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運領袖張健（圖片來源：張健推特）
【看中國2019年4月25日訊】編者按：旅居法國的著名民運人士張健近日突然去世，這是他3年前寫的一篇文章。
六四二十七週年，又到了。當年十八歲的我過幾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幾天無意中聯繫上盤古樂隊的小段，六四二十週時候，他們盤古樂隊流亡瑞典，我作詞他們作曲製作了天安門兄弟這首歌曲。他說後來經常往返泰國和臺灣，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實在難受，所以他就決定試試在泰國簽證。他有瑞典國籍護照，泰國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國大使館的簽證。於是小段買張機票就回中國。下飛機就被一群國安候著，關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問什麼招了什麼，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網路上。當然也把我召了。據他說，我黨認為他比我反動。小段對他們說反正搞音樂的，沒有什麼政治頭腦。你們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氣，反動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著瑞典的國籍也不會再給黨國添亂。於是九天之後就放了，現在娶了老婆玩著音樂在中國比較艱難奮鬥，但是湊活活著。
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國無回，有家難歸。柴玲說過她過去的歲月失去兩個最心愛的人，其中一個就是自己的母親。她在流亡，無法看見母親最後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國隨軍牧師，自己的母親重病在床，眼睜睜的看著離世，無法守一個兒子應該盡孝的床前濟。所謂孝道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明濟暗濟床前濟都難以做到。如同蘇曉康先生推著他癱瘓的妻子過著流亡的生活，對我說求仁得仁。
六四被殘酷血腥的鎮壓之後，雖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屬，但是每一個遇難者家屬，流亡者的家屬，殘疾者的家屬，做監者的家屬都經歷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六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開始並不知道我參加了這場運動。我的爺爺是前門茶葉店掌櫃的，我的媽媽家是通州千畝地金大地主。經歷無數運動之後，我母親從來沒有想過我們家還有人會捲進政治運動。
記得那是在天安門糾察隊指揮部，一個同學告訴我說。你家親戚來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親。他什麼也沒有說，放下了一個大食品袋。說這是我們花市二條韓師傅送給我的包子和牛肉。當然，這點東西很快就被糾察隊員們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囫圇吞了。再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同仁醫院。我家旁邊。父親看了看我傷情，告訴我骨牽引長活動這條腿，不然會肌肉萎縮，就走了。
父親最初當兵在北京軍區，之後調到成都軍區。小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很多對印反擊戰的英雄故事，什麼腸子打出來還戰鬥，男子漢站著要像一根柱子，躺著像一根梁。我就是站著進了天安門廣場，躺著出來的。也許他沒有什麼說的。我和父親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親在羅瑞卿大比武的時候，在軍事專業是成都軍區第一名。但是後來政治挂帥，學毛選，就不夠積極。毛選背的快，之後就去騎兵營練馬。
母親後來告訴我，六四凌晨，父親冒著槍林彈雨找我回家。一路上摸爬閃躲，接近天安門的時候，已經戒嚴了。戒嚴部隊已經合圍了天安門廣場，父親看見裡面火光衝天，蹲在樹下哭了。他以為我已經死了。其實那時候，我已經中槍，被搶下來，在同仁醫院急救大廳裡面。許多北京市民父親找兒子，兒子回來，父親被打死了。
母親在醫院照顧我幾天，但是同仁醫院不要陪護。同仁醫院骨科的醫生和護士保護和掩護了很久，在接近二十天的時候，我被舉報。公安在戒嚴部隊的指揮下，卸下我的骨牽引，揣著活動車審問我、最後還是把我留在了同仁醫院治療繼續治療。
在同仁醫院九十天。我的右腿肌肉萎縮脫皮，最後比胳膊還細。母親雇了一輛車，在同仁醫院住院處結賬。好像是上萬元人民幣。在1989年這是天文數字。1989年受傷的學生，都是各個學校出錢繳納醫療費。前提是誤傷。不是誤傷的就要交出檢查認錯書。有的誤傷的學生也要寫認錯書。我們家裡沒有那麼多錢，我的外婆家把賣豬的錢都湊上了五千人民幣。我母親把錢交給住院處，說，我們目前只有這些，今後的我們慢慢還。同仁醫院住院處的醫生說，我們打折夠了。我們不收這錢，就要被說成支持暴亂。還勸慰我媽媽，五千塊錢買了一個大兒子。
我右大腿三分之一處中了一槍，打碎了肱骨幹、我的左右小腿和膝蓋，有跳彈的皮外傷。共產黨的戒嚴部隊拿槍打了我，我這個從燃燒裝甲車裡面救出小兵的六四學生，我們花錢付人民子弟兵子彈的費用。林昭一顆子彈幾塊錢。我這顆子彈比林昭的貴。而且折磨我十九年，2008年11月22日我在法國巴黎取出了子彈。我們家裡不欠共產黨一分錢。現在我和母親家人都是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都快樂的生活。我們沒有任何的仇恨。也沒有什麼敵人。甚至學會向我們開槍的人禱告。也可以超越自身的境遇看待中國的未來。
但是我知道有那麼一股力量總是冒天下之大不違，與自由平等博愛正義真理良知，甚至與神為敵。
我在巴黎一口氣流亡了十六年，就是去年的時候才和我的母親見面。之前準備工作浪費很多周折，準備很多文件，去政府約會，國內的兄弟還要幫著開很多證明，最主要證明就是我的母親是我的母親。還有中智簽證那些中國人，處處刁難。一個邀請信法文，還要中文。還要郵寄反覆。
為什麼我和母親遲到那麼多年見面，一個是我的外婆想念我一直癱瘓，是我母親伺候她，一直到前年回天家。
我約好了朋友開車去機場接母親。可是堵車加算錯時間，我們去遲到了。在戴高樂機場出口，等了許多中國乘客過去，也沒有看見母親。周圍是人頭攢動，這下我可抓瞎了。這時候，我突然聽見張--健--張--健喊我聲音，儘管很微弱。但是我太熟悉這聲音了。從小喊我回家吃飯就是這聲音。我一下就看見母親。在一個乘客幫助下站在諮詢臺。
可是我突然發現媽媽的一條腿拖著走。我問為什麼。母親說，三年前就被拴住了。但是感謝主，經過禱告和中醫針灸，奇蹟恢復。可以慢慢走。七十多的母親這是自己第一次做飛機，自己一個人，本來大弟弟跟著來，可是大弟弟媳婦要生孩子。其他兄弟姊妹都抽不出時間。媽媽禱告之後，說，主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走。就飛來了。
我打開重重的皮箱，竟然是四大條鄰家黑蛋做的香河豆腐絲，還有幾瓶北京二窩頭。母親拖著這樣的有病的身體，為我拉著如此重的食物。我只有眼淚。
回到家裡，我跪在母親面前。說媽媽。對不起。我實在是不孝。母親說不要哭。這都是主的安排。不經歷這些的風雨，我們怎麼認識主耶穌呢。基督徒，地上不見天上見。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我請了假，租了一個輪椅，每天推著母親，走遍巴黎所有的景點和大街小巷。我感受孝道是推著輪椅推出來的。母親說，你十五年都沒有盡孝，那就推一個月吧。因為我推著我的母親。幾乎所有的巴黎景點都對我母親免費的。到處都是伸出的手幫助上下地鐵。母親說這個國家人們素質多高啊。多麼尊重老人。我沒有為法國做任何貢獻。他們也給我免費。還開特別通道。就是我因著推著母親，也免了門票。
一個月的時間眨眼就要過去。我家一個房間窗子可以看見遠處的機場。我睡在媽媽的身邊，媽媽最後那幾天每天都數著遙遠天空，戴高樂機場起落飛機。她知道要走了，不放心我一個人。
母親臨走的時候，他把我的衣服全部疊整齊。我送她到機場。這次我專門安排了機場的殘疾人接送服務。當機場工作人員，推著母親進入閘門。那個入口，我是不可以再進去，我看著遠處母親在抹著眼淚。閘口的工作人員安慰她。
無論我在柬埔寨，在臺灣，在越南，在巴黎，在德國，我們看見許多飛機飛往中國，但是沒有一個座位我們流亡者可以坐下的。
母親這次是飛到香港，從香港再回到北京。這是法航的飛機。上飛機前，我給母親寫了一個法語的便條。我不吃法國的麵包，牛肉和酸奶。我需要兩個毛毯等等。母親後來告訴我，一上飛機，一個穿著西服中國小夥子就一直在飛機上幫忙，給我母親拿這個要那個。母親以為他是法航的空少。後來離開香港時候，做南航的飛機在艙門口，我母親一眼就看出了他。一個穿著一身警察服裝的警察。他對母親點點頭。母親說，原來是特務啊。我對母親說，那也感謝習主席黨和人民政府。幫助我照顧你旅程。
在香港是港之聯接待母親。港支聯的馮大姐專門照顧她。母親見到了佔中三子的朱耀明牧師，他也是我要回家的負責人。還有香港電視臺鏗鏘集的那些導演和攝影師。六四二十週年春節他們去我家採訪，冒充是我的好朋友來玩，我母親不知道他們記者，每天好吃好喝。住在家裡，最後他們拍攝了六四二十週鏗鏘集的一部分。母親高興見到和朱牧師夫婦，一起為香港，為中國禱告。馮大姐推著母親去六四博物館參觀。港支聯的主席和工作人員在那裡。還有我蘋果日報的朋友們。母親不願意接受採訪。她認真的看那些圖片。馮大姐告訴我，母親從頭看到尾，從頭哭到尾。之後就一口飯也不吃了。母親說沒有想到。學生們，北京老百姓，支持六四的國家領導，最後死的，傷的，關的，是如此的慘烈。
母親和香港的支聯會的朋友灑淚而別，她說，你看看我們家裡和這些香港人，非親非故。六四也是中國北京大陸的事情，她們怎麼對我們那麼好。非親非故。那麼關心。這些人都是多好的人啊。好人支持都是好事。
現在母親似乎樂觀很多，她說比起那些1989死難的同胞，我們幸運的多。人生如果再有一次選擇。我保證不做這些事情。我之所以堅持，就是我知道那麼多的六四的兄弟姊妹，他們天人永訣。知道現在沒有一個還給他們真相。所以我要為六四做這個見證。
這一次找到了當年我在北京同仁醫院的出院證明，入院證明和診斷證明、我的子彈捐獻給香港六四博物館的時候，港支聯專門寫信給同仁醫院，詢問我的傷情當然他們沒有給任何的回答。現在找到這些，放在這裡。捐獻給港支聯。就是要說，面對歷史我們誠實無悔。
我一般不願意把家人和朋友放到這裡，六四還有很多我不在這裡說。我公布這些，是因為他們已經退休，已經很老了，有的醫生和朋友已經故去。一個人的德行和品行不會是一天就高尚或者低賤。水是有原的，樹是由根的，一切都有原因的。
母親說現在的北京生活很好了，特別是北京通州，習近平親自命令北京市政府搬到那裡，在我老家旁邊，我們家的那些房子值錢了。老百姓醫療等等，退休金都提高了。可是在巴黎陪我買一次藥物。母親說，這一分錢不花啊，就顯示一下福利卡。這真是社會主義國家。
許多朋友請母親吃飯。一次這裡的牛鬼蛇神聚齊。盛排宴宴，我母親觀察一下，你們左後都整的一堆光棍啊。那天一堆民運人士都是老的少的都是單身漢。
我帶母親去了好幾個教會聚會，做見證，學生們和教會弟兄姊妹很喜歡她見證。母親說的很樸實。比如中國人向前沒有路，向後沒有路，最後沒有辦法，就一拍大腿，說老天爺怎麼辦啊。那老天爺過去我們搞錯了，不是玉皇大帝。而是耶和華上帝，他的兒子就是耶穌。
有人問共產黨員可不可以信耶穌，我母親說信耶穌的共產黨員是最好的共產黨員。
母親最常說的信耶穌要真信。真是信仰者一生追求的目標。
這就是我的一九八九，這就是我的父親母親。
我在巴黎寫了一個橫幅，上面有我寫的一排字，大家共勉。
六四英烈，飲彈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國，生死與共，一生愛你夠不夠。
文章寫於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