始蠢動。敵為掩護其主力之集中及展開，先以一部向我大雪山（岳陽東南）根據地攻擊，經我軍痛擊，迄未得逞。九月七日，敵一部與海軍配合，向洞庭湖營田以西各地活動，以保障其主力之右翼，其主力則越新牆河南犯。我守軍楊森軍團，予以猛烈截擊後，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主力則轉移至楊林街、關王橋向敵側擊。十九日，敵竄抵汨羅江北岸，由浯口、新市、歸義等地渡河，我軍節節抵抗，敵竟深入。
第一次長沙會戰後，我即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所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改由薛伯陵（岳）升任。第二次長沙會戰之際，我正在恩施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內。六、九兩戰區壤地相接，互為唇齒。九月中旬，新牆河以南戰事方酣，我因向統帥部建議：五、六兩戰區應乘此機會，主動反攻宜昌，以為湘北策應。九月二十二日，委員長電話指示：敵此次湘北蠢動，有積極企圖，長沙志在必得；五、六兩戰區積極動作，一舉而下宜、沙；五戰區自北南攻，六戰區自西東攻。六戰區奉令後，遂於二十七日開始行動，其經過情形將在下一章中敘述，此處暫且不表。
九月二十六日，敵軍分路竄至撈刀河畔，以一部由渡頭市向長沙東南迂迴，又以一部由春華山迂迴長沙之東，主力則從正面直撲長沙，企圖加以包圍。二十七日，敵傘兵一部竄入長沙城內，時我援軍已先後趕至戰場，乃將敵層層包圍，予以猛擊。是日宜昌方面，我軍已開始進攻；江浙皖方面，我軍亦向當面之敵採取行動。敵顧此失彼，無法轉用兵力，長沙地區被圍之敵，後路已被我軍切斷，恐慌萬狀，至十月三日，乃突圍北竄。我追擊部隊銜尾追擊，並沿途截擊，斃傷敵甚眾。十月八日，北竄敵渡過新牆河，始又恢復以前原態勢。第二次長沙會戰至此亦暫告結束。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敵既挑起太平洋大戰，為牽制我軍策應盟軍在廣九、香港方面之作戰，乃又對長沙作第三次之進犯。
敵此次集合兵力共約七萬餘人，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在新牆河東西各約十餘公里之間，分八路渡河南犯。
我軍仍依在長沙外圍決戰之目的，除留一部與敵作正面周旋外，主力即向關王橋東南地區轉移，並協同由平江到達楊林街附近地區之我軍，向西南側擊南下之敵。三十一日，敵軍竄抵撈刀河、瀏陽河中間地區，以一部向瀏陽河畔之金潭渡、仙人市推進；其主力則向右旋回，於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一日起，向長沙猛撲。我守城部隊沉著應戰，同時我岳麓山炮兵適時以火力支持，予敵重創。至四日，我陣地屹立無恙，而敵軍攻勢已挫。我乃以十個軍之兵力，分路向敵實行總反攻。敵傷亡甚鉅，乃於四日夜開始向東北突圍。我軍沿途截擊，敵遺屍遍野，狼狽不堪。其留置之掩護部隊，亦大部被殲。至十五日夜，新牆河以南之殘敵一一肅清，一切又恢復戰役前原狀。
第三次長沙大捷，適當盟軍推舉我委員長為二十六國聯軍在中國戰區之最高統帥，捷音傳出，舉世歡騰。英美各大報紙均以顯著地位刊載捷訊，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至謂：「蔣委員長方任極為重要之中國戰區同盟軍最高統帥，即獲長沙之捷，實為將來佳運之徵兆」云。
長沙三捷，是抗戰中的奇蹟。我之所以勝，敵之所以敗，先後如出一轍，謂非奇蹟而何？委員長事前之戰略指示，可謂算無遺策也矣。徹底破壞道路辦法關係成敗亦鉅，因為敵人的優勢裝備在交通阻塞的情形之下無法運用，以致敵我在裝備方面已無顯著差別。裝備既然拉平，在地利人和方面，敵則處於絕對劣勢，
如此我三勝，敵三北，不亦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