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習仲勛在龍門景區前留影。（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7月9日訊】我們本專欄上星期的文章《葉劍英一家對習近平一家恩重如山》中已經介紹過了習近平在中共政壇上的一步步走來，關鍵時刻都有葉選寧的點撥。其實，不但是習近平本人，甚至他父親當年為政壇復出不得不做出的一項違心否定自己，向當年被自己殘酷整肅過的王震屈辱致歉的舉動，也是因為葉選寧的及時點撥。
我們自由亞洲電台上週五剛剛播出了《七五事件如何改變了新疆？》的討論節目，胡平先生在討論中發表觀點說：毫無疑問，這十年漢維關係變得更緊張。現在中國當局的做法，其實指導思想非常簡單。它認為，新疆的問題就是民族認同和宗教信仰的問題，因此消滅了民族認同、宗教信仰，什麼事情就沒有了。所以它現在所作所為，就是從文化、教育、宣傳上，讓維族人忘記他是維族人，讓信仰伊斯蘭的少數民族放棄他們的信仰。就是從文化上推行一種徹底的強制性的漢化政策，這是它的基本出發點。所以它採取的措施，不僅僅是直接的政治迫害，而是全方位的，因為它整個要從文化上消滅這麼一個族群。
筆者在我們自由亞洲的本專欄裡也曾以此內容發表過《決戰「泛清真化」與鎮壓「大回族主義」的歷史輪迴》等分析文章，認為習近平上臺之後在對待新疆少數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個毛澤東時代裡最左時期的變本加厲。美國國會有關中國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中，譴責中國大陸習近平當局對新疆維吾爾人展開前所未有的嚴厲鎮壓構成「反人類罪」。對照一下中共政權的「治疆史」就會發現，如今的習近平當局正在「決戰」的所謂「泛清真化」，與上個世紀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澤東派往統治新疆的中共左王王震所要鎮壓的「大回族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情。
熟知中共執政史的人士都不會忘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黨內最著名的兩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鄧力群，「武」是王震。而他們兩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經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氣。從所謂「黨內路線鬥爭」的角度，他們兩人當時可謂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政治死敵」。
回顧中共建政之初，當時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鄧立群，不但拒不執行習仲勛代表西北局所作的《關於西北地區土改和統一戰線、民族工作的報告》，故意在當地黨報上將習仲勛報告中所有對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軟性政策內容全部刪除，在實際工作中對習仲勛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習仲勛當時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遊牧區不宣傳土改，也不提反惡霸、不清算；半農半牧區暫不土改；嚴格保護畜牧業，牧畜一律不動；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動；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暫時一律不動；必須排出各民族、各教派頭人名單，堅決保護必須保護的人過關」，等等。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當習仲勛得知王震和鄧立群居然在當地少數民族界及宗教界濫捕濫殺，強力推行了與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極左政策之後，立刻緊急上報中央討個說法，於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下令讓習仲勛和王震即刻進京開會，同時向新疆分局下達了由毛澤東親自簽署的「緊急指示」……。
王震（左）1982年在海軍東海艦隊視察。（網路圖片）
筆者至今更相信是「好事者」的故意所為，2016年初中國內地的搜狐網突兀地轉發了《1952年王震遭批判後撤職離開新疆內幕揭秘》一文，註明文章來源是《人民網》，但現在已經在《人民網》上搜索不到這篇文章了，顯然是因為文章中對習核心的父親「著墨過多」。
該文章的引言是：……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嚴厲批判，被撤銷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新疆財委主任的職務，被迫離開他苦心經營的新疆。那麼，王震緣何遭到批判？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又是怎樣的呢？
這篇通篇都是在為當年受到習仲勛「殘酷整肅」的王震大訴委屈的文章內文回答說：王震當年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區改革…….王震認為，鎮壓反革命分子越徹底，牧區就越穩定。1951年5月王震主持的新疆分局發出《關於北疆牧區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確定在全疆減租反霸已經結束、土地改革尚未開始前，在北疆遊牧區開展一次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直接對抗習仲勛主持工作的西北局指示……。
如上黨史文章還記載說，6月28日，中共中央為瞭解決新疆分局在牧區工作中的錯誤問題，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會議，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到會並講話。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實際主持該局工作的習仲勛、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格平等參加了這次會議。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一書記是正在指揮所謂「抗美援朝」的彭德懷，所以當年習皇帝的父親習仲勛是當時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實際一把手，名符其實的「西北王」。
習仲勛在當時那場和清算王震的在北京召開，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新疆西北分局常委會議聲色俱厲地痛陳「以王震同志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錯誤，特別是王震同志犯的錯誤，違反慎重穩進的方針，用向西北局鬥爭的方法，強迫西北局就範。粗暴、強詞奪理，企圖把中央和西北局分開，說中央正確，西北局右傾，發展到無法無天，無中央之天、黨紀之法。」又說，「王震在牧區工作上所犯的嚴重錯誤，是其一系列錯誤發展的總暴露。新疆有嚴重的民族問題而沒有民族工作，有嚴重的宗教問題而沒有宗教工作。」
按照黨中資料的詳細記載，當時這場會議上的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嚴厲批評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錯誤」。
這次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員會，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政治委員和新疆省財委主任職務……。王震後來回憶說：「我到新疆就是為新疆人民辦好事。我對習仲勛批判我‘新疆有嚴重的民族問題而沒有民族工作，有嚴重的宗教問題而沒有宗教工作‘等等，沒法接受但也無可奈何。，我挨了批評以後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毛主席批評我時，說了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問題。他說，‘你的錯誤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是小指頭，而且是半個小指頭，不是路線錯誤，不是政策錯誤，就是粗暴，不適宜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新疆問題是對我一生中最大的打擊。」
一個月之後，為了貫徹北京會議精神，習仲勛主持的西北局、新疆分局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新疆省第二屆代表會議。會議的任務是，檢查總結新疆分局的領導工件，糾正在牧區改革上的錯誤，討論土地改革工作等問題。新疆分局常委、委員全部都參加會議。
習仲勛在會議開始時作了《傳達中央指示及時檢查新疆工作意見》的報告，嚴厲批判此前「王震領導的新疆分局‘左’的冒險急進的錯誤，是部分的，但是嚴重的，其中有些是驚人的。」「以王震為首的新疆分局，在將近三年來工作中，雖不是每一個時候都違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針、政策，但是有些時候嚴重地違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針、政策；雖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錯誤，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錯誤。」
王震被迫在會上做出「深刻檢查」之後，主持會議的習仲勛還特別要求：「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毫無保留地揭發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領導工作中的錯誤」，特別鼓勵本地幹部多發表意見，「不怕多講，不怕態度不好或語言不恰當，也不怕事實有出入，只要有意見能講出來就是好的。他們的意見，對的接受，不對的一律不去反駁」。
如上為當年的王震抱屈的黨史文獻還記載說：當毛澤東聽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發言（其實就是習仲勛的發言）時曾插話說：「照你們這樣一講，王震豈不是新疆一霸嗎？」而在習仲勛主持的這次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上傳達時，竟被說成「毛主席說，王震是新疆一霸」。會上，在不少人在發言中實際上全盤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績，還有人在會外各種場合對新疆的工作進行過分的指責。有人竟就兩年多工農業建設中的重大成績非難王震說：「你們在這裡開荒，在那裡建廠，人家民族的人民怎麼看，這還不是殖民地？把我們民族當做你們漢人的殖民地！」
如上黨史文獻還記載說：隨後，由習仲勛親自從西北局派出的財經工作檢查團到新疆檢查工作。檢查團幾乎是全盤否定了王震領導新疆時期的財經工作。有人竟把軍隊在荒無人煙的戈壁上屯墾、節衣縮食興辦工廠，說成是軍隊搶了少數民族的土地、資源……。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高潮，頓時被一陣風暴吹散了。經過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損失。至於這場風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對於全省各級許多幹部所造成的傷害，在職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則是無法以數字來估量的……
筆者去年在本專欄的發表的《王震當年主政新疆險死習仲勛之手？》一文曾被一些華文網站改標題為《誰說習仲勛歷史上從未整過人,王震當年主政新疆險死習仲勛之手？》，文中介紹了事隔半個多世紀之後為王震「鳴冤叫屈」的黨史回憶文章中的這樣一段內容：王震患有多年的腸胃痢疾，腸胃出血。每遇到過分勞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氣發火，就會犯病。1952年12月間，王震懷著悲憤的心情離開迪化，到蘭州參加西北軍區召開的會議。有一天晚間突然發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軍區總醫院醫治，經過輸血搶救，才轉危為安。有些同志前去醫院探望他，在交談中，熟讀《三國演義》的王震曾不勝感慨地對一位同志說：「我現在才知道，周瑜為什麼會被氣死！」
當年險些死在習仲勛之手的王震在毛澤東去世之後被鄧小平一家視為「救星」，從鄧小平三女兒鄧榕事後的回憶文章中不難看出，復出工作並很快掌握黨內和軍內實權的鄧小平對王震幾乎是言聽計從，有求必應，更何況當時的鄧小平對是否「解放」習仲勛還有一層「高崗事件」的顧慮，所以老謀深算的葉選寧才讓習近平和他的母親齊心向習仲勛轉達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頭；凡事為大局謀，委屈方能求全」的善意提醒。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鄧小平下令黨內發文徹底否定了習仲勛當年主持的西北局」對王震同志的錯誤處理」，為王震恢復名譽並肯定他當年在新疆工作的「巨大成績」，文件中還特別附上了習仲勛對當年「錯誤對待王震同志」的深刻檢討。該文件下發的當天，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轉告習仲勛，恢復他的黨組織生活，回京接受工作安排…….。
（原標題：習近平用比王震更殘暴的治疆政策徹底否定了自己的父親）
