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9年4月2日訊】川普(特朗普)總統上臺之後，美中關係發生巨變。從臺灣問題到南中國海，從貿易戰到打擊華為，美中兩國對立的多，合作的少。川普總統指責中國佔盡美國便宜，把美國當傻瓜耍。但是，他並不怪罪中國，反而批評美國歷任總統聽憑這種事情發生。的確，美國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由來已久，中國對抗美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今天才出現。那麼，為什麼從前的美國政府卻束手無策呢？
這就牽扯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和美國朝野各界對中國的認識問題。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從理論上來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美國的民意為基礎，各個政府部門協調需要捍衛的美國利益，再加上各路專家學者的研究建言，最後由總統拍板。歸根到底，美國制定對某國的交往政策，離不開朝野各界對這個國家的認識。當然，這都是理論上的原則，具體到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會隨著執政黨派和總統的不同，以及白宮和國會的角力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與美國對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一直是有著兩黨共識的基礎。
換句話說，美國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是美國朝野對中國共識的結果。在冷戰期間，美國對前蘇聯針鋒相對、全力遏制打壓。但是，對同樣是共產黨掌權的中國，美國卻是以幫助交往為主。這又是為什麼呢？
許多美國專家和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不少研究解讀。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在他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一書中分析說，這是因為美國上至公卿下至草民都對中國在歷史上遭受列強的殖民壓迫抱以同情。
但是美國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 在他的《中國幻想——我們的領導人是如何為中國的壓迫政權開脫的》(The 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之所以不像對前蘇聯政策那樣充滿敵意，在冷戰年代是因為要聯手中國對付俄國人；而在後冷戰時代則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同中國進行交往將最終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詹姆斯·曼是一位資深記者，常年報導亞洲事務和美國政治，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首席記者。他目前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高等研究學院的住校作家。《中國幻想》不是一本新書，出版於2007年。那時候，習近平和歐巴馬都還沒有上臺，美中貿易戰還沒有開打，劉曉波沒有死在獄中，人們也不知道華為是個什麼東西。但是作者在這本書中，尖銳地挑戰了當時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意識——隨著美中貿易往來的增加，民主一定會來到中國，中國的政治制度終將會發生改變。他稱這種思想意識為「中國幻想」。
詹姆斯·曼認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思潮主要有兩種：「欣慰派」（Soothing Scenario）和「劇變派」（Upheaval Scenario）。「欣慰派」 顧名思義就是主張同中國交往，增加貿易往來。中國在未來肯定會實現民主轉型。「劇變派」則認為共產黨中國外強中乾，已經開始了衰敗的過程。中國的黨國體制終將走向崩潰。
詹姆斯·曼認為，除了這兩派之外，還應該有一個「第三類意見」(Third Scenario)：中國仍然會在經濟上對外開放，但是政治體制仍然會堅持一黨專政。那么二三十年後，這樣一個在經濟軍事上越來越強大，而政治上越來越保守獨裁的中國會對美國和世界產生什麼影響呢？詹姆斯·曼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它解決不了政權穩定性的問題，因此它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個不穩定的因素。另外，中國支持世界各地的獨裁政權，因此會對美國所代表的民主價值形成挑戰。
在十二年前，詹姆斯·曼不可能預見到今天中國的強盛程度和在國際舞台上的所作所為，但是他在當時對「第三類意見」的提出和論述是具有前瞻性的。
那麼，所謂的「中國幻想」是如何產生的呢？ 從尼克松打開中國大門一直到1978年，美國是要聯合中國抗擊前蘇聯。從鄧小平施行改革開放直到《中國幻想》出版的2007年，美國的對華政策的主導思想就是認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必將變得和美國一樣。在「六四」事件之前，美國人的這種想要改變中國的情懷達到了高潮。朝野上下都認為中國已經走在經濟開放和政治開放的正確道路上。這種思想被1989年北京的槍聲擊得粉碎。
但是，在「六四」之後，中國經濟開放的步伐並沒有停下來，反而開放的幅度越來越大，經濟也越來越繁榮。那些對中國抱有樂觀態度的人們認為，只要中國不隔斷同世界的經濟往來，中國的民主轉型就指日可待。這種思想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給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同人權脫鉤，最終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詹姆斯·曼看來，對華「欣慰派」的信奉者的樂觀思想是基於以下的認知：中國經濟的成長，必將催生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肯定會要求政治上更大的發言權。詹姆斯·曼以他在中國的經歷分析說，不管中國的這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有多麼龐大，同十三億的人口數量比起來仍然是少數。但是，中國的利益分配是嚴重向城市傾斜的。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和農村人口的很多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如果根據一人一票的普選原則，中產階級選民會害怕他們的既得利益會輕易地被農村選民所淹沒。因此，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對待民主的態度上恐怕是同政府相一致的。
「欣慰派」的信奉者還經常舉出韓國和臺灣做例子，證明「中產階級=民主化」這個公式的正確。詹姆斯·曼承認在韓國和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中產階級的壯大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他認為這兩地的經歷不能同中國相比。首先，中國的幅員遼闊，比韓國和臺灣大得多，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利益。再者，臺灣和韓國都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因此美國人的話他們不敢不聽。在韓國和臺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中，除了當地人民的鬥爭和爭取，美國對韓國和臺灣的獨裁政權所施加的壓力也是這兩地實現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離不開專家的參與。在美國的對華政策制定中，中國問題專家，也就是所謂的「中國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幻想》這本書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作者分析了當下一些美國的中國通們的成長經歷，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他們的觀點。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朝野上下展開了一場「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討論。緊接著就是麥卡錫主義的盛行，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丟了飯碗。那個時候，美中關係根本就不存在。直到尼克松總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研究中國問題才開始重新受到重視。現在美國的一些知名中國通在尼克松訪華的時候也就是二三十歲，多數還在研究生院裡學習。他們投身於中國研究的背景正好是在美中關係出現新曙光的激動人心的時候，但同時麥卡錫主義的記憶又並不遙遠。他們擔心：任何一些煽動者、任何一場國會聽證會都能夠把美中關係倒退到冰凍時期。他們把國會中或新聞媒體上出現的批評中國的聲音看作是潛在的威脅，認為對華政策應該由在行政部門的專家不事張揚地推行。
詹姆斯·曼認為，這些中國通們向美國民眾推銷的「貿易交往可以使中國走向民主」的理論是一種左右逢源的說辭，因為中國究竟什麼時候能夠走向民主只有天知道，在這同時，美國可以一邊同中國做生意，一邊不用擔心中國缺乏民主。他認為，這種理論使得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認識走入了歧途。
現在，美國已經正式認定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在這個時候重讀詹姆斯·曼在十二年前寫的《中國幻想》，讀者會發現他在書中的很多論述都已經被現實證實。詹姆斯·曼不是一位專家，他只是個記者，但是記者的敏銳觀察使得他得出了一些中國通都未必能夠作得出的結論。那些幻想「貿易交往可以使中國走向民主」的專家們，也是在看到中國的人大修改了國家主席任期的憲法條文之後才徹底幻滅。
原標題：美國精英的中國誤讀 ——讀《中國幻想》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