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手持被失蹤的加拿大公民照片(JASON REDMOND/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3月18日訊】2019年3月13日，保護衛士彼得．達林在香港自由新聞（HKFP)發表關於中國使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使人失蹤的文章，以及該系統如何成為中國外交政策中針對外國人的工具。
文章中，彼得通過自身的經歷，還透露了失蹤加拿大人康明凱可能被關押地點，以及目前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二位加拿大公民和一位澳大利亞公民可能遭到的對待。
彼得．達林是保護衛士人權機構主任，關於中國使用強迫電視認罪新書《媒體審判》編輯，曾參與撰寫《失蹤人民共和國》。
隨著澳大利亞公民楊恆軍加入二位失蹤加拿大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沃爾(Michael Spavor)的行列，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了其用於失蹤批評者而非拘留的新系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以及該系統如何不再只適用於四面楚歌的中國律師和記者。二位加拿大人已失蹤一百多天，且被釋放的日子遙遙無期。
習近平的崛起已經在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國家的觀眾可在其國外侵略性姿態——而且是針對越來越大的國家中最明顯地看到這種變化。習近平似乎認為，不久後，這種激進的姿態可以用來對付它的主要目標——美國。在此之前，首當其衝針對西方較小的國家——從瑞典到加拿大，再到澳大利亞。很快英國、法國、最終德國將被列入其公民失蹤的國家名單，不是因為任何法律原因，而是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例如，法國禁華為的那一週，很可能也是法國公民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失蹤的一週。
考慮到這些，西方政府現在應該開始瞭解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詳細探究我們對康明凱和邁克爾．斯帕沃爾的瞭解，並且要加入加拿大，意識到對加拿大和其二位失蹤公民的捍衛即是對西方國家自己和其公民的捍衛。
那麼，康明凱在哪兒？從哲學上講，他只是消失了。他的家人、律師和自己的國家加拿大都不知道他在哪裡。這正是重點所在，同樣的情況適用於同一天失蹤的另一位加拿大人——邁克爾．斯帕沃爾。
作為一個與二位失蹤加拿大人一樣，被同一部門——中國國家安全局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簡稱RSDL）系統關押過的人，不幸的是，我在此能提供一些線索。
實際上，康明凱就被關在這裡：39.809781″N,116.383599″E。這是一個大型的四層樓大院，離北京較小的南苑機場不遠，由北京國家安全局使用。如果他所在的充滿淺藍色或灰色防自殺軟包墊的房間內繁重的窗簾有拉開，如果他看向窗外，在最右邊的角落，可能會看到一片停滿廢棄公共汽車的場地。通過聆聽南苑機場的進出航班，他也許可以弄清南北方向。基於這些小細節，以及我通過蒙著眼睛看到的一些進出設施的東西，使我自己從該設施的二樓或三樓釋放後，經過大約一週的谷歌地圖和谷歌地球研究之後找到這個秘密監獄。根據中國法律規定，該系統規定人們在長達六個月的時間內不得被關押在看守所或監獄內，因為從技術上講，被關押者不會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因此，中國建立了專門的秘密監獄來關押這些受害者。
康明凱可能被關押的地點（Google 地圖）
當康明凱最終被允許見到他的大使時，見面地點卻是在警察局。他必然是被蒙住眼睛帶往見面地點，從他的牢房開始，然後被帶到地下車庫，再塞進車中。在即將進入他的大使等待的房間前，這時眼罩才會取下。
中國和加拿大之間正在展開的較量中，加拿大既是中國勢力的試驗場，也是作為美國的代表，這本應是政客和官員們更好地瞭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系統的時機。澳大利亞現在面臨類似的情況——其公民楊恆軍的失蹤，但他們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缺乏瞭解的情況十分令人失望。以下是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對楊恆均及其失蹤事件的發言：
「他被‘監視居住’中，我們可以將它說成軟禁在家。因為楊先生在北京沒有住處，因此他被以類似的方式關押。」
看來該國防部長並未瞭解「監視居住」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僅有別，而且是天壤之別。
中國的法律允許這些失蹤現象。是的，正如報導的那樣，康明凱的下落一直處於保密。是的，他也沒法得到律師的會見。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應該監督這些秘密拘留的中國檢察官也會被剝奪探視他的權利。在由我創立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保留的資料庫中，我們從未遇到任何一個案件曾有檢察官上門監督過，即使法律規定他們應該這樣做。
康明凱和邁克爾．斯帕沃爾以及未來美國和歐洲國家受害者，可以在沒有任何法院命令的情況下被單獨監禁六個月。實際上，說單獨監禁只對了一半——因為他會有兩名警衛全天候坐在房間內監視，每六小時輪班。這些警衛，其中大多數是身著便裝的國家安全局受訓人員，他們不被允許與被關押者交談，但會記錄他的每一個動作。當他使用廁所時，或者被允許洗澡時（雖然極少），他們也會盯著。
該系統本身，即強迫失蹤的「合法化」，有可能成為中國對周邊威權國家的另一項出口，其中許多國家可能會看到中國的這項工具是多麼有效——在今日中國，該系統的主要目標——律師，記者和活動人士，往往是被失蹤，而非被逮捕。
截至2017年底，該系統不再是無人知曉的秘密，因為保護衛士發布了一本開創性的書，即《失蹤人民共和國》，其中許多受害者，有史以來第一次寫下詳細的證詞描述他們被該系統關押期間的故事。儘管如此，以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被同樣的系統失蹤，本應作為外國政府關注的一個問題，但該系統仍被忽視。
無論康明凱被關押在哪個樓層，他都會獨自擁有一整層，他的牢房，審訊室和會議室，都沿著一條小走廊伸展開來。我曾經稱它為「住所」，因為我在那裡度過了近一個月。我是幸運的，從我們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案例資料庫中，人們被監禁的平均天數為121天，並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關了整整六個月之久。有些人很幸運在這段時間看到了幾天的陽光，很多人都沒有。儘管如此，燈是全天候開著。在我們資料庫收集的所有案件中，我們尚未遇到一個案件沒有使用「禁止酷刑公約」中定義的酷刑和虐待。
事後來看，很難說那是每日5-6小時的審訊，實際上是每晚，以確保睡眠剝奪。坐在審訊室裡的木製「老虎椅」上是最艱難的部分，或者是坐在專門設計的防自殺軟包房內，一分鐘就能感覺像一個小時才是最艱難的。幾個星期後，你的大腦會產出如嘔吐胃酸般的思想和想法。我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就是做白日夢和幻想能夠再次見到我的女朋友，雖然與我的案子無關，但她和我的許多同事一樣，也被關在同一設施的某處。
該系統的兩個方面——與世隔絕的激烈審訊，以及單獨監禁，都旨在擊垮你。作為一個外國人和一名前外交官，康明凱不太可能受到身體折磨，儘管他一定受到了威脅——大多數受害者都沒那麼幸運，身體上的酷刑很常見。我當時就聽見一位同事不斷遭到嚴重毆打的聲音。後來，他們對我進行了6個小時的測謊儀測試，只為向我施加更多壓力。他們的目的是將你擊垮，在你離開之前，他們希望你認真地發自內心承認自己的錯誤。很難不讓人想到在《1984》最後一部分的溫斯頓，他們會用盡一切辦法讓你相信你是錯的，他們是對的，而不僅僅是讓你裝裝樣子寫一些悔過書。
關於邁克爾．斯帕沃爾的情況，我們知道的要少一些，但仍有一些線索。就在斯帕沃爾被帶走前幾週，兩位加拿大人凱文(Kevin)和朱莉婭．加拉特(Julia Garratt)發表了一本書，提供了他們在2014和2015期間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的深刻體驗。如二位在押加拿大人一樣，他們的失蹤幾乎沒有法律依據，而是政治的結果。和斯帕沃爾一樣，他們被國家安全部抓捕並被關押在邊境城市丹東。可以肯定地說，斯帕沃爾正坐在同一個設施裡，經歷著非常相似的待遇。雖然加拉特沒有公開披露他們的秘密監禁地點，但他們在丹東住了這麼久，很可能非常瞭解該設施的確切位置。
在已被關押大約100天之時，二位加拿大人審訊中最激烈的部分可能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禁閉和孤獨，因為中國正試圖找到利用他們作為權力工具的方式。只有美國，加拿大及其盟國的堅決反對，以及對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我們才能扭轉這種局面，並向中國明確表示，以當前中國陷入的局面，唯一能緩解這種局面和將他們作為工具的方式即是釋放二位。
隨著局勢的升級，不僅與華為和美國試圖從加拿大引渡其首席財務官有關，而且美國和盟國現在正在追逐中國猖獗的網路盜竊和黑客行為，政客們是時候好好開始瞭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系統了，因為不僅僅是澳大利亞人，更多的美國人和歐洲人都將成為目標，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如果是由北京國家安全局執行，他們很可能會被關在與我當時相同的設施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