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眼睛反映內心魔變，看上去像中國人的「人」。（網絡圖片）
當我在華北日本陣線後方共黨區域內旅行時，曾親眼看到共黨的教育「青年領袖」，經過所有的階段後將中國青年變成俄國的傀儡。這事通常很公開，但有時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並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經數年與共黨的密切接觸，我將所獲得的情報及觀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實湊合起來，已能完成一個完整的藍圖。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率直的澈底的選擇教育制度，是共黨在我所轄教區的三十個村莊裡選取一個未來的「年輕領袖」的時候。
他是一個年輕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轄區內的土匪完全肅清。他非常嚴格公正，又有溫和的個性，這使他成為人所喜愛的人物。雖然他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認他人的能力，他並且曾建立一個優良的警衛隊非常忠誠地服從他的指揮。共黨注意到他所有的這些優點，而選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訓練。
他是一個沒經世故，沒有經驗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義和缺乏世界智識，極容易受共產黨愛國主義的號召。共黨問他是不是願打日本人──自然他懇切感動地說要打日本人。於是共黨供給他一個打日本人的機會──接受共黨的訓練。共黨對他說，他不用幫助，也沒有多少經驗就能撲滅土匪。如果有了經驗再加上共黨們所給他的協助，他很快地就能作偉大的愛國工作，掃除外國土匪──日本人。他被說服，被共黨送到村訓練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訓。
當共黨發現這位年輕警官學習敏快，熱心並有野心時，共黨就把他送到分區學校去。那裡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來的青年。大約有七十個村莊的二百個被選送的青年在那裡由共黨教員指導。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將可以接受更堅強教練的選取以參加第三步訓練。教員把二百人分作許多小組，在他們學習共黨教科書時，教員們細心察看他們的反應，以斷定每個學生的優劣。
在某一天教員便向一個青年提出一個問題。
「你如看到一個日本人打中國人，你怎樣感覺？」
這個問題那青年可以說出很多的滿意回答，但他須說：「這是帝國主義！我們要制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數。於是從這個假定推到主觀的分析一直問下去。
「你父親是一個老式的人」，教員平靜地假定說。「他沒有改造過他的腦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隨口答稱：「是的，我要作，因為我總是遵從父母的。」
於是教員就要就這一題目追問下去，以試驗這個青年家庭觀念的深淺。
經過各種變化的問答，各種方法的問答，多次的重複，以求能發現該青年能否改變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舊不變，教員對上層便作不良的報告，這個青年便被刷掉。較為可訓練的青年們再經過數月的訓練即被送到共黨的縣學校去，與附近四五個區的受訓者一齊再受訓。四五個區內的千餘候選青年僅約有五百人能被選入縣校。縣校的訓練更為嚴格，一旦自此校畢業後便送入第四級學校。
第四級學校已成為純粹的共產黨員，因為縣校的畢業生必須已經是完全共黨化，而成為黨的外層人物。原有的青年僅有極少數，約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們能參加這種在河北，察哈爾，山西三省設立的學校內的訓練。為延安訓練所選取的青年被共黨視為優良的精選品。共黨用「抗戰大學」號召，向全國各地及外國宣傳，實際上即是延安的幾個共黨訓練中心，用毛澤東的課本作為基本課程。到此的學生已成為羽毛豐滿的共產黨，可以接受共黨的秘密書籍。有多少學生印多少本書，並且每一本書都有號碼，以附合學生的登記號碼而登入記錄。這些書籍經常被查核，如在緊急搜查中發現某員的書有遺失時，該員即被認為叛逆而加以嚴重的處罰，絕無倖免。
當學生們離開延安經外蒙古去西伯利亞時，那是已完成了國內的最後訓練。延安被認作是一去不復返的起點，因為從那裡出發就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在西伯利亞他們處在俄國人的領土內，訓練營由俄國人主持，大部分的教員都是俄國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點，那麼當這些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到達西伯利亞時，他們是進入了真正的異國地獄之邊緣。在西伯利亞訓練營青年們完全與外界的影響隔離，一點也不能與西伯利亞的人民接觸。即使最前進的中國共黨也反對這一點，並訴述他們沒有「自由」，他們在國內受中國教員訓練時尚無此種訴苦。西伯利亞是最後一個鏈環，將中國的青年與他們的國家聯繫著，但當他們折斷此一鏈環而開始十一日旅行乘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去莫斯科時，他們已永久地離開了中國的傳統。這最後的精選人員，為莫斯科所選的最堅強，最狂熱的共黨，最後到了遙遠的俄國首都，也就是到了他們心靈上的不返點。
莫斯科有三個專為中國人設立的「大學」。在這三所學校裡，那些經過六個共黨教育過程，自中國小鄉村經西伯利亞訓練營而來的中國青年將接受特別指示，以為共黨在中國實際工作的方針。
這些中國人回到中國時，他們體質上的外型顯然沒有變更，只是一雙眼睛反映出內心的轉變。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國人，但加細心觀察，便發覺他們已完全脫胎換骨，人性盡失。他們完全失掉了中國中庸之道的特性。他們殘暴地反對宗教，他們痛恨宗教，從天主教以至所有的東方宗教。他們的風度情調立時表示出他們的身份，他們在人群裡是可以被鑒別出的人物，即使他們與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來。他們變化無常，隨時會驟然發作。我熟知的共黨們承認這些莫斯科返來的人們死於肺病及心臟病的很多，雖然他們比在未成共黨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這些人沒有國家觀念，也不承認他們是那一省那一縣的人。他們已完全失掉了家鄉與原籍的觀念，他已把根源失去，他們僅有所謂「主義」的思想。
沒有離開中國，沒有經過莫斯科訓練的中國共產黨還有相當的家鄉觀念，但經莫斯科訓練過的則完全兩樣。我與土八路還常常能獲得共同的見解，但與那些返自莫斯科的共黨則一點也不能獲得共同點。他們工作於黨的上層，設計及執行政策，更監視旁人執行他們的命令。
一件很小的事情便可證明土八路與莫斯科受訓的中國共黨的不同。假如土八路要貪求你一件東西時比方說是一枝外國造的自來水筆吧，他會笑著說：「我能借你的筆用嗎？我需要用一下，我會還給你。」自然他絕無還給你的意思。你笑著接受這個必須接受的要求，這表示你已經知道他的意思，而不堅持反對他。但俄國訓練的中國共產黨從不會有這種「老式的弱點」。他看到你的筆，走向前來，從你口袋或你手中拿過來「我需要這東西，我拿去了。」僅僅這樣說一句。我們主教有一天和一個共黨談話，把錶放在桌子上以注意時間。那共黨故意把手臂滑過錶上將肘輕壓在錶上，正好把錶玻璃壓破。「真對不起」他露出牙笑著說「我拿去給你修好。」那錶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主教像這樣子丟了許多錶，還有些則是痛快地沒收，一點也不偽裝一下。主教沒有辦法，最後只有放棄帶錶。
這些微小的搶劫行為本身是平凡的事情，其重要性在於表示出一種基本的搶劫心性，這種心性永不改變，即使共黨上層的習慣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青年像變色動物似的轉變。我看到他們自鄉村中被選取，由一個膚淺的共黨到最後經過共黨最高的訓練變成精粹的共黨指導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