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反送中示威者面對警察。（圖片來源：中央社）
【看中國2019年7月4日訊】2018年12月，來臺旅遊的香港女子潘曉穎在臺灣被男友陳同佳殺害，但因港臺之間並無刑事協助安排，已返港的男友無法移交臺灣接受調查與檢控，該案觸發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於3月26日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提交至立法會審批。
該草案建移除原條例對隊中國、澳門、臺灣的地理限制，使香港可以利用「一次性」或「專案」或「特設」的協議，將其犯移交至司法不獨立的中國，因此外界又稱之為《送中條例》，草案一出，輿論嘩然，反對修例的遊行一浪高過一浪。
據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公布的資料，香港市民先後於3月31日、4月28日、6月9日與6月16日四次街頭示威，人數分別為1萬2千人、13萬人、103萬人、200萬人，6月16日的示威人數更是佔香港常住人口約四分之一。六月的兩次抗爭，國際媒體普遍矚目，其中，《經濟學人》與《時代雜誌》的亞太版均刊出封面故事評述香港反送中抗爭，《經濟學人》封面紅底黑字的HONG KONG，兩個字母O連接為手銬的圖示，象徵條例通過後，香港市民可能被秘密逮捕並引渡至中國；
《時代雜誌》以新聞相片做底，描繪了警方在6月12日夏愨道清場時，示威者被打掉的一把黑色雨傘，雨傘掉落在瀰漫的催淚氣體中，凸顯香港抗爭的勇氣與悲情；港內，《十年》導演歐文傑，伍嘉良組成的獨立創作團隊一丁目在蘋果短片平臺播出獨立製作的諷喻短片《逃犯條例三部曲》：《在森林和原野——動物逃犯篇》、《漸暗漸行》、《砧板上》，三部短片想像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通過後的光景，兩制並為一制，東方之珠淪為「廢都」。
香港的崩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北京對香港的管治行之有年：2002年「二十三條」立法、2015年銅鑼灣書店案、2016年四議員DQ案，2017年深港高鐵「一地兩檢」、2017肖建華案、2017年十九大直言「全面管治權」，2018年《金融時報》編輯馬凱遭港府拒簽、2018年社運領袖梁天琦被判囚六年、2019年佔中九子審判……北京越來越不容忍香港成為「紅色帝國」自由飛地，河決淹井，威權主義逐漸籠罩香港。
一直以來，香港的政體被歸類為介於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混合政權，雖無普選，但公民權利仍受法制充分保障，傘運之後，民主轉型希望落空，當權者大力壓制民間社會，香港威權色彩日益濃厚，終變為半威權政體，學者戴耀庭將香港半威權政體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公民受法律的保障越來越少，越來越多反對派人士會被起訴及入罪；法院選取迴避敏感政治議題甚至主動迎合的態度；主流傳媒全面歸邊，成為了與威權政府的傳聲筒；選舉雖仍然進行，但威權政府用盡各種方法去操控選舉程式以得出有利於當權者的選舉結果，包括任意重劃選區界線、緃容種票、政治審查參選人資格、推翻不利的選舉結果；制定涵蓋面闊及條文空泛的法律、讓執法者基於寬鬆的標準拘禁反對派人士；更多人會單純基於政治的原因而被拘禁。
面對崩壞的現狀，港人並未坐以待斃，抗爭行動連綿不絕：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2010年菜園村反高鐵事件，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魚蛋革命，再到今年反送中抗爭，香港抗爭史可謂是半部香港現代史。
兩制也是兩種生活方式
北京近來不斷強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態度日趨強硬，充斥著大中華的心態，從實際情況上來看，兩制遠比一國更突出，自由與法治正是香港區隔與中國的關鍵所在，港人連綿不斷的抗爭正是要留存免於恐懼的自由。制度的生命蘊藏在大眾的生活方式裡，香港中國的相隔不過一條窄窄的深圳河，在實際距離微不足道的同時，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裂縫卻逐漸加寬：一邊是黃雨傘，一邊是坦克車；一邊是開放社會，一邊是鐵幕國家；一邊是逆權公民，一邊是雖遠必誅……
香港公民廿載的奮鬥與抗爭，也是對紅色中國及其生活方式的拒斥，紫荊花到和五星旗的距離也是文明與野蠻的距離，自詡崛起的大國仍是現代文明的相反數，動物農場的故事不斷上演：非法拘禁、社會原子化、無處不在的審查、無孔不入的宣傳、權力恣肆、權利限縮、以山寨與破解為能事、官辦媒體、官辦教會、官辦NGO……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回到本月香港底色：公民連場抗爭，警方強力清場，香港社群網路上薪火相傳，中國媒體上卻歲月靜好、歌舞昇平，彷彿處於兩個平行時空，兩制的差距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點滴當中。
不認命要抗命
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公民抗命」的意念在香港家喻戶曉，五年後的九子審判，戴耀庭的結案陳詞更是將公民抗命的本土化論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民抗命是美國詩人梭羅提出的一項政治概念，即公民面對不公不義的現實沉痾，進行公開與和平的抗爭，美國思想家漢娜‧鄂蘭更是將公民抗命視作拯救共和的最後手段，「當一個國家既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運作，權威盡失，政治實踐的非常時刻當然地出現了，正是這非常時刻，講自願結社轉變為公民不服從，將異議變成抵抗」。漢娜‧鄂蘭論述的是上個世紀六〇年代的越戰與黑人民權運動之際的美國，其內涵同樣適用於反送中抗爭的香港：後傘運時代新舊勢力纏鬥與激盪，百萬港人突發的聚集，警民對峙空前嚴肅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香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反送中抗爭是雨傘運動的延續，若無民主，法制與自由隨時可能不保，兩場逆權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抗爭者的價值交集，傘運是向前爭取真普選，五年後的反送中則是堅守自由與法制的背水一戰。恍惚間，香港彷彿從東方之珠衰變為悲情城市：輾轉於胡椒水與橡膠子彈間的學子、怒吼與啜泣的母親以及兩條原本鮮活的生命。
連場的反送中抗爭，沒有領袖與策劃，無人可以約束，完全碎片化，社運現場卻井然有序，堅守多時，現場抗爭者透過自身網路為其他者提供多種支援，夏愨道與金鐘上的香港市民相互扶持、同仇敵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人都是領袖。
截至6月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已兩度道歉，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修法，但並未釋放被捕的抗爭者，並未撤回「暴動」定性，並未追究警方暴行，不過，經此一役，官方形象已徹底破產，特首及其建制派人物所構建的以利益輸送為主導的官方紐帶遭遇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衝擊，其力量來自於香港的公民社會，這種超越利益，以理念與道義相連接社會結構與生活形態已然成型，無權者的權力是公民對正常生活的堅持，發軔於彼此對共同價值的信任。
希臘哲⼈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記》有云：「自由的秘密是勇氣」，自由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隨時都可能不保，公民須在必要時站出來爭取與捍衛，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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