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臺灣的統戰活動中，控制媒體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內容。（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在中共對臺灣的統戰活動中，控制媒體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經制定並實施思慮周密的控制臺灣媒體和出版的統戰方案。胡錦濤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傳部和統戰部共同擬定的對臺灣媒體統戰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讓有關部門的同志們樹立一個信念，通過對臺灣社會思想輿論的引導，使兩岸統一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統一先行，用思想統一引導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實現對臺灣媒體和出版的掌控。」胡錦濤的這個批示，作為指導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被再次引用。中共控制臺灣媒體和出版的內部戰略，表述為十六字方針，即「以臺制臺，為我所用；由點到面，全面控制」。
之所以要「以臺制臺」，是因為這個領域相當敏感，直接通過中共或者大陸的機構實施控制，極可能引起臺灣社會的警覺，而用臺灣人作為代理，則可以起到「暗度陳倉」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針則顯示出中共控制臺灣社會輿論和思想自由的決心與自信。決心源於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非理性的戰略；自信則來自於中共對其實行文化統戰策略的有效性的預見。中共實行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策略，無非是運用經濟利益的槓桿，撬動臺灣相關業者的貪慾之心，然後，用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思想上的服從。
中共對臺灣出版業者統戰的具體方法是，「拋出兩個釣餌，提出一個條件」。所謂兩個釣餌，一是對大陸廣大圖書市場的准入；一是允許其作大陸廉價圖書在臺灣的代理商。所謂一個條件，就是不准在臺灣出版政治上對中共不利的圖書和音像製品。
從二○○五年起，中共宣傳部每年年初都通過中間人，以非正式但卻明白無誤的方式，告知與大陸圖書業務有合作關係的出版業者，絕對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則，同大陸的圖書業務便將終斷。五年以來，每年在中共宣傳部禁書作者名單上都出現的，有袁紅冰、辛灝年、何清漣、達賴喇嘛等人。
通過利誘與威脅，中共已經相當程度成功地控制住臺灣的出版業。對中共可能產生不利政治影響的書籍在臺灣出版困難重重，而為中共歌功頌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現實和歷史的各種各類圖書，則汗牛充棟，在書店中隨處可見。此情此景與中共政治警察和嚴格的出版檢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陸圖書出版市場幾乎毫無二致。現在，臺灣除少數幾家出版社還不受中共利誘和政治控制，堅守出版自由的原則之外，眾多出版社已經淪為中共和金錢的政治與思想奴隸。
控制臺灣的媒體則是中共統戰工作的第一重點。中共是靠暴力和謊言奪取並維護其政權的，媒體則是中共製造謊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視控制媒體是中共的一種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領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對中宣部作出指示，稱：「控制了臺灣的媒體，就等於控制了臺灣的一半民意。這種控制比派軍隊去還管用。這是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思想意識又指導人的行為。」
中共對臺灣媒體的控制，遵循「利誘與收買雙管齊下，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的思路進行。這個思路也是當年江澤民提出的。
「利誘」的涵義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為籌碼，要求臺灣的媒體業者為中共在臺灣進行統戰的思想宣傳服務。只是對於臺灣媒體，中共的利誘可謂出手闊綽，不計血本。媒體業者如果同時經營出版業，則前述對出版業者的兩個釣餌依然有效；如果媒體業者兼營或者主營其他經濟項目，並在大陸有企業，只要該媒體業者願意犧牲新聞自由的原則，為中共的統戰作宣傳，那麼他在大陸的企業便擁有了只會獲得利潤而不會虧損的特權——在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腐敗的官權是王者，可以隨其意志決定企業的虧贏生死。
所謂「收買」，具體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資，由已經成為中共統戰工具的「台商」公開出面，收買臺灣媒體。之所以由「台商」公開出面，是為掩蓋中共對臺灣媒體實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陰謀，讓媒體繼續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強其實質上作為中共輿論代言人的對臺灣人宣傳的欺騙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資則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誘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體。中共通過台商購買臺灣媒體的統戰行為，早已展開，並取得極大成果，而其勢頭並未減弱，甚至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君不見，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一次眾多中共官員出席的會議上，急中共之所急，公開宣稱他要斥巨資，回臺購買電視臺。真可謂對中共剖肝瀝膽，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謂「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臺灣媒體本身，即控制硬體，還要同時對媒體的工作人員進行統戰工作，以達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來，諸多臺灣媒體的記者、編輯，都曾受到大陸相關單位的邀請，免費赴大陸作業內交流，兼之以觀光旅遊。而大陸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與鮮花齊舉，熱情與豪華並至。中共「投之以瓊瑤」，臺灣的記者和編輯又怎能不「報之以桃李」？於是，撰文編輯之際，自由、客觀、公正的媒體職業道德原則，常被感激圖報之意侵蝕。更有甚者，某些名記者、名編輯，在中共著力「統戰」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動作中共代言人，實質上把自由臺灣的媒體，變成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時竟如此脆弱，亦良足為之扼腕而長太息。
臺灣電視節目中有一個奇特的群體，即「名嘴」。「名嘴」們大都有一個與知識份子身份相關的頭銜，但其中許多人神形之猥瑣庸俗，語言之粗鄙無聊，思想之淺薄無知，均堪稱絕唱。從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企圖影響社會輿論的努力中，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共統戰的陰影。他們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在因統獨之爭而至於族群撕裂的臺灣傷口上撒鹽；有的搖唇鼓舌，為某些國民黨權貴的媚共投共行為作合理性詮釋；有的油嘴滑舌，為中共粉飾太平。其中最過分者，竟有膽量公然違背《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共中央電視臺的「海峽論壇」節目中，稱中華民國的總統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真是視臺灣的法律如無物，有恃無恐達於極致；其所恃者，無非中共背後的政治撐腰。
現在，臺灣也只有少數報紙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孤獨保持著立場的獨立性；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中，仍然沒有被中共利誘和收買的也所剩無幾，可謂寥若晨星。翻開臺灣的報紙，打開臺灣的電視，所看到的絕大多數關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情景，都是一派鶯歌燕舞，太平盛世的偽宣傳。似乎臺灣的報紙和電視臺已在中共宣傳部的絕對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畫就進一步加強對臺灣媒體的控制，提出極為具體的計畫，即要求有關部門在二○一○年年底之前，採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時報集團、蘋果日報集團、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令計畫講：「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已經作出決定，臺灣下次大選前，我們一定要作到輿論清場，以保證國民黨勝選，為簽訂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打好政治基礎。所以，對於我提到的那幾個媒體的控制工作，要由專人負責，要立下軍令狀，務必按時完成。即便暫時需要付出比較大的經濟代價，也再所不惜。」
中共統戰的鋒芒已經明確指向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等。在中共的利誘和威脅前，這幾個碩果僅存的獨立媒體，還能夠堅持住媒體的職業道德的底線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中共正在推進由經濟統一到政治統一的進程。冷酷的現實是，在此之前，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已經率先實現了另一種統一，即臺灣的媒體和出版已經基本成為中共統戰的第一片淪陷區。中共初步具備了通過臺灣媒體和出版，左右臺灣社會輿論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諸臺灣的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輿論工具的片面、虛假的宣傳效應，對臺灣人實施實質上的思想專制。
更可怕之處表現為，臺灣社會正在形成對待與中共有關問題上的「自律」現象。所謂「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論上，自覺地不去觸動中共的政治底線，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因中共的報復性行為而遭受損失。這種「自律」現象在投資大陸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現在已經廣泛滲入臺灣內部的社會各階層。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臺灣的各大酒店，包括眾多著名的國際連鎖酒店，由於擔心中共報復，影響其在大陸的業務，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勸告」，自動關閉三立、民視等電視臺在酒店內的頻道；與之同時，受中共直接控制的電視臺的頻道卻暢行無阻。臺灣社會各階層出現的對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體與出版必然產生的社會輿論後果，也是臺灣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喪失思想與言論自由，處於中共思想專制之下的標誌，同時更表明一種政治奴隸的心態，即在強權之下，為了生存的利益，自動放棄精神自由的權利。以「自律」的方式放棄自由，比鐵血強權用國家暴力剝奪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劇性。因為，前者意味著人性的最深刻的墮落——為了物慾而背叛自由。
儘管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卻並不以此為滿足。根據胡錦濤的指示，從中共國台辦到海協會，都釋放出信息：鼓勵大陸媒體到臺灣發展，也歡迎臺灣媒體到大陸發展。這個信息看來是雙方對等，實際是只有利於中共。因為，臺灣媒體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陸發展也不會造成中共對傳媒失控的現象；大陸的媒體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這些媒體登陸臺灣，與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陸臺灣是同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